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件舊事、一個醒著的生活中的“夢魘”】
於青天白日之下的午睡裡，會發生的夢魘，很多人也是有過親歷的，我當然也不會例外；每當想起來，胸頭就有憋悶的感覺，只是不願意多作回憶與述說罷了。
直至十年前的有一天，在我醒著的生活中，也發生了一個夢魘；後來，又看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句話，這才細思極恐起來。
羅素寫道:
“這是很可能的，我們稱之為醒著的生活，可能僅僅是一種不尋常的持續不斷的夢魘。”
睡覺中、發生“夢魘”之時，有一種特別的恐怖——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所壓倒，做出了種種掙扎也總是沒用；而於“醒著的生活”中發生的夢魘，在感覺上也是如此。
2008年夏天，我的父親突然就倒地死了，我從寧波回到了樂清的老家蒲歧；喪事辦完之後，哥妹要回西安去，有一件難事便交託給了我。
當初，母親中風癱瘓了需要照顧，便與父親分開了住；不久，戶藉也登記在兩處了。
現下，我必須去證明我的父母是夫妻，我媽才可以每個月領到遺屬補貼金；父親的歸屬局，也指定了專人幫助辦理這件事，是一個副科長。
那麼，我如何去證明父母是夫妻呢？
社保局的主管人員，是一個有耐心的中年婦女；她出了許多主意。
她說，結婚證是最重要的。
如果丟失了，那麼，薄藉登記也可以作為證據，原居住地、後來的居民委員會、相關的部門，都可以去尋找的；夫妻照片、家譜，乃至舊牌位之下的署名，也可作為證明的輔助。
我很感激她的詳細指點，信心滿滿地立即行動；因為父親是個很細心的人，什麼舊證件、老照片的，收拾得很周全，自傳、筆記，家譜、牌位，也是應有盡有。
我在蒲歧的老家裡，翻箱倒櫃去搜尋；忙了大半天，卻唯獨搜尋不到結婚證。
我把相關的資料，包括了一個木製牌位，裝滿了一個塑膠袋子，在炎炎夏日之下，立即拿到了社保局去；女主管告訴我說，關健的還是要有結婚證，既然丟失了，就應當去尋覓相關的薄冊登記，你還必須繼續去努力。
於是，我決定從蒲歧南門大隊入手；打聽到了現任的會計是誰，就找上了門去，可他卻說:
“這些三、四十年前的舊冊子，怎麼還有可能儲存呢？大水也早就淹掉了的。
你從寧波來一趟也不容易；好象還有一堆舊雜物，去找找吧！”
從南門大隊村委會，到虹橋一個居委會，再到派出所、民政局、市資料館，花了五天時間；可是，結婚登記及其相關記錄，仍是一無所獲。
天氣炎熱，身心疲憊。
那麼，就先回寧波，稍待氣候涼爽了再來吧；去車站的路上，卻巧遇了一箇舊相識。
他對我說:
“兩個途經，乾乾脆脆；要麼送禮，要麼陪你去一個地方，咱們就添油加醋，投訴！”
他留下了聯絡電話，也留下了一句說話:
“你不要再做個楞頭青了！”
我怎麼會是一個“楞頭青”呢？
我的爸媽確實是夫妻，這是一個鐵的事實啊；辦理遺屬補貼，也是堂堂正正的事，憑什麼要送禮？
當時，我在心中還暗想，你陪著我去那個地方，豈不變作了“走後門”？欠了你的人情，還起來也很麻煩的，何況咱們也是久無聯絡了。
“既然你爸的主管局指定了專人負責，你何不盯住他？”
好的，就盯住他！於是，在再去了樂清之後，我便盯住了他。
起初的幾天裡，也是見過他兩次面的；或許我已經給了他楞頭青的感覺，後來他就一會兒在白龍山開會，一會兒又說出差了。
當此之際，我也考慮過那位舊相識的意見，卻仍然是顧慮重重。
比如，官們都是一個口吻，迴應起來，也很可能會是按照“制度”和“程式”來辦理；如果透過他人給官們送禮，豈不是變得間接、複雜，更麻煩了？！
第三次回樂清之前，我已是久思苦無計啊！——幾個部門，桌子也都拍過了，他們只想迴避我這個惡人；無奈之下，就只得給那位舊相識打了個電話。
到了老家，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見了他；原來卻是不必給任何人送禮的！——我在當年，經濟上很窘迫；就那麼一點兒錢，在上一年投入了股市，虧得破褲頭也沒得穿了。
當天下午，那位女主管打來了電話，讓我馬上去辦理手續。
我在第二次回樂清之時，也曾帶著怒容，去見過那位女主管；可她的態度，卻很溫和、親切的。
她說起了自己原先是什麼地方人，有個親戚也住在蒲歧，還報了個名字；又建議我，還可以再去虹橋鎮辦事大廳，去要求證明我爸媽是夫妻關係的，她這樣說:
“公安部門原也是有職責的；託託人，還可以特事特辦呢。”
一番很誠懇的鬼話，又使得我相信了，“制度”與“程式”也確實就是這樣的。
很感激虹橋辦事大廳的一位女警官，她這樣對我說:
“我們只想做好本職工作；至於別個部門的事，也不想多言。
不過，她是故意刁難你的；試想，五十年代結婚的人，能有什麼結婚證呢？連個結婚登記制度，當時也還沒有全面執行呢。
你那個舊相識的建議，也只是氣憤不過，要去投訴罷了，不是什麼走後門！”
此事終於辦完了以後，我也終於得知了一個大道理:
父母雖然分開了住，可法院也沒有辦理過離婚，就連鄰居們，也都知道是夫妻關係的；社保局如果稍微做個調查，也就會很清楚的。
可是，起初沒有任何一個部門的人，告訴過我這個大道理；他們總是強調說，他們是嚴格按照“制度”辦事的，也沒有寫個什麼證明的權力。
咱們老百姓，卻也是早就不得不忘掉了這個大道理。
我走訪過幾個部門，起初還肯和我說幾句話的；後來看我實在是個楞頭青，總是聽不懂說話，也就一見便厭煩我了。
想起了一部長篇小說，是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寫的，書名叫作《訴訟》；講了在一種“嚴密”而又腐敗的官僚體制之下，要想“證明”點什麼，是極其困難、甚至於沒有可能的。
書中主角的遭遇，簡直是一個夢魘接著一個夢魘，不斷地在發生夢魘！
約瑟夫·K是銀行的一名高階職員，一覺醒來，突然來了幾個差役，說他犯了一種罪；但卻允許他繼續到銀行上班，並沒有剝奪他的行動自由。
他想自己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為此四處奔走。
他去尋律師；律師告訴他，法院是個“藏汙納垢”的地方，徇私舞弊、貪汙賄賂、官僚主義。
他向一位為法官畫像的畫師求教；畫師告訴他說，“法院一經對某人提出控告，它就堅信這個被告有罪，誰要消除這種信念，那真是困難萬分。”
他又去請教牧師；牧師曉喻他，真理是存在的，但通往真理的道路卻是障礙重重的，人只有低頭服從命運的安排。
在一個憲法國家裡，誰也不能說明，他是受到了誰的控告，究竟要由什麼機關來處理；誰也不告訴他，訴訟應當按照什麼程式進行。
只有一個冰冷的龐大機器，正在無情地運轉；整個案件消失在遙遠的、無法接近的法院裡。
在這種體制下，不知道什麼地方做了一個決定，便產生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不管當事人如何掙扎，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運轉起來，一定要把他絞成肉泥。
呼救也是沒有用的。
機器的每個組成部分，都是冰冷的——每個部門及其人員，都只承擔區域性的職能，不能左右全域性；又由於腐敗與冷漠，他們還有可能要在自己承辦的區域性中，再加上自己的一份罪惡。
人們在發作夢魘之時，感覺也都是差不多的——面對一種強大異己的力量，只可能有一種被壓倒之時的恐怖，任何的掙扎都是沒有效果的。
周邊的一切給他的感受，又總是很冷漠的。
就連卡夫卡本人，也是在小說中用了冷漠的語調，敘述了整個事件，這也符合了夢魘的特徵。
咱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近十年來，我也看到政府辦事部門、種種的改革和進步。
在新的一年裡、在以後，希望政府辦事部門，有更多的便民、惠民的措施推出來；讓任何一個小百姓，在醒著的生活裡，不再發生那種透不過氣來的夢魘。
【十年前的一件舊事、一個醒著的生活中的“夢魘”】
於青天白日之下的午睡裡，會發生的夢魘，很多人也是有過親歷的，我當然也不會例外；每當想起來，胸頭就有憋悶的感覺，只是不願意多作回憶與述說罷了。
直至十年前的有一天，在我醒著的生活中，也發生了一個夢魘；後來，又看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句話，這才細思極恐起來。
羅素寫道:
“這是很可能的，我們稱之為醒著的生活，可能僅僅是一種不尋常的持續不斷的夢魘。”
睡覺中、發生“夢魘”之時，有一種特別的恐怖——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所壓倒，做出了種種掙扎也總是沒用；而於“醒著的生活”中發生的夢魘，在感覺上也是如此。
2008年夏天，我的父親突然就倒地死了，我從寧波回到了樂清的老家蒲歧；喪事辦完之後，哥妹要回西安去，有一件難事便交託給了我。
當初，母親中風癱瘓了需要照顧，便與父親分開了住；不久，戶藉也登記在兩處了。
現下，我必須去證明我的父母是夫妻，我媽才可以每個月領到遺屬補貼金；父親的歸屬局，也指定了專人幫助辦理這件事，是一個副科長。
那麼，我如何去證明父母是夫妻呢？
社保局的主管人員，是一個有耐心的中年婦女；她出了許多主意。
她說，結婚證是最重要的。
如果丟失了，那麼，薄藉登記也可以作為證據，原居住地、後來的居民委員會、相關的部門，都可以去尋找的；夫妻照片、家譜，乃至舊牌位之下的署名，也可作為證明的輔助。
我很感激她的詳細指點，信心滿滿地立即行動；因為父親是個很細心的人，什麼舊證件、老照片的，收拾得很周全，自傳、筆記，家譜、牌位，也是應有盡有。
我在蒲歧的老家裡，翻箱倒櫃去搜尋；忙了大半天，卻唯獨搜尋不到結婚證。
我把相關的資料，包括了一個木製牌位，裝滿了一個塑膠袋子，在炎炎夏日之下，立即拿到了社保局去；女主管告訴我說，關健的還是要有結婚證，既然丟失了，就應當去尋覓相關的薄冊登記，你還必須繼續去努力。
於是，我決定從蒲歧南門大隊入手；打聽到了現任的會計是誰，就找上了門去，可他卻說:
“這些三、四十年前的舊冊子，怎麼還有可能儲存呢？大水也早就淹掉了的。
你從寧波來一趟也不容易；好象還有一堆舊雜物，去找找吧！”
從南門大隊村委會，到虹橋一個居委會，再到派出所、民政局、市資料館，花了五天時間；可是，結婚登記及其相關記錄，仍是一無所獲。
天氣炎熱，身心疲憊。
那麼，就先回寧波，稍待氣候涼爽了再來吧；去車站的路上，卻巧遇了一箇舊相識。
他對我說:
“兩個途經，乾乾脆脆；要麼送禮，要麼陪你去一個地方，咱們就添油加醋，投訴！”
他留下了聯絡電話，也留下了一句說話:
“你不要再做個楞頭青了！”
我怎麼會是一個“楞頭青”呢？
我的爸媽確實是夫妻，這是一個鐵的事實啊；辦理遺屬補貼，也是堂堂正正的事，憑什麼要送禮？
當時，我在心中還暗想，你陪著我去那個地方，豈不變作了“走後門”？欠了你的人情，還起來也很麻煩的，何況咱們也是久無聯絡了。
“既然你爸的主管局指定了專人負責，你何不盯住他？”
好的，就盯住他！於是，在再去了樂清之後，我便盯住了他。
起初的幾天裡，也是見過他兩次面的；或許我已經給了他楞頭青的感覺，後來他就一會兒在白龍山開會，一會兒又說出差了。
當此之際，我也考慮過那位舊相識的意見，卻仍然是顧慮重重。
比如，官們都是一個口吻，迴應起來，也很可能會是按照“制度”和“程式”來辦理；如果透過他人給官們送禮，豈不是變得間接、複雜，更麻煩了？！
第三次回樂清之前，我已是久思苦無計啊！——幾個部門，桌子也都拍過了，他們只想迴避我這個惡人；無奈之下，就只得給那位舊相識打了個電話。
到了老家，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見了他；原來卻是不必給任何人送禮的！——我在當年，經濟上很窘迫；就那麼一點兒錢，在上一年投入了股市，虧得破褲頭也沒得穿了。
當天下午，那位女主管打來了電話，讓我馬上去辦理手續。
我在第二次回樂清之時，也曾帶著怒容，去見過那位女主管；可她的態度，卻很溫和、親切的。
她說起了自己原先是什麼地方人，有個親戚也住在蒲歧，還報了個名字；又建議我，還可以再去虹橋鎮辦事大廳，去要求證明我爸媽是夫妻關係的，她這樣說:
“公安部門原也是有職責的；託託人，還可以特事特辦呢。”
一番很誠懇的鬼話，又使得我相信了，“制度”與“程式”也確實就是這樣的。
很感激虹橋辦事大廳的一位女警官，她這樣對我說:
“我們只想做好本職工作；至於別個部門的事，也不想多言。
不過，她是故意刁難你的；試想，五十年代結婚的人，能有什麼結婚證呢？連個結婚登記制度，當時也還沒有全面執行呢。
你那個舊相識的建議，也只是氣憤不過，要去投訴罷了，不是什麼走後門！”
此事終於辦完了以後，我也終於得知了一個大道理:
父母雖然分開了住，可法院也沒有辦理過離婚，就連鄰居們，也都知道是夫妻關係的；社保局如果稍微做個調查，也就會很清楚的。
可是，起初沒有任何一個部門的人，告訴過我這個大道理；他們總是強調說，他們是嚴格按照“制度”辦事的，也沒有寫個什麼證明的權力。
咱們老百姓，卻也是早就不得不忘掉了這個大道理。
我走訪過幾個部門，起初還肯和我說幾句話的；後來看我實在是個楞頭青，總是聽不懂說話，也就一見便厭煩我了。
想起了一部長篇小說，是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寫的，書名叫作《訴訟》；講了在一種“嚴密”而又腐敗的官僚體制之下，要想“證明”點什麼，是極其困難、甚至於沒有可能的。
書中主角的遭遇，簡直是一個夢魘接著一個夢魘，不斷地在發生夢魘！
約瑟夫·K是銀行的一名高階職員，一覺醒來，突然來了幾個差役，說他犯了一種罪；但卻允許他繼續到銀行上班，並沒有剝奪他的行動自由。
他想自己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為此四處奔走。
他去尋律師；律師告訴他，法院是個“藏汙納垢”的地方，徇私舞弊、貪汙賄賂、官僚主義。
他向一位為法官畫像的畫師求教；畫師告訴他說，“法院一經對某人提出控告，它就堅信這個被告有罪，誰要消除這種信念，那真是困難萬分。”
他又去請教牧師；牧師曉喻他，真理是存在的，但通往真理的道路卻是障礙重重的，人只有低頭服從命運的安排。
在一個憲法國家裡，誰也不能說明，他是受到了誰的控告，究竟要由什麼機關來處理；誰也不告訴他，訴訟應當按照什麼程式進行。
只有一個冰冷的龐大機器，正在無情地運轉；整個案件消失在遙遠的、無法接近的法院裡。
在這種體制下，不知道什麼地方做了一個決定，便產生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不管當事人如何掙扎，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運轉起來，一定要把他絞成肉泥。
呼救也是沒有用的。
機器的每個組成部分，都是冰冷的——每個部門及其人員，都只承擔區域性的職能，不能左右全域性；又由於腐敗與冷漠，他們還有可能要在自己承辦的區域性中，再加上自己的一份罪惡。
人們在發作夢魘之時，感覺也都是差不多的——面對一種強大異己的力量，只可能有一種被壓倒之時的恐怖，任何的掙扎都是沒有效果的。
周邊的一切給他的感受，又總是很冷漠的。
就連卡夫卡本人，也是在小說中用了冷漠的語調，敘述了整個事件，這也符合了夢魘的特徵。
咱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近十年來，我也看到政府辦事部門、種種的改革和進步。
在新的一年裡、在以後，希望政府辦事部門，有更多的便民、惠民的措施推出來；讓任何一個小百姓，在醒著的生活裡，不再發生那種透不過氣來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