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和魏武侯所處的環境是不同的，所以戰略也是不一樣的。

要了解魏國的政策，首先要了解魏國是怎麼來的。三家分晉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就不細說了。因為魏國、南韓、趙國是功臣集團把國家給分裂了，所以三家非常防範下邊的人做大，對此不惜大量誅殺功臣。

魏文侯前期國政不穩，外敵虎視眈眈，在這種情況下，魏文侯只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逐步的發展壯大自己。魏文侯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底層的有能力的人，很大一部分並不是魏華人，他們認可的是魏文侯這個人和魏文侯給提供的可以施展抱負的平臺，而不是魏國這個國家。這一篇功臣及他們所關聯的小集團對魏國並沒用什麼忠誠。

魏文侯去世之後，魏文侯時期的功臣集團並不完全聽從魏武侯的指揮，而此時的魏國已經非常強大，外部的敵人已經無法對帝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到了對外釋放影響力，對外擴張時期。

魏文侯後期，魏武侯時期積極的對外擴張政策，造成其他國家的恐慌，紛紛變法圖強。而變法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人才，所以各國的人才爭奪戰特別激烈。像秦國的求賢令，齊國的稷下學宮等等（雖然不是這個時期，但思路是一以貫之的），所以魏國的人才優勢就變的沒有那麼大了。而且魏國因為來歷問題特別怕功臣做大，對官僚機構、貴族集團有嚴厲的防範。幾個方面的原因，魏國的人才高低優勢損失殆盡。造成這種局面並不是魏武侯一個人的原因，而是環境和制度、政策各方面綜合作用，造成的結果。

魏文侯時期主張三晉聯盟，但魏武侯時期，南韓、趙國也不太希望再聯合，怕魏國一家獨大，開始拖魏國擴張的後腿。

魏國錯過更多的是在實力強大的時候沒有將變法進行下去，進行的是一場不徹底的變法，到其他國家強大起來之後，自己失去了變法的環境。後來秦國的變法，將整個國家打造成鐵板一塊，內部分裂的力量從根上切除，可以動員國內的一切力量（高效的）對外作戰。而魏國卻做不到這一點，能動員的力量非常有限。

魏武侯作為帝王，要求他像學者一樣發明創造一種制度，而且還要冒著極高的風險去實施，顯然有點強人所難了。他們的思路是穩定壓倒一切，穩步前進，之後在不得不變的時候才去努力改變，而魏文侯前期就是不得不變的時候。

因為魏文侯治國靠的是像李悝這樣的人；魏武侯治國靠的是則是對外示武，雖有吳起這樣的名將卻疑之忌之.，以至吳起不得不遠走他國。商鞅、張儀、范雎皆出自於魏，但魏卻不知珍惜重用，反皆為秦所納之，最終助秦成就了千秋之霸業。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才都是決定事物成敗的關鍵因素，古今皆如此。

戰國初期，因魏國率先進行變法，魏國迅速躋身於強國之列，成為了戰國初期的霸主。而魏國能夠成為霸主在於兩位國君，一個是魏文侯，一個是魏武侯，他們倆是一對父子。

魏文侯當國君時，周邊是虎狼環視，魏國處於一種相當不利的局面，魏文侯只能選擇一種圖強的手段以對付危機。所以在魏文侯的執政下，魏國選擇了廣納天下賢士的措施，即只要是人才都可以來到魏國，它一概都要。李悝、西門豹、樂羊、翟璜、吳起等人本都是無名小卒，可魏文侯本著“能拔膿的膏藥都是好膏藥”的原則，對他們都大加重用，有了人才驅動的魏國自然是欣欣向榮。加之魏文侯在政治上勵精圖治，跟其他各國關係處理的不錯，為魏國發展提供了相對安穩的發展契機。

可到了魏武侯時，魏國的執政理念就發生了相當大的變法。這主要還是因為當時魏國實力強大，給了魏武侯任性的資本。魏武侯在位期間，對人才並不重視，喜歡猜忌大臣，還走上了任人唯親、任人唯貴的老路，導致了吳起的出逃，人才的流失使得魏國發展停滯。加之魏武侯自大，他到處樹敵，戰略眼光不足，遠不如魏文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雄才大略。

魏文侯與魏武侯執政理念的不同，在於兩人格局的不同。魏文侯時期，魏國並不強大，這使得魏文侯要尋求多種途徑來自強。而魏武侯時，魏國已經變得強大，魏武侯有著很好的資本，他自然會更有野心，對外上更有擴張性。還有就是兩個人性格的不同，導致了兩人觀念的不同。

魏文侯和武侯治國理念為什麼不同

1. 文侯三晉止戰vs武侯三晉內鬥

三家分晉後，魏國所處的周邊環境很複雜，魏文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圍攻，面臨亡國的危險。趙獻侯想聯合魏文侯消滅韓氏，趙、魏平分韓氏。韓武子想聯合魏文侯消滅趙氏，韓、魏平分趙氏。對於趙、韓的提議，魏文侯均給予了明確的拒絕。

首先，韓、魏都清楚聯合趙國攻擊對方是自取滅亡，與趙國平分對方的想法更是與虎謀皮。形勢使韓、魏必須聯合。

但是韓、魏聯合攻趙的想法也是不現實的，趙國的實力太強了，韓、魏聯合也只不過與趙國能打個平手。雙方硬拼的話，必然是兩敗俱傷。而且即便趙氏被擊敗了，韓、魏也必然會繼續內鬥。

晉地披山戴河，比較封閉，身處其中的趙、魏、韓只有趙國向外伸出了代和邯鄲兩個觸角，但由於身後韓、魏的威脅，趙國也無力透過這兩個觸角繼續向外擴張。趙、魏、韓三國緊鄰，必須要和平相處，如果內鬥，就會被拖在晉這個封閉的環境裡，誰都無法發展。趙、魏、韓只有聯合起來向外擴張才有出路。對於魏文侯的聯合發展策略，趙獻侯與韓武子都表示同意，透過這次會談，三家出現了難得的和平局面。趙、魏、韓暫時放棄了內鬥，走上了各自發展的道路。

到了武侯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公元前386年，趙敬侯遷都邯鄲。公子朝不滿，率領親兵欲與趙成侯血拼，爭奪君位。魏武侯派遣軍隊協助公子朝為亂，直接攻打趙都邯鄲。最終魏武侯的陰謀沒能得逞。這是魏國與趙國關係破裂的起點。三晉聯盟走到了盡頭。趙國決定走出魏國的陰影自行發展。當魏國想再次發動大規模的擴張戰爭時，總擔心趙國會乘虛而入，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魏武侯外交策略中的最大敗筆。

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經過20餘年的勵精圖治，積蓄力量，帶領著原來的故國臣民重新復興了中山國，定都靈壽。這雖然對趙國構成了威脅，卻也直接削弱了魏國對趙國的控制力。魏趙火併已是時間問題。

2. 文侯任人唯賢vs武侯任人唯親

魏文侯時期，李悝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具體來說就是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改為按功勞大小和對國家貢獻的多寡，授予職位和新的爵祿。對那些與國家沒有貢獻而依靠祖輩的爵位享受特權，穿著華麗的服裝出門，乘著車馬，回到府邸又沉浸在歌舞之中，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作威作福的“淫民”則予以打壓取締。用這些爵祿去招攬四方新興地主階級所需要的人才，這樣一來就打擊了殘餘舊勢力，為新型封建階級的上升打開了方便之門，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

魏文侯任用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子等人，富國強兵，開拓大片疆土，使魏國一躍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在位時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等為將。戰國招賢養士之風，是從魏文侯開始的。這些出身於小貴族或平民計程車開始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其作用，標誌著世族政治開始為官僚政治所代替。

魏武侯雖在作戰指揮上與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就大大遜色於其父魏文侯。

魏武侯承繼基業，老臣猶在，但控御無道，致使人才流失。他任公叔痤為相，還聽信公叔痤讒言，懷疑吳起，吳起懼誅逃往楚國，再失之於後。至於禮賢下士，招引人才，則更無從談起。故武侯之世，文侯時“賢人是禮，華人稱仁，上下和合”的局面已不復存在。

魏武侯一改文侯任人唯賢的原則，回到任人唯親、任人唯貴的老路，讓政治上虛腐的田文為相。魏國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吳起有不可磨滅的功勳，田文只是出身顯貴罷了，認為有著顯貴的家族背景就可以揚名立萬，就可以號召群雄，遺憾的是注重家族血統的春秋時已經成為了歷史。田文自己也承認，在帶領三軍、鼓陣成列方面，治理四境、教訓萬民、充實府庫、變易習俗方面，都不如吳起。魏武侯之所以用他，是因為他出身顯貴。吳起出生不好，自然不能號召天下人。

然而這種任人唯親、任人唯貴的不成文規定竟然最終成了魏國的國策。吳起、公孫鞅、范雎……等賢才最終離開魏國無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