若談及謀略，我認為春秋時期更勝一籌。

第一、大背景都是戰時背景，但是敵我物件變數較三國時期靈活；

第二、春秋時期各國的文化和國情各不相同，但三國時期的各國都經過秦國統一文化和制度的洗禮；

第三、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在理論與實踐的角逐中推陳出新。

春秋戰國是一個亂世，三國也是一個亂世。

這兩個亂世都給後世留下了很多故事，有的驚鴻一瞥，有的驚才豔絕，有的悲天憫人，有的鐵馬金戈，有的鼎故革新，有的海內一統。在歷史上，他們都在華夏帝國版圖內完成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價值觀重塑，都給後世留下了大量的成語典故、民俗傳說，都在華夏文化的歷史脈絡裡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更有些大量內容成了中華獨有的文化符號，在世界其他地區擁有眾多的粉絲擁躉。

（東漢末年分三國）

然而，雖同為亂世，他們卻是有著顯著的區別。

春秋戰國是在外敵入侵，王權不彰的環境下開始的，因此春秋戰國的亂世從一開始就有著救亡圖存的性質，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自覺意識。所以，春秋戰國不管怎麼亂，都會有“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道義，即是齊桓公首倡的“尊王攘夷”。這一內憂外患的時期，恰恰促成了中國歷史上制度革命、文化建設的黃金年代。

在大開大合的競爭中，貴族封建制逐漸讓位於平民社會狀態下的專制帝制，由此形成的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理論基礎等多個方面都在短時間達到了井噴的狀態。所以，春秋戰國是真的繼往開來，它不僅打破了一箇舊秩序，還完成了中國政治秩序的重建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養成，並深刻地影響了未來2000多年的民族文化心理。所以，這一歷史階段的謀略，重在開創，在很多領域都開了先河。諸子百家爭鳴，在這一歷史時期就給定下了基調。

（真名士自風流的春秋戰國）

透過春秋戰國洗禮的華夏民族，擁有發達的思想文化和強大的武力，民族自信心強大，開始向周邊飛速地拓展勢力。這樣的心理優勢，也使得華夏民族建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並以文化上的優越性，向周邊輻射影響力，打造了中華文化圈。可也由於過於早熟的文化，使得中華帝國的精英們認為自己已經瞭解了整個世界，“征服世界”是為了要利用和傳播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抑或是古羅馬、古埃及、古波斯，在人類第一波智力爆發的那個年代出現的帝國，都是對自己的知識體系無比自信，要最大範圍地普及開去，建立一個極樂世界。這種思維定式一直影響到現在，直到如今我們在遇到新問題時，還總是要回過頭去，鑑古知今。

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謀略是宗師級別的，開宗立派，而且一上來就開宗明義，是全能全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以後的各個朝代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都沒有能夠超越的。所以那個時候的故事能歷經百代而不衰。

（春秋戰國最終形態：華夏帝國）

三國時期則不然，這一歷史階段是在農民起義中開啟的，封建帝制並沒有遇到革命性的制度危機，因為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400多年的歷史，並沒有完全開創出一個迥異於秦漢制度的新紀元。因此，三國這個亂世是對傳統價值觀顛覆，雖長於破壞卻短於建設，以至於產生了不少的隱士，概是因為不忍看這世間的亂象。很多知識精英對眼前撥不開的迷霧陷入了整體性迷思，因此在文化上一度呈現出病態般的審美情趣，尤以談玄為時尚，崇虛名而不處務實，即當時的名士做派。

這一歷史時期，梟雄迭出，霸主屢現，卻始終沒有王者以安天下，天下大義逐漸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極端利己主義思潮。

（極端利己主義思潮萌動）

可能三國的歷史實在太短，從公元184年至280年，只有96年的歷史，它只能完成破壞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奇謀迭出，精彩紛呈，但缺少開創意義。不管是軍事上的對峙，還是文化、經濟上的比拼，在先秦時期的500多年曆史中，都有對應的故事可資借鑑，連曹操都附會一句“梁地五百年有王者出”的讖語。可能三國時期耗盡了中原的人傑之氣，在接下來的數百年中，中原大地黯淡無光。

直到公元589年，天下才又重歸一統，漢民族再次強勢迴歸。漢朝末年的秩序重建，總共耗費了400多年，將秦漢時期的三公九卿變成了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

可能一個新的秩序的重建過程，總需要500年時間吧，所以才會有那句著名的“500年有王者出”的政治預言。

（隋唐：中華第二帝國）

所以，春秋戰國的謀略的精彩程度要遠大於三國時期，而且這是華夏帝國民族意識覺醒的關鍵時期，也是一次救亡圖存、觸底反彈的歷史時期，不論從哪個維度看，都要比三國重要的多。三國曆史之所以精彩，更多是因為破壞舊秩序的暴力美學更容易深入人心，而建立新秩序的漫漫長途卻會讓人覺得寡淡無味。可是，歷史是有溫度的，那些精彩紛呈的暴力美學的背後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數不清的顛沛流離，興亡百姓苦，誠哉斯言。

別的不說，看看《隆中對》就知道了。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個人認為，謀略的重點不一樣，早期的謀略更注重造勢、以期達到形勢逼人的趨勢；而後期的謀略更注重挖掘和發揮人的個性、更細化/系統化、更講究節奏。

春秋戰國時，剛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過渡，百姓/士兵尚處於半奴半農半兵的狀態，且教育未普及，高階將領之下全部是文盲（缺乏啟發教育的基礎）。

因此，這時的謀略更側重上政伐交，很少有以少勝多的機會。

高階將領以下的文盲士兵，不僅不懂任何兵法，而且原始質樸到只能按照本能做事、基本不會使詐——所以，在戰爭細節上，才有曹劌論戰裡“一鼓作氣”、“轍亂旗靡”為真敗的道理，也能讓“減灶增兵”這樣的伎倆成功。

對比的話，到有勇無謀的項羽“破釜沉舟”時，已經可以用教育啟發士兵士氣的方式來以少勝多了，這在春秋戰國時是極少出現的。

而說到三國時期的謀略，則已經發展繁盛到工業革命之前幾乎最高的高度。

無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三分天下”取蜀最益這樣的長期戰略，還是坐等遼東獻上袁尚袁熙人頭、草船借箭這樣的戰術級智慧，都是在充分綜合了天下大局、人心向背、雙方士氣、環境因素等等條件後做出的最佳選擇，需要考慮的因素和謀略細節、執行節奏等都比春秋戰國時複雜和龐大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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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的普及、智力的開發，人類社會無論是純軍事的兵法、還是可類似兵戎競爭的商戰、企業管理，總的趨勢都是服從早期謀勢為主、逐步向更復雜更細化的綜合謀略發展的。

比如，選擇封邊禁海的戰略就可以使中國在封建社會末期從領先世界迅即淪落到半殖民地；而兩百年後改革開放時已不是更改國策即可實現復興的了，必須從方方面面各自細節取落實開放、創新才能追趕上世界趨勢。

但到了網際網路技術逐漸普及後，僅靠戰略選擇已無法確保企業生存（例項太多，大家可自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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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明越久遠，對智慧、謀略的追求/運用上就越深厚。

謀略自身發展的趨勢，也是從簡單到複雜、從隻言片語到龐大的系統工程、從食肉者從之到全員貫徹。

所以，很難說哪個時期的謀略更勝一籌，只能說各有符合時代特徵的不同特點，都是不同層次上的文明精粹。

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一個『真理』？

無論春秋戰國又好，三國時代又罷；所有謀略者都與『前殷王朝』的勢力有關聯。

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國，哪一個不是由前殷後裔治理？直到三國演義時代發展過來，依然如故離不開『魏蜀吳』的謀略。

且不說兩個時代誰的謀略更勝一籌，單是這個問題就非常值得研究破解出來吧？

明顯春秋戰國七雄爭霸天下的謀略，是以爭奪第一要素的武發權益後繼為主謀略；而三國群英傳奇則是變成了，直接為了奪取天下江山統治的謀略。

請問一下，此情此景對比之下，那個時代的謀略更加好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