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已引起研究界的廣泛注意，並已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優質成果。如何從一個新的視界即美學的視界對其加以觀照，從美學史的層面予以整合，便成為一項新的研究課題。本文試圖從美學史的縱向與橫向的結合、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上對宋代美學的生成、特徵、內外部關係等問題加以把握和說明。關於宋代文化，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有過權威的論述：“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因此，“宋代上承漢唐，下啟明清，處於一個劃時代的座標點。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如同整個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樣，宋代美學也是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發展史上的高峰。
多年從事美學、美學史研究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吳功正說，宋代獨特而淵深的美學意識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育、文化精神所孕育出來的，經過有機的整合和融化，產生了特定的審美形式、格調和風味，成為文化型美學，有別於前代的唐美學。
華夏的精神質地就是詩性的信仰，而將這個信仰變為社會生活的是宋代。20世紀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詩意的棲居”，主張將生活詩化，在詩化的生活中獲得巔峰的存在體驗。然而，海德格爾的思想只是一個夢，或者說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魏晉時期，那些風流絕代的才子們也曾經有過如此浪漫，但終究是曇花一現，不能生活得遊刃有餘。
宋代無疑是異樣的，宋代人掙脫想象的牽絆，卻又不拒絕想象，把眼光投注到現實生活，並培育出了詩性的眼光，開創了一個“詩意生活”的時代。宋代的“詩意生活”表現為生活的詩化和詩的生活化，在生活與詩的相互作用下產生的詩化生活，變得遊刃有餘，輕鬆自然，形成了整個宋代最具魅力的文化特徵。宋代生活的詩化已經深入到生活的每個角落和細節，無論是建築、日常用品和工藝品等都注入了濃厚的詩的意味，整個社會都瀰漫著詩詞的神韻。
當詩成為一個社會氛圍的時候，詩化的生活就得到完善和保障，宋人更能按照他自己的性情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在他們眼裡，滿眼皆是詩篇，皆是撥動心絃的景緻和聲音，宋代因此而變成一個隨處是美的世界。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成為天堂，大概也是宋人開始造就的，對當代人來講，或許宋代就是天堂了。
宋代處在社會結構大變革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城市經濟地位得以提高，當時的商品貿易不同於唐代規定時間、固定場所，而是夜以繼日、沒有定所。《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即使地處遠靜之所，“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都城紀勝》載南宋臨安也是如此：“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都市繁華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藝便得到孕育。人們幾乎可以從宋代尋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審美意識和審美形式。勾欄瓦肆的出現、百戲藝術的繁榮，對中國美學史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影響了審美的觀念、形態和趨向。柳永詞、話本小說和市肆風俗畫便是其代表。繪畫長卷《清明上河圖》中所蒸發的是世俗市民熱騰騰的氣息，而沒有貴族味。
上海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鄒其昌認為，宋代的佑文政策，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審美文化的發達。一直到南宋，人們仍然在讚賞這一國策。據《宋史·陳亮傳》記載，陳亮曾說：“藝祖（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在這樣的氛圍內，文化藝術各門類之間出現了互融互通現象，這是文化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和層面所必然出現的交叉交融現象。宋代加速了官吏的文士化、學者化歷程，加速了文人的文化、審美素質全面提升的歷程，他們身上總是兼備數藝、數技。例如作為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詩人、詞人、散文家，還是音樂美學家。《宋史本傳》謂“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通曉。”他們不是以單一的文化、美學的角色出現，而是文化、美學的全才、通才。
鄒其昌表示，宋代文化、美學的互通現象，促進了美學理論的提出，例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論才會在宋代出現。詩、詞、歌、賦、書、畫、琴、棋、茶、古玩構合為宋人的生活內容；吟詩、填詞、繪畫、戲墨、彈琴、弈棋、鬥茶、置園、賞玩構合為宋人的生活方式；詩情、詞心、書韻、琴趣、禪意構合為宋人的心態——在本體意義上是情調型、情韻型的宋人心態。他們對於這些文化藝術物件抱有玩味性、欣賞性、體驗性的態度，這便進入了審美層面。於是，審美上崇尚和追求“韻”。“韻”風行於宋代文化和審美領域，成為對明代中後期美學最具影響力的範疇。第一點，它是意義寬泛的審美標準和範疇。宋代周輝在《清波雜誌》中說：“時以婦人有標緻者為韻。”“韻”便是美，“韻”便成為美的表徵。第二點，它由藝術美學範疇擴衍為文學美學範疇。宋代範溫在《潛溪詩眼》中作了詳述，並描述了“韻”的演變過程：“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舍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作為當代人，範溫看到了“韻”在宋被美學界所廣泛認同、接受，並作為“極致”性審美範疇，得到尊崇的態勢：“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韻”與美相連，“韻”存則美在，“韻”失則美亡。“韻”又“盡美”，是最高層次的美。第三點，“韻”在審美內涵上正是“逸”。“韻味”與“逸氣”相通相合。黃庭堅在《題東坡字後》寫道：“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筆圓而韻勝。”所謂“無一點俗氣”正是“逸氣”，於是有“韻”便是有“逸氣”。
宋代不見大漠風塵的生活經歷和衝動、慾望、激情，而是在淺斟低酌中尋求心靈的安慰。人生價值不是在戰場取，而是在書齋、園林或閨房中得。《西園雅集圖記》記錄了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雅集的情景，稱“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這一社會現象和心理狀態，便凝定為一個獨特的審美概念——平淡。這幾乎成為宋代標誌性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標準，梅堯臣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中記載：“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寫道：“以深遠閒淡為意。”“平淡”體現了宋人審美的基本態度和格調。在繪畫方面，宋代並延伸到元代，以平淡為基本審美格調，雪山寒林便成為主要的審美物件，從中透露出相應的審美情趣。於是，寒江獨釣這一唐人的詩歌主題便成為宋人的繪畫審美內容，例如馬遠的《寒江獨釣圖》。與瑰麗繽紛的唐三彩不同的是，宋瓷則顯得淡雅淨潔，官瓷、哥瓷、鈞瓷均體現了這一審美的總體特徵。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中寫道：“宋初宮苑已非秦漢遊獵時代林圃之規模，即以盛唐離宮相較亦大不相同。”各類藝術審美事實從各個側面印證著宋代美學的基本格調。
宋代美學的繁榮與發展，有著其特殊的社會、心理結構，尤其是由此構成的強大人文環境作基礎。就社會結構而言，重視文人，並大力任用。文人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繁榮，學術的自由，市民文化的興起與繁榮都是美學繁榮與發展的重要契機。就心理結構而言，思想的活躍、個體性的增強、抱負與矢志的矛盾、主體心靈的衝突日益加劇，同樣也為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滋生土壤。 這種強大人文環境的營造，使得社會各階層雖政治經濟地位有別，但主體心靈方面則有著共同的理想與抱負、價值追求和審美境界。那就是道德與文章（道德與審美）走向統一，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宏願，在人生中追求著主體崇高價值的實現與完善。
宋代美學憑藉先秦儒學美學、道家美學、詩經美學、屈騷美學、兩漢經學美學、魏晉玄學美學、隋唐禪宗美學的豐富而基礎深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合、深化與建構。宋代美學的整合、深化與建構，使中國古典美學走向成熟並達到新的高度。在整合中，宋代美學廣泛吸納各種學術思想，以儒家為本位批判吸收禪家和道家美學思想，從而獲取了自己時代所需的美學資源。在深化與建構中，宋代美學創造了新的輝煌、具有自己的審美價值追求及其特徵。
“宋代美學是中國美學史上的重要時期和輝煌區段，有屬於自己時代的審美理想、審美形態、審美話語、審美精神，彬蔚大備，鬱郁乎文哉。既承緒於前代，又改變了前代，並對後代的美學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鄒其昌說。
① 宋瓷之美，美在神韻。 ② “冰裂紋”宋瓷有種滄桑之美。
宋代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已引起研究界的廣泛注意，並已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優質成果。如何從一個新的視界即美學的視界對其加以觀照，從美學史的層面予以整合，便成為一項新的研究課題。本文試圖從美學史的縱向與橫向的結合、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上對宋代美學的生成、特徵、內外部關係等問題加以把握和說明。關於宋代文化，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有過權威的論述：“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因此，“宋代上承漢唐，下啟明清，處於一個劃時代的座標點。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如同整個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樣，宋代美學也是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發展史上的高峰。
多年從事美學、美學史研究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吳功正說，宋代獨特而淵深的美學意識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育、文化精神所孕育出來的，經過有機的整合和融化，產生了特定的審美形式、格調和風味，成為文化型美學，有別於前代的唐美學。
華夏的精神質地就是詩性的信仰，而將這個信仰變為社會生活的是宋代。20世紀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詩意的棲居”，主張將生活詩化，在詩化的生活中獲得巔峰的存在體驗。然而，海德格爾的思想只是一個夢，或者說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魏晉時期，那些風流絕代的才子們也曾經有過如此浪漫，但終究是曇花一現，不能生活得遊刃有餘。
宋代無疑是異樣的，宋代人掙脫想象的牽絆，卻又不拒絕想象，把眼光投注到現實生活，並培育出了詩性的眼光，開創了一個“詩意生活”的時代。宋代的“詩意生活”表現為生活的詩化和詩的生活化，在生活與詩的相互作用下產生的詩化生活，變得遊刃有餘，輕鬆自然，形成了整個宋代最具魅力的文化特徵。宋代生活的詩化已經深入到生活的每個角落和細節，無論是建築、日常用品和工藝品等都注入了濃厚的詩的意味，整個社會都瀰漫著詩詞的神韻。
當詩成為一個社會氛圍的時候，詩化的生活就得到完善和保障，宋人更能按照他自己的性情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在他們眼裡，滿眼皆是詩篇，皆是撥動心絃的景緻和聲音，宋代因此而變成一個隨處是美的世界。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成為天堂，大概也是宋人開始造就的，對當代人來講，或許宋代就是天堂了。
宋代處在社會結構大變革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城市經濟地位得以提高，當時的商品貿易不同於唐代規定時間、固定場所，而是夜以繼日、沒有定所。《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即使地處遠靜之所，“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都城紀勝》載南宋臨安也是如此：“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都市繁華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藝便得到孕育。人們幾乎可以從宋代尋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審美意識和審美形式。勾欄瓦肆的出現、百戲藝術的繁榮，對中國美學史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影響了審美的觀念、形態和趨向。柳永詞、話本小說和市肆風俗畫便是其代表。繪畫長卷《清明上河圖》中所蒸發的是世俗市民熱騰騰的氣息，而沒有貴族味。
上海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鄒其昌認為，宋代的佑文政策，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審美文化的發達。一直到南宋，人們仍然在讚賞這一國策。據《宋史·陳亮傳》記載，陳亮曾說：“藝祖（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在這樣的氛圍內，文化藝術各門類之間出現了互融互通現象，這是文化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和層面所必然出現的交叉交融現象。宋代加速了官吏的文士化、學者化歷程，加速了文人的文化、審美素質全面提升的歷程，他們身上總是兼備數藝、數技。例如作為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詩人、詞人、散文家，還是音樂美學家。《宋史本傳》謂“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通曉。”他們不是以單一的文化、美學的角色出現，而是文化、美學的全才、通才。
鄒其昌表示，宋代文化、美學的互通現象，促進了美學理論的提出，例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論才會在宋代出現。詩、詞、歌、賦、書、畫、琴、棋、茶、古玩構合為宋人的生活內容；吟詩、填詞、繪畫、戲墨、彈琴、弈棋、鬥茶、置園、賞玩構合為宋人的生活方式；詩情、詞心、書韻、琴趣、禪意構合為宋人的心態——在本體意義上是情調型、情韻型的宋人心態。他們對於這些文化藝術物件抱有玩味性、欣賞性、體驗性的態度，這便進入了審美層面。於是，審美上崇尚和追求“韻”。“韻”風行於宋代文化和審美領域，成為對明代中後期美學最具影響力的範疇。第一點，它是意義寬泛的審美標準和範疇。宋代周輝在《清波雜誌》中說：“時以婦人有標緻者為韻。”“韻”便是美，“韻”便成為美的表徵。第二點，它由藝術美學範疇擴衍為文學美學範疇。宋代範溫在《潛溪詩眼》中作了詳述，並描述了“韻”的演變過程：“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舍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作為當代人，範溫看到了“韻”在宋被美學界所廣泛認同、接受，並作為“極致”性審美範疇，得到尊崇的態勢：“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韻”與美相連，“韻”存則美在，“韻”失則美亡。“韻”又“盡美”，是最高層次的美。第三點，“韻”在審美內涵上正是“逸”。“韻味”與“逸氣”相通相合。黃庭堅在《題東坡字後》寫道：“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筆圓而韻勝。”所謂“無一點俗氣”正是“逸氣”，於是有“韻”便是有“逸氣”。
宋代不見大漠風塵的生活經歷和衝動、慾望、激情，而是在淺斟低酌中尋求心靈的安慰。人生價值不是在戰場取，而是在書齋、園林或閨房中得。《西園雅集圖記》記錄了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雅集的情景，稱“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這一社會現象和心理狀態，便凝定為一個獨特的審美概念——平淡。這幾乎成為宋代標誌性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標準，梅堯臣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中記載：“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寫道：“以深遠閒淡為意。”“平淡”體現了宋人審美的基本態度和格調。在繪畫方面，宋代並延伸到元代，以平淡為基本審美格調，雪山寒林便成為主要的審美物件，從中透露出相應的審美情趣。於是，寒江獨釣這一唐人的詩歌主題便成為宋人的繪畫審美內容，例如馬遠的《寒江獨釣圖》。與瑰麗繽紛的唐三彩不同的是，宋瓷則顯得淡雅淨潔，官瓷、哥瓷、鈞瓷均體現了這一審美的總體特徵。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中寫道：“宋初宮苑已非秦漢遊獵時代林圃之規模，即以盛唐離宮相較亦大不相同。”各類藝術審美事實從各個側面印證著宋代美學的基本格調。
宋代美學的繁榮與發展，有著其特殊的社會、心理結構，尤其是由此構成的強大人文環境作基礎。就社會結構而言，重視文人，並大力任用。文人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繁榮，學術的自由，市民文化的興起與繁榮都是美學繁榮與發展的重要契機。就心理結構而言，思想的活躍、個體性的增強、抱負與矢志的矛盾、主體心靈的衝突日益加劇，同樣也為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滋生土壤。 這種強大人文環境的營造，使得社會各階層雖政治經濟地位有別，但主體心靈方面則有著共同的理想與抱負、價值追求和審美境界。那就是道德與文章（道德與審美）走向統一，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宏願，在人生中追求著主體崇高價值的實現與完善。
宋代美學憑藉先秦儒學美學、道家美學、詩經美學、屈騷美學、兩漢經學美學、魏晉玄學美學、隋唐禪宗美學的豐富而基礎深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合、深化與建構。宋代美學的整合、深化與建構，使中國古典美學走向成熟並達到新的高度。在整合中，宋代美學廣泛吸納各種學術思想，以儒家為本位批判吸收禪家和道家美學思想，從而獲取了自己時代所需的美學資源。在深化與建構中，宋代美學創造了新的輝煌、具有自己的審美價值追求及其特徵。
“宋代美學是中國美學史上的重要時期和輝煌區段，有屬於自己時代的審美理想、審美形態、審美話語、審美精神，彬蔚大備，鬱郁乎文哉。既承緒於前代，又改變了前代，並對後代的美學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鄒其昌說。
① 宋瓷之美，美在神韻。 ② “冰裂紋”宋瓷有種滄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