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成長起來的作家，對苦難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經過那個思想動盪，物質匱乏的時代，什麼奇葩的事情都見識過，什麼苦都吃過。所以寫出這樣的作品不足為奇，重要的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態度。活著也好，許三觀賣血記也好，表現的不是苦難，而是一種人生態度，主人公的樂觀強大的生活態度。就像我一直說的。人生要表達張力跟生命力。餘華所描寫的主人公就有這種品質。所以值得去細細品味。

原因很多啊。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的，讀一些他的前序後跋會多些瞭解。其實優秀的作品很多，問題是沒處出，因此大眾不知道。

首先餘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這一點毋庸置疑，他的寫作風格我認為和他的父母及最初他所從事的職業有關，那就是醫生。醫生是救死扶傷的，也看慣了生生死死，就像餘華的作品一樣，早期都是寫血腥，寫人性，寫死亡，死亡都寫的那麼平靜。

他的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1994年，長篇小說《活著》還被張藝謀導演拍成同名電影。

餘華曾坦言： “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裡的那種真實。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

除了生活經歷外再加上他優秀的文字功底和對生活的感悟才鑄就了他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真實的生活體驗是寫作的第一靈感和素材來源。從餘華的年齡來看，他沒有那麼多的慘痛的經歷，雖生於三年困難時期，但懵懂的童年對他精神層面的影響應該是有限的，等他真正開始瞭解生活應該是進入改開放時期了，真正開始創作已經是改革開放後的1983年了。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他能有如此深刻的體會而創作出《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麼優秀的作品呢？

一、深刻的生活洞察力。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一個優秀的作家有深刻的洞察力，能把生活中的所見所聞轉化成對人性寬廣的思索，超然於生活之外，才是其藝術創作最根本的力量來源，餘華正是一位這樣一直想生活縱深探索的作家。正如他在創作《活著》時，就是源於被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深深地打動，於是就有了《活著》。

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社會責任感是一個作家成熟的標誌，作品關心社會，社會就會關心她的作品，就會引起社會反響。餘華的作品從題材、主題到藝術構思，都能緊扣社會琴絃進行深層次解析，讓人看到現實生活的色彩。《許三觀賣血記》就是他深刻認識到描寫現實比形式上的探索更為感人，更為有力，擔當起了一個作家擁有的社會責任。

三、高尚的寫作呈現面。餘華的作品沒有得過茅盾文學獎或者魯迅文學獎，作品數量也不是很多，但他卻有龐大的讀者群，作品的生命力甚是強大，這源於他的寫作理念以及呈現出的愛和善良。餘秋雨說過：“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餘華也在《活著》自序裡寫道：“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他尋找的是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和揭露，他應該向人民展示高尚。”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讓餘華的作品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有了強烈的社會共鳴，激勵人們，無論如何，都要《活著》。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追溯一下餘華的創作之路，不論是那句“作家都是有譜系的”，還是那個作家被打上標籤之後的突破與轉型，一個作家的文學啟蒙都會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其文學作品。

扛著“先鋒”旗號的餘華，曾在他的《文學或音東》一書中，多處提到他文學的最初啟蒙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那是1983年，餘華開始真正地文學創作（其實他在初三時就開始寫情詩，高中時作品就在校報上發表），同年進入浙江省海鹽縣文化館，經歷了從牙醫到作家的成長曆程，也就是在這年，餘華髮現了川端康成的文學魅力，將川端康成視為文學裡無限柔軟的象徵，併為之迷戀。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曾刻意向川端康成學寫細部，語言也摻雜著川端的風格，至少有兩三年的時間，他幾乎排斥其他所有的優秀作家。

因為餘華覺得他和川端康成的經歷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有著不幸的童年時期，憂鬱的青年時期，所謂不幸，主要是餘華小時候生活在貧窮落後的江南古鎮海鹽，父母上班常忙到把他和哥哥鎖在屋裡，再大些時，他也曾跟著父親上班，被帶到醫院的他，親眼見過外科醫生提著從病人身上割下來的血淋淋的病變器官等，倒在一個池子裡，也曾來回上廁所路過太平間，可以說從小就見慣了生死，對後來文學中的苦難敘事有著一定的影響。

川端康成的父親也是醫生，且在川端一歲多時抱病失業，回到鄉下不久後病逝，母親也在他三歲的時候棄他而去了另一個世界，幼年失怙的川端與年邁的祖母生活在一起，等到7歲剛上歲時，祖母又棄他而去，姐姐也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孤苦無依的川端與幾近失明的祖父相依為命，一連串的打擊，造成了川端個性中神經質的敏感，以及對病態美的極度追求。

餘華的第一個短篇《第一宿舍》(以筆名花石發表在1983年第一期的《西湖》上），1983年《海鹽文藝》上的《瘋孩子》(1984年在《北京文學》第一期，發表時題目改為《星星》)更加體現了川端式的頹廢情緒。餘華最初的這兩個短篇的素材都直接取材於他學校時期的寄宿生活。而川端康成寫作《伊豆的舞女》時,同樣是20歲的年紀,同樣過著異鄉的寄宿生活。

再一個就是餘華和川端康成的創作在時代背景上有很多共同之處，餘華開始創作的8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場遲到的“文藝復興”。

川端開始創作的年代也是日本文壇最為活躍的時期，日本正一步步從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和法西斯道路，可以說是在一個急劇變動和重大轉折的時代，但是由於他們性格因素，他們都不太關心政治題材，而是得心應手地書寫個人內心孤獨的情感，或者描寫社會底層小人物卑賤的美。

寫完那個以既沒有姓名也沒有身份的主人公從外地出差回來茫然無措的主人公為題的《小站》之後，餘華覺得越寫越感覺不對勁兒，感覺自己再沿著川端的羊腸小道走下去，已經走不通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對他創作產生深遠影響的卡夫卡出現了，卡夫卡是文學裡極端鋒利的象徵，餘華曾聲稱“卡夫卡救了我，一把將他從川端的陷阱里拉了出來,”。

此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魯迅、布魯諾·舒爾茨等餘華熱愛的作家，陸續出現在他的精讀名單裡，影響著他的創作。餘華寫出了他的重要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我沒有自己名字》等，

進入寫作成熟期的餘華，也越來越不喜歡那種聰明的，投機取巧的小說，越來越喜歡笨拙的，有煙火氣的，層層盤剝、步步推進的小說。

實踐出真知

文化來自文化環境和文化活動，實踐出真知並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句口號，而是切切實實的真理。優秀的作品單憑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認為餘華能寫出優秀文學作品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他豐富的人生閱歷。

我最先接觸到餘華是因為語文老師給我推薦的《活著》。這本書相信瞭解他的人都一定讀過，我也不進行過度贅述了，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來來說就是一部主人公福貴一家的死亡史，也是他本人的一部苦難史。

餘華出生於建國初期，當時的國內外環境還並不是太安定，這也為其提供著鮮活的寫作素材。同時也造就了他初期文學作品殘暴乖戾，悲哀的寫作風格。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充滿了故事的人。但光有故事也是不夠的，滿肚子的故事也可能成為坐在枯樹下講故事的破敗老人。他深厚的文學功底也是他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的人生履歷中學習生涯可以說是一刻也未曾停止過。

最後，我認為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餘華本身所具備的善於發現的品質。他能夠用心去發現周圍的故事，也只有有話可說才能夠用自己獨特的需要去發表見解。

以上就是我個人對餘華的看法，不知諸位道友有何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