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 燕趙悲歌《人民文學》1984年第7期作者簡介 （見“喬廠長上任記”條。）內容概要 在華北東部平原上，方圓百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趙莊”。從早先的大躍進、小四清、文化大革命，到後來的學大寨、學小靳莊，一樁樁，一件件，都沒能治了大趙莊一個“窮”字，倒把農民們折騰得怨氣沖天。前幾年在這兒蹲點的縣革委會副主任孫成志，回到縣上又當了縣委副書記。親自帶隊去小勒莊取經的農委主任王輝，又高升一級當了副省長。走的走了，升的升了，大趙莊的社員跟他們有遠仇沒有近恨，把一盆髒水全扣到了大隊書記武耕新的頭上。加上新來蹲點的縣委副書記熊丙嵐的“扇風點火”，在開了3天的群眾大會上，社員們一古腦兒給武耕新提了300條意見。武耕新被憤怒和恥辱包圍著。整整3天他不吃不睡，夜深無人時，一個人在團泊窪裡四處徘徊，苦思冥想。他把大趙莊的歷史前前後後曲曲折折想了個透。自從他當大隊書記，領著大夥治地修路，苦累苦熬，把身體都累垮了，應該說沒有對不起大趙莊的地方。可大趙莊還是“年年憶苦年年苦，天天思甜沒有甜”，一想起這，他又覺得自己愧對大趙莊人，愧對那些下鄉知青。可是他不想就此下臺，他還有許多事要做。他想把七條趙莊大道都鋪上柏油，想把幾十條澆水渠修成水泥的防滲渠，想開上幾百畝果樹園，種上瓜果梨桃……就是沒有錢！忽然，地主趙國璞的發家史點醒了他：要想富，得農牧業紮根，經商保家，工業發財。這使他對人對事有了一種新的尖銳的判斷力，決心要把大趙莊徹底翻個天。用群眾大會來激發武耕新的潛力，這正是熊丙嵐的良苦用心。在全隊大會上，武耕新宣佈要再幹3年大隊書記，大趙莊若是不富起來，他寧願坐牢。社員們表示贊同。因為要是連武耕新這個大能人也玩不轉的事，別的人上來更不行。從此，大趙莊實行“專業承包，聯產到戶”，把大鍋大灶改小鍋小灶，解散生產隊，成立了52個專業承包組。武耕新還大膽起用有爭議的人物張萬昆跑工廠業務。由於承包組是自由結合，每個組長都願意要能幹的正號莊稼人。於是，一下子甩出500多個勞動力，這裡有幹活溜尖滑蹭的，有身體不好的，有壞小子嘎雜子琉璃球，也有能能梗、心道道多不好領導的。如本地稱“二乎”的趙樹魁，武明英的物件“能吃不能拿”的馬銳勝等。這些人等於失業。他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堵上門來要找武耕新的麻煩。熊丙嵐出來解了圍。他向大家宣佈了大隊黨支部的決定：讓能能梗馬銳勝帶幾個人到縣工業局去了解全縣社辦工業、隊辦工業的情況，再到天津摸行情，拿出大趙莊辦工業的方案。其餘的人一部分去團泊窪水庫割葦子，另一部分去海邊挖對蝦養殖坑。熊丙嵐還告訴大家：他將和武耕新到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去拜老師，請教經濟專家，聘請技術顧問。將來的分工是：種田能手承包土地；頭腦清楚、有心路的明白人搞工業、管理企業；會做買賣的搞商業；能工巧匠當工人；能耐人跑業務；瓦木工進建築隊蓋新村。小材小用，大材大用，不愁沒活幹。他的話平息了人們心頭的不安。在熊丙嵐全力支援大趙莊人脫貧致富的同時，縣委書記李峰正躺在醫院裡寂寞難當。他很不痛快，因為他所管轄的縣裡居然有半個月沒人來看他，這對於他是無法忍受的。如果有那麼一兩天沒人來看望他，也沒有人來求他寫條子辦事，他就感到被冷落，心裡發悶發虛。他必須讓全縣的人，至少也是縣委機關的人時時刻刻不忘記他的存在，而且視這種存在如同權力的存在一樣，實實在在，須臾不可或缺。他氣沖沖給縣裡掛電話，叫孫成志來一趟。沒想到來的是熊丙嵐。熊不僅沒有熨貼好李峰那顆不甘寂寞的心，反倒勸他安心養病，少批條子，少管閒事。李峰心裡很不滿。初冬，武耕新、李忠漢帶著大趙莊割葦隊在團泊窪割葦子，苦幹了一個多月，為大隊積累了資金，也讓社員掙了錢。在武耕新等人的領導下，大趙莊辦起了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電器廠、木器廠、印刷廠、副業隊和農場。然而，武耕新的雄心不止侷限在致富這一點上，他還要改變千百年來的農民意識，開啟農民的精神世界，消滅城鄉差別。他帶頭穿好衣和皮鞋，還率先蓋起了在農村稱得上豪華的住宅，發動群眾去參觀、效仿，要求群眾以後蓋房，不許低於他的標準。正當大趙莊辦得紅紅火火的時候，熊丙嵐和李峰的矛盾已達公開化的程度。熊對吃大戶、壓大戶、抵制改革的李峰再也不能容忍，去地委告他。而李峰則讓孫成志搞了一份黑材料，到省委誣告熊丙嵐支援縱容大趙莊抓錢不抓糧、挖國家牆腳等等。他這一著竟然得逞，熊丙嵐被調到龍和縣去任職。大趙莊陷入沉悶，關於武耕新的種種傳聞也多起來，竟還有說他與婦女委員何守靜關係曖昧的。武耕新不為謠言所動，一面抓計劃生育工作，一面積極發展大趙莊的工農業，把大隊改成農工商聯合公司。到年底評工資時，有人主張給武耕新年薪50萬元，而以武耕新為書記的大隊黨支部卻決定，武和另外三位大隊幹部都一律評9000元，低於一般群眾收入。對李峰等人，武耕新以豁出去蹲監獄的氣概，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縣裡派來的清查組也不打自散。1983年，大趙莊用飛機治蟲大獲豐收，李峰藉此為臺階，到大趙莊視察，一副親近隨和的樣子，彷彿前嫌盡棄。臨走還收了武耕新送的魚和幾十斤新稻米。後來，武耕新生病住院，恰與本地政治思想權威謝德同病房。謝德很看不慣這個農村支部書記竟然住高幹病房、受殷勤伺候。不久，他著文《以“土皇上”自居向錢看》，作為內參發到各單位。這或許又是一場思想大爆炸的導火線。作品鑑賞 蔣子龍的《燕趙悲歌》透過一個今日農村有膽有識、具有現代意識的改革者形象，展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面貌，以深沉有力的筆觸揭示出物質文明的發展給農村社會帶來的急遽變化。作品以“悲歌”為題，從一開始就頂示著農村改革將是一場沉重萬分、阻礙重重的、對大自然更是對頑固勢力的鬥爭。有改革者，也必然有反對、阻撓改革的人。前者如武耕新、熊丙嵐，後者如李峰、孫成志。蔣子龍著重刻畫了武耕新這位新時代的農民形象，並對他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武耕新是一個典型的飽經歷史滄桑的農村幹部，從1958年在公社工業科當會計起，他這一生的路就沒有平坦過。他那時的主管會計當了不到半年，就為給食堂提了5條意見，被人硬說成給食堂列了5條罪狀，趕回小隊捋鋤杆子。食堂解散後，又說他是正確的了，1963年底提到大隊當了9個月的支部副書記，捱了6個月的整，就因為跟四清工作隊隊長意見不合……自從他當大隊書記，他帶著大趙莊的人們治地修路，累死累活，可就是治不了一個“窮”字。曲折使他昇華，災難洗滌了他的靈魂。他終於睜開了智慧之眼，成為老東鄉一帶無與匹敵的新型農村領導人。在縣委副書記熊丙嵐的支援和引導下，他力排萬難，邁出了改革的艱辛之步，變“光靠修理地球”為“農牧業紮根，經商保農、工業發財”，在幾年之內使大趙莊成為農村鉅富。可到年終評工資時，他拒絕接受50萬元的年薪，和另外三位大隊幹部一樣只拿9000元工資，低於一般群眾的收入。並且他帶領社員們改革致富的目的，不是要每家每戶“拿著錢當枕頭”，而是要改變千百年來的小農意識，打破舊習慣勢力對人的束縛，消滅城鄉差別。他不滿意過去文藝作品慣常描寫的土裡土氣、蔫頭蔫腦的農民形象，宣佈“所有幹部開會、會客、外出，一律穿順眼的好衣服和皮鞋。誰要說買不起我給他買，以上三種場合再有人穿帶補丁的衣服就罰他！”他也沒有按照大隊書記應該“身居長工屋，胸懷全天下”的慣例，而是率先自蓋起了在農村可以說是稱得上豪華的住宅，並發動群眾參觀、效仿，要求群眾以後蓋房不得低於他的標準。引導普通農民在更高的水平上創造美的生活。而對李峰、孫成志等抵制改革又坐享其成並以勢壓人的無恥之徒毫不畏縮，同他們展開了尖銳而激烈的交鋒。他的關於特殊化的新見解，即“搞現代化就是搞特殊化，改革也是搞特殊。”“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特殊再到一般，一般再到特殊，這就叫不斷提高，不斷前進。”無疑道出了改革者們的共同心聲。站在武耕新對立面的李峰，是代表了舊的習慣勢力的一種典型形象。甚至連政治思想權威謝德的身上也隱含著李峰等人的影子。他們“時而給為富者設定重重障礙，時而巧立名目平分致富者的勞動所得，時而把致富者當作經濟犯罪分子來打擊。他們既患紅眼病，又害恐富症。這是沒落時期小生產者的複雜情緒和極左思想的混合物。”蔣子龍刻畫出這類人物的形象，於當今的社會改革有著深刻的意義。作品以近似報告文學的寫作手法來描述改革者與反改革者，顯得真實，有感染力，具有較好的社會效果。（穆言）
蔣子龍 燕趙悲歌《人民文學》1984年第7期作者簡介 （見“喬廠長上任記”條。）內容概要 在華北東部平原上，方圓百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趙莊”。從早先的大躍進、小四清、文化大革命，到後來的學大寨、學小靳莊，一樁樁，一件件，都沒能治了大趙莊一個“窮”字，倒把農民們折騰得怨氣沖天。前幾年在這兒蹲點的縣革委會副主任孫成志，回到縣上又當了縣委副書記。親自帶隊去小勒莊取經的農委主任王輝，又高升一級當了副省長。走的走了，升的升了，大趙莊的社員跟他們有遠仇沒有近恨，把一盆髒水全扣到了大隊書記武耕新的頭上。加上新來蹲點的縣委副書記熊丙嵐的“扇風點火”，在開了3天的群眾大會上，社員們一古腦兒給武耕新提了300條意見。武耕新被憤怒和恥辱包圍著。整整3天他不吃不睡，夜深無人時，一個人在團泊窪裡四處徘徊，苦思冥想。他把大趙莊的歷史前前後後曲曲折折想了個透。自從他當大隊書記，領著大夥治地修路，苦累苦熬，把身體都累垮了，應該說沒有對不起大趙莊的地方。可大趙莊還是“年年憶苦年年苦，天天思甜沒有甜”，一想起這，他又覺得自己愧對大趙莊人，愧對那些下鄉知青。可是他不想就此下臺，他還有許多事要做。他想把七條趙莊大道都鋪上柏油，想把幾十條澆水渠修成水泥的防滲渠，想開上幾百畝果樹園，種上瓜果梨桃……就是沒有錢！忽然，地主趙國璞的發家史點醒了他：要想富，得農牧業紮根，經商保家，工業發財。這使他對人對事有了一種新的尖銳的判斷力，決心要把大趙莊徹底翻個天。用群眾大會來激發武耕新的潛力，這正是熊丙嵐的良苦用心。在全隊大會上，武耕新宣佈要再幹3年大隊書記，大趙莊若是不富起來，他寧願坐牢。社員們表示贊同。因為要是連武耕新這個大能人也玩不轉的事，別的人上來更不行。從此，大趙莊實行“專業承包，聯產到戶”，把大鍋大灶改小鍋小灶，解散生產隊，成立了52個專業承包組。武耕新還大膽起用有爭議的人物張萬昆跑工廠業務。由於承包組是自由結合，每個組長都願意要能幹的正號莊稼人。於是，一下子甩出500多個勞動力，這裡有幹活溜尖滑蹭的，有身體不好的，有壞小子嘎雜子琉璃球，也有能能梗、心道道多不好領導的。如本地稱“二乎”的趙樹魁，武明英的物件“能吃不能拿”的馬銳勝等。這些人等於失業。他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堵上門來要找武耕新的麻煩。熊丙嵐出來解了圍。他向大家宣佈了大隊黨支部的決定：讓能能梗馬銳勝帶幾個人到縣工業局去了解全縣社辦工業、隊辦工業的情況，再到天津摸行情，拿出大趙莊辦工業的方案。其餘的人一部分去團泊窪水庫割葦子，另一部分去海邊挖對蝦養殖坑。熊丙嵐還告訴大家：他將和武耕新到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去拜老師，請教經濟專家，聘請技術顧問。將來的分工是：種田能手承包土地；頭腦清楚、有心路的明白人搞工業、管理企業；會做買賣的搞商業；能工巧匠當工人；能耐人跑業務；瓦木工進建築隊蓋新村。小材小用，大材大用，不愁沒活幹。他的話平息了人們心頭的不安。在熊丙嵐全力支援大趙莊人脫貧致富的同時，縣委書記李峰正躺在醫院裡寂寞難當。他很不痛快，因為他所管轄的縣裡居然有半個月沒人來看他，這對於他是無法忍受的。如果有那麼一兩天沒人來看望他，也沒有人來求他寫條子辦事，他就感到被冷落，心裡發悶發虛。他必須讓全縣的人，至少也是縣委機關的人時時刻刻不忘記他的存在，而且視這種存在如同權力的存在一樣，實實在在，須臾不可或缺。他氣沖沖給縣裡掛電話，叫孫成志來一趟。沒想到來的是熊丙嵐。熊不僅沒有熨貼好李峰那顆不甘寂寞的心，反倒勸他安心養病，少批條子，少管閒事。李峰心裡很不滿。初冬，武耕新、李忠漢帶著大趙莊割葦隊在團泊窪割葦子，苦幹了一個多月，為大隊積累了資金，也讓社員掙了錢。在武耕新等人的領導下，大趙莊辦起了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電器廠、木器廠、印刷廠、副業隊和農場。然而，武耕新的雄心不止侷限在致富這一點上，他還要改變千百年來的農民意識，開啟農民的精神世界，消滅城鄉差別。他帶頭穿好衣和皮鞋，還率先蓋起了在農村稱得上豪華的住宅，發動群眾去參觀、效仿，要求群眾以後蓋房，不許低於他的標準。正當大趙莊辦得紅紅火火的時候，熊丙嵐和李峰的矛盾已達公開化的程度。熊對吃大戶、壓大戶、抵制改革的李峰再也不能容忍，去地委告他。而李峰則讓孫成志搞了一份黑材料，到省委誣告熊丙嵐支援縱容大趙莊抓錢不抓糧、挖國家牆腳等等。他這一著竟然得逞，熊丙嵐被調到龍和縣去任職。大趙莊陷入沉悶，關於武耕新的種種傳聞也多起來，竟還有說他與婦女委員何守靜關係曖昧的。武耕新不為謠言所動，一面抓計劃生育工作，一面積極發展大趙莊的工農業，把大隊改成農工商聯合公司。到年底評工資時，有人主張給武耕新年薪50萬元，而以武耕新為書記的大隊黨支部卻決定，武和另外三位大隊幹部都一律評9000元，低於一般群眾收入。對李峰等人，武耕新以豁出去蹲監獄的氣概，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縣裡派來的清查組也不打自散。1983年，大趙莊用飛機治蟲大獲豐收，李峰藉此為臺階，到大趙莊視察，一副親近隨和的樣子，彷彿前嫌盡棄。臨走還收了武耕新送的魚和幾十斤新稻米。後來，武耕新生病住院，恰與本地政治思想權威謝德同病房。謝德很看不慣這個農村支部書記竟然住高幹病房、受殷勤伺候。不久，他著文《以“土皇上”自居向錢看》，作為內參發到各單位。這或許又是一場思想大爆炸的導火線。作品鑑賞 蔣子龍的《燕趙悲歌》透過一個今日農村有膽有識、具有現代意識的改革者形象，展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面貌，以深沉有力的筆觸揭示出物質文明的發展給農村社會帶來的急遽變化。作品以“悲歌”為題，從一開始就頂示著農村改革將是一場沉重萬分、阻礙重重的、對大自然更是對頑固勢力的鬥爭。有改革者，也必然有反對、阻撓改革的人。前者如武耕新、熊丙嵐，後者如李峰、孫成志。蔣子龍著重刻畫了武耕新這位新時代的農民形象，並對他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武耕新是一個典型的飽經歷史滄桑的農村幹部，從1958年在公社工業科當會計起，他這一生的路就沒有平坦過。他那時的主管會計當了不到半年，就為給食堂提了5條意見，被人硬說成給食堂列了5條罪狀，趕回小隊捋鋤杆子。食堂解散後，又說他是正確的了，1963年底提到大隊當了9個月的支部副書記，捱了6個月的整，就因為跟四清工作隊隊長意見不合……自從他當大隊書記，他帶著大趙莊的人們治地修路，累死累活，可就是治不了一個“窮”字。曲折使他昇華，災難洗滌了他的靈魂。他終於睜開了智慧之眼，成為老東鄉一帶無與匹敵的新型農村領導人。在縣委副書記熊丙嵐的支援和引導下，他力排萬難，邁出了改革的艱辛之步，變“光靠修理地球”為“農牧業紮根，經商保農、工業發財”，在幾年之內使大趙莊成為農村鉅富。可到年終評工資時，他拒絕接受50萬元的年薪，和另外三位大隊幹部一樣只拿9000元工資，低於一般群眾的收入。並且他帶領社員們改革致富的目的，不是要每家每戶“拿著錢當枕頭”，而是要改變千百年來的小農意識，打破舊習慣勢力對人的束縛，消滅城鄉差別。他不滿意過去文藝作品慣常描寫的土裡土氣、蔫頭蔫腦的農民形象，宣佈“所有幹部開會、會客、外出，一律穿順眼的好衣服和皮鞋。誰要說買不起我給他買，以上三種場合再有人穿帶補丁的衣服就罰他！”他也沒有按照大隊書記應該“身居長工屋，胸懷全天下”的慣例，而是率先自蓋起了在農村可以說是稱得上豪華的住宅，並發動群眾參觀、效仿，要求群眾以後蓋房不得低於他的標準。引導普通農民在更高的水平上創造美的生活。而對李峰、孫成志等抵制改革又坐享其成並以勢壓人的無恥之徒毫不畏縮，同他們展開了尖銳而激烈的交鋒。他的關於特殊化的新見解，即“搞現代化就是搞特殊化，改革也是搞特殊。”“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特殊再到一般，一般再到特殊，這就叫不斷提高，不斷前進。”無疑道出了改革者們的共同心聲。站在武耕新對立面的李峰，是代表了舊的習慣勢力的一種典型形象。甚至連政治思想權威謝德的身上也隱含著李峰等人的影子。他們“時而給為富者設定重重障礙，時而巧立名目平分致富者的勞動所得，時而把致富者當作經濟犯罪分子來打擊。他們既患紅眼病，又害恐富症。這是沒落時期小生產者的複雜情緒和極左思想的混合物。”蔣子龍刻畫出這類人物的形象，於當今的社會改革有著深刻的意義。作品以近似報告文學的寫作手法來描述改革者與反改革者，顯得真實，有感染力，具有較好的社會效果。（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