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童年少年時期，一切以祖父入獄、父親病故、最終家境敗落為轉折點，改變了人生走向。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家境好時，周圍人是羨慕的，話語也是討好的；家變窮了，周圍人的態度急轉直下，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這對在魯迅幼小的心靈來來說，打擊很大，也使他過早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他在渴望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不僅是他，還有周作人、周建人，他的弟弟們。

因此，魯迅的《朝花夕拾》大多數作品記錄了自己小時候在鄉下生活的天真快樂場景，藉以慰藉，呼喚真誠。魯迅和他的弟弟們之間，是兄弟們的血緣親情，是一座圍城內自娛自樂的友情。而真正的快樂來自鄉下民間，那種純真和不加修飾，天然的，無憂無慮的。

他的外祖母家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裡“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

也就是如此，魯迅懷念著，也向往著，期盼著現實社會更多的“少年閏土”般地可愛與真誠，用他細膩友愛的筆和文章，一起融進他那美麗的《朝花夕拾》中。

這也是魯迅及他的弟弟們所盼望的，他們三個之間所不能實現的。

魯迅美名與臭名並存，他的臭遠超鳴狗盜之徒。因偷看弟媳洗澡兄弟反目，如文章涉及周作人定難堪。如僅寫周建人，旁人定會問為何無有與周建人相關的文章。這叫魯迅情何以堪？

誰說的？在《風箏》中就提到了對自己小弟的愧疚。好像他還專門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就叫《兄弟》。

為了保證藝術的超然性，大多數作家都不願意過多涉及自己的家庭成員，真名實姓地把自己親人寫進作品的，少之又少，除非是回憶錄之類的紀實文學。

魯迅作品的童年世界根植於魯迅對兒童的關心和對童心的珍視。其中描繪的童年世界是美的世界，充滿無限的樂趣和濃濃的人情味；是魯迅深愛的世界，童年世界的故鄉、人及人際關係、經濟生活、作品語言具有與成人世界不同的特質；童年世界有著自己的精神特質，充滿著生命和希望。魯迅涉及童年的作品涉及的人物有貧苦人家的孩子閏土，有目不識丁的阿長，有私塾先生壽鏡吾，卻唯獨鮮少提到他的兄弟周作人和周樹人，原因何在？

這得從魯迅的出生，周家家庭文化環境說起

1893年（光緒十九年），祖父因為科舉舞弊案而回來被革職下獄。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因此事家道開始衰落，隨後遷入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都是典型的男權社會。所以，家庭文化一般也是由男性家長主導。一個家庭的文化就由家中的男性塑造完成了，而後代深受其影響，魯迅的性格當中冷峻，與家人並不熟稔的因子來自於他的祖父。因為家庭的情況不好，原本性格就暴躁的祖父周福清罵人就更兇了。童年時代的魯迅並不喜歡祖父，成年後魯迅對祖父的感情很複雜，在後來的回憶中則竭力迴避，以致《朝花夕拾》那樣的著作，竟然沒有祖父的影子。然而，有這樣一位祖父，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無論感情多麼複雜，都必然受其深刻影響。在這樣環境氛圍當中成長的魯迅，童年時期的魯迅與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之間的關係也不太好。

成年後與兄弟周作人的決裂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情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這是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寫給魯迅的信（《朝花夕拾》寫於1926年》）。周作人後來解釋說，他寫字條給魯迅，原是隻請他不再進後院就是了。言下之意，並非真的要與哥哥決裂。但信中的"基督徒"、"可憐的人間"、"薔薇色的夢"、"真人生"之類，用詞大而且重。讓魯迅不要再到後邊院子去，隱含的意義是，魯迅以前在後院裡，犯了重大錯誤。

魯迅立即派人請弟弟來，要當面說清楚。但是，周作人拒絕與他見面。

所以魯迅和弟弟周作人之間的關係一直不明朗，也導致了魯迅回憶童年時候，更不願提及與周作人相關的事件。人們認為決裂直接導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

為什麼魯迅在有關童年記憶的作品中，鮮有三兄弟相交集的場面呢，難道他不念手足之情麼?

(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其實魯迅不僅是四弟兄，原名分別叫樟壽，櫆壽，松壽，椿壽，還有個妹妹叫端姑。不過他的小弟和妹妹，早早病逝了。

改名周樹人後他，和大弟周作人曾將二弟取名周侃人，覺得叫著有些彆扭，才換成了周建人。

魯迅自雲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從他對母親孝順，從對長媽媽以及閏土的回憶文字中，亦讓人覺得他並非漠視親情之人。

元元以為魯迅文章中，之所以缺少兒時兩個兄弟的出場文字，這大約應歸於以下原因:

首有關童年回憶的文章中，無論《社戲》還是《故鄉》，或是《長媽媽與山海經》等，迅哥兒的年齡都不大，大約八歲以下的情景。大弟周作人比他小三歲，周建人小他7歲，尤其是三弟建人應當還小，沒什麼印象，更別說6歲早亡的四弟椿壽，和一歲不到就病故的妹妹端姑了。

其次，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眾人皆知，為了免生事端，故意迴避不肯提及。兄弟二人年紀相差不大，在周作人回憶中，兒時倆兄弟一同在三味書屋讀過書玩耍，又一起參加童生考試，關係很親密的。 (留學日本的青年魯迅)

後來他們先後到日本留學，再到魯迅1919年買下北京八道灣房子，全家在新宅團聚一處。當時38歲的大哥很有成就感，當著家人的面表示:三兄弟會永遠在一起永不分家，有錢大家用，有粥就吃粥，有飯就吃飯。因當說，在兩人因弟媳鬧矛盾分道揚鑣之前，魯迅和大弟的關係相當不錯的。

據周作人回憶錄中說，他和大哥小時候經常演兄弟失散的戲，一個叫"大哥呀”，一個叫"賢弟啊"來來回回尋得辛苦，喊得聲嘶力竭才找抱一起到才停止。想來這一幕幕大哥可應該記得，只是撫今追昔好不辛酸，不提也罷了。 (周作人在八道灣周宅前)

其三，家道的艱難使魯迅早熟，養成了少年老成的大哥式家長作風。他越是悲傷難過的事，越深埋不提。

據周建人回憶說，大哥曾給兄弟倆寫過幾首詩，也常寫信。但小弟椿壽病故時，他什麼也沒說。因為頭一年父親去世，少年魯迅不是沒有時間傷感，他將自己視為大人嚴肅起來，寧願在母親和弟弟們面前，表現出大哥的堅強。

建人覺得大哥似乎對人很冷漠，從不笑臉相迎地籲寒問暖，無話沉默，有話滔滔不絕，大多數時間在觀察思考。愈傷心的事，愈深藏不露，像他和表姊琴姑的無緣，小弟椿壽和妹妹端姑的早夭，不說也罷。

自從祖父入獄，父親又長病不起，家道中落不停住當鋪藥鋪兩頭跑，飽嘗世態炎涼。作為家中長子，他不得不分擔起家庭的責任，為母親分憂，從此不再快樂。

也許自家的衰敗和貧困，讓他敏感而自尊，族親世人的白眼成為少年魯迅心中的暗傷。以母親孃家為背景的《社戲》中，也無有關於舅舅家的丁點資訊，在父親死後，他同兄弟們曾在孃舅家客居多時。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曾寫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南京)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因為往事不堪回首，魯迅在《朝花夕拾》等作品中，有關童年的描繪總歸於美好，所以他只願記得早年間在百草園掏蟋蟀，在課桌上刻"早"字，聽閏土描繪刺猹捕鳥的情形，以及長媽媽講山海經中怪獸出沒時的入迷等，星星點點的童年幸福時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