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很難叫“修好”，我認為“暗通款曲”更合適。

雖然沙特跟以色列的交往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這兩個國家也只敢非公開地、非正式地溝通。

這樣暗中溝通的時間並不短，在5次中東戰爭後，雖然圍繞巴勒斯坦問題，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依然水火不容，但是隨著當年的老大哥埃及和唯一執政的穆罕默德後裔約旦王室雜湊姆家族都與以色列公開建交，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對立已僅存在意識形態中。

儘管如此，但這樣的意識形態對於阿拉伯國家的執政者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於建立在伊斯蘭教義上的沙烏地阿拉伯而言，如果公開自己與佔據第三聖地的侵略者密切往來，甚至合謀，其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將受到衝擊。

因此，包括沙特在內，許多阿拉伯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選擇與以色列有私下往來，但明面兒上大家都不說破。這樣的往來對以色列亦有好處。

但為什麼普遍觀念上認為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在近年來迅速走近？

那是因為兩者間共同的敵人——伊朗，在過去幾年間不斷壯大，使得兩國開始無法顧及道義阻礙，也要攜手合作了。

對於以色列而言，他在地區的三大敵人是：伊朗、伊朗和伊朗。當下的伊朗政權，是最觸及以色列國家安全核心的威脅。

而對於沙特而言，什葉派新月的形成，讓伊朗在爭奪地區霸權的道路上更進一步，對於沙特在地緣政治上的國家利益頗具威脅。

由於上述共同威脅的存在，加之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和年輕激進的沙特王儲的時機配合，再輔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反伊朗政策助推，沙特跟以色列似乎有些肆無忌憚，將長久的“暗通款曲”不遮掩地亮到了明面兒上來。

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在這些想法打算利益相同的情況下，有了共同的敵人，需要聯合起來共同對敵，藉助盟軍的力量制勝敵人。

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沙特都以遜尼派穆斯林領導者的身份自居，在耶路撒冷歸屬和巴勒斯坦建國等問題上同以色列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兩國關係長期緊張對立。然而，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以色列和沙特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以色列和沙特的關係轉變成為更多以利益主導，宗教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和矛盾下降到次要位置，這主要和以下幾方面因素有關係：

第一，面對共同的威脅。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威脅到了沙特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的領導國地位。在薩勒曼王儲掌權後，沙特將伊朗視為頭號敵人，主要的戰略目標就是遏制伊朗在中東地區的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沙特和以色列有了共同的和緊迫的敵人，兩國必然不斷靠近。考慮到整個阿拉伯世界“反以”的輿論導向，沙特雖然沒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卻已在暗中開展了大量的軍事和安全合作。第二，巴勒斯坦問題逐漸邊緣化。在以色列建國後，整個阿拉伯世界都熱情高漲的支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但是70年過去了，以色列國力不斷增長，而巴勒斯坦建國已經變得無望。沙特已經認識到這個現實，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已經被看成是一個負擔。與其不斷地糾結於巴以衝突問題上，不如和以色列開展務實合作，獲取經濟、科技安全等領域的現實收益。薩勒曼王儲提出的“2030願景”也需要得到以色列方面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援。 第三，美國的協調作用。在特朗普上臺後，他中東戰略的主線就是打擊恐怖主義和遏制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擴張，沙特和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關鍵盟國，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於美國實現上述戰略目標意義重大。同時，特朗普中東事務特別顧問庫什納自身是猶太人，和薩勒曼王儲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在他的協調之下，沙特和以色列的關係越走越近，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沙特和以色列關係的改善與不斷接近對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了較大影響。但近期發生的卡舒吉失蹤事件使不斷接近的沙以關係蒙上了陰影。無論如何，在上述幾個因素的推動下，判斷沙特和以色列之間關係不斷接近的基調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自從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以來，以色列同整個阿拉伯世界水火不容，在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的五次中東戰爭中，沙特在第一次和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都曾出兵參與對以色列的圍剿戰爭。同時在第四次中東戰爭時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阿拉伯產油國使用石油武器對抗西方國家，直接引發了197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

沙特和以色列由於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而成為勁敵，阿盟曾經要求成員國禁止與以色列進行單獨接觸和和談，但是這種局面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後被打破。作為當時阿拉伯國家的帶頭大哥的埃及，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後，為了要回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在美國的斡旋下同以色列進行了戴維營談判，同以色列達成和解。當然，埃及單獨同以色列的媾和，引起整個阿拉伯國家的強烈不滿，阿盟也一度將埃及開除，沙特也為此同埃及斷交。

但是，以色列同埃及的和解建交，無疑對阿拉伯國家起到分化作用。但是也使阿拉伯國家充分認識到，單靠武力已經不能戰勝以色列，這也為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的關係緩和提供了契機。但是單靠這還不足以使沙特和以色列的關係得到大的改善，只能是緩和而已。

伊朗成為兩國走近的重要因素。

沙特和伊朗之間，既有教派矛盾，又有中東地區領導權的爭奪。沙特是遜尼派穆斯林的領頭羊，而伊朗是什葉派的大本營，兩大教派進行了上千年的鬥爭，水火不容。尤其是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以後，開始向外輸出革命，這令中東的遜尼派國家非常恐慌。阿拉伯遜尼派國家支援伊拉克同伊朗進行了8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薩達姆政府被推翻以後，遜尼派的領導權從伊拉克轉移到沙特，但此時，伊朗隨著石油收入的增長，趁機向中東其他地區擴張勢力。

比如支援葉門胡塞武裝組織對抗沙特，支援哈馬斯和真主黨對抗以色列，支援巴沙爾政府同美國支援的反對派對抗，並且伊朗聯合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建立什葉派新月國家聯盟，以共同對付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國家。沙特為了應對胡塞武裝組織聯合阿拉伯國家組建了聯軍，雖然聯軍擁有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但是胡塞武裝組織有伊朗提供的支援，甚至包括火箭彈和地對地中短程導彈，結果沙特聯軍並沒有取得明顯的優勢，甚至胡塞武裝直接對沙特首都利雅得構成威脅。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矛盾衝突主要集中在伊朗研發核武器和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活動。以色列是一個危機感非常強烈的國家，雖然以色列自己未公開承認自己擁有核武器，但是外界認為以色列已經是擁核國家。所以，以色列為了自身安全，不允許中東任何伊斯蘭國家研發核武器，為此以色列曾跨境摧毀了法國幫助伊拉克建設的一座核反應堆。因此，以色列不會容忍伊朗研發核武器。

伊朗出兵敘利亞支援巴沙爾政府，這令以色列非常不安，因為伊朗藉此機會就可以把自己的軍事力量投放到以色列和敘利亞邊境地區，對以色列形成威脅。所以，以色列一直跟伊朗過不去，在敘利亞三番五次地空襲伊朗的軍事目標。為了趕走伊朗，以色列迫使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迫使伊朗軍隊撤出敘利亞。除了出兵敘利亞，伊朗長期是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幕後支持者，這也讓以色列很頭疼。

這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伊朗，兩國開始放棄前嫌，逐漸走到了一起。兩國的交往是跨時代的，也是跨宗教的，這也讓很多阿拉伯國家認為沙特背棄了他們，跟自己的敵人成了朋友。

當然，沙特和以色列關係的緩和與美國也有很大的關係。美國作為中東秩序的主導國，長期與以色列保持密切的盟友關係，現在美國每年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高達38億美元，足見兩國關係有多鐵。

沙特與美國的走近是從海灣戰爭時候開始的，沙特在海灣危機後積極同美國協調中東和平相關問題，跟美國建立了密切的盟友關係，兩國簽有《共同防禦協定和吉達機場租借權協定》，美國在沙特駐軍，向沙特提供安全防護。同時，沙特得以採購美國的先進武器裝備，使沙特成為美國的大金主，美國也自然樂意同沙特合作。當然，沙特跟美國的結盟也有藉助美國打壓自己的對手伊朗的目的。

沙特和以色列兩國都與美國關係密切，沙特高層和以色列高層多次會晤就選在美國，可見美國不但是美國的盟友，同時還是兩國關係的斡旋方。正是在美國的斡旋下，這些年沙特與以色列接觸越來越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