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宋朝的政治制度有關。一方面，重文抑武。宋朝大量重用文人，武官只能作為副職使用，加之文官待遇好，文官雖然有權，但是相當敬業。另一方面，對宦官既信用又抑制。宋朝吸取前朝經驗教訓，對宦官既利用又防備。主要措施有五:一是控制宦官人數。唐太宗為了防宦官勢力膨脹，把宦官總數控制在1000人以內，封建史家傳為美談。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嚴，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得超過50人，規定宦官年齡在30歲以上，又無養父，才准許養子1人作為繼嗣，並在幹德四年（966）六月，開寶四年（971）七月兩次下詔申嚴此禁，敦促“所在嚴加覺察，違者不赦。”

二是設立宦官階官。唐代有個怪現象，那就是：“唐宦者所歷散官與文官同，……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而北宋則為內臣設立了獨特的階官體系，以區別於文官、武將。馬端臨認為，其目的在於對宦官加以歧視。他說：“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 元豐年間改革品階制度時，有大臣“請並內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駁道：“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很清楚，所謂“深意”，就在於歧視宦官。北宋內臣階官從較低階的貼祗候內品到較高階的東頭供奉官（後改稱供奉官），凡11階。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漓化五年（994）八月為獎賞王繼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則在於顯示宦官有別於文臣、武將。此外，昭宣使特置於淳化四年二月，以獎賞王延德等；宣慶使特置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獎賞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於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以獎賞劉承規。而延福宮使則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第二，以上內臣階官“臨時用例，取旨改轉”，普通宦官與此無緣。三是壓低宦官品級。唐代初期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最高官為從四品上，這常常被人們作為唐太宗壓抑宦官的一項重要措施而加以稱道。北宋初年，內中高品都知、押班為宦官最高官，不過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設的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號稱內臣之極品，也不過是從五品，其品階仍低於唐代初期的內侍。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錢為25貫，只能同當時的縣令相比較，河南洛陽縣令為30貫，萬戶以上縣令為20貫，宦官最高官雖高於後者，但低於前者。與文臣、武將相比，宦官升遷相當難。文臣、武將都有一定的升遷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辦理。按照北宋初年的規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職，必須具備以下4個條件：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至於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過觀察使，宋真宗以後不過節度觀察留後即承宣使。到大觀二年（1108）五月，童貫才成為北宋歷史上第一個宦官節度使。

四是限制宦官活動。王禹偁講，宋太祖時，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後來，宋太祖不準宦官“採聽他事”的舊規儘管遭到破壞，可是宦官的活動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規定：宗室不得與內臣之家為親。理由是：

“內臣出入宮掖，若與宗室聯姻，非便。”至於其原因，顯然在於防止宦官與宗室串通一氣，危及皇權。五是不許宦官掌機密。這項措施尤其重要，用宋朝人的話來說，即是：“貂璫不以典機密”。此舉被當時人稱頌為“祖宗良法”。北宋初年，宦官曾經透過通進、銀臺司，預聞機密。通進司的主要職現是領天下章奏案牘及文武近臣奏疏進呈，而銀臺司的主要職責則是掌抄錄天下奏狀案牘事目進呈併發付有關機構檢查，這些職責都事關朝廷機密。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張詠為同知通進、銀臺二司公事，並改變了二司的隸屬關係。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避免“內官”即宦官預聞機密。如果說後來的明代設有名叫“內書堂”的宦官學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養相當高，從而為他們掌機密提供了條件，那么宋代通常不許宦官學習文化。宋仁宗時，宰相賈昌朝在兼任侍講期間，曾以編書為名，“其實教授內侍”，大臣們上疏反對，宋仁宗予以採納，史稱“諫官吳育奏罷之”。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當中還有劉承規、張繼能等“好儒學”、“喜讀書”，孫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詠”、“有詩名”。可是宋仁宗以後，這類記載明顯減少，即使是梁師成儘管附庸風雅，然而“實不能文”。難怪宋人往往如此輕蔑地說：“宮中左右皆閹宦，有何知識？”說到梁師成，人們都知道他以內掌機密而於史有名。需要說明的是，唐代的內樞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之類是固定的制度，而梁師成在北宋則是個比較特殊的例外，兩者差別顯而易見。

眾所周知，唐代後期宦官得以專權，是由於最高統治者讓他們掌機要、典兵權、任監軍，以致形成了凌駕於宰相之上的宦官內朝按照宋代的所謂“祖宗家法”，不許宦官掌機要，已如上述。北宋率軍作戰的宦官雖多，但能夠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樣獨掌兵權的，只有童貫一人。莫說走馬承受，即便鈐轄、都監、巡檢之類，其地位和權勢，都不能同唐代的監軍使相比。應當說宦官內朝在北宋是不存在的。即使以宦官權勢最為顯赫的宋徽宗親政期間而論，當時並非宦官獨自橫行，而是六賊當中，恰好是外官3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內官3人即童貫、梁師成、李彥。至於其首惡，則非蔡莫屬。他們在發跡之時曾相互利用，得勢之後又互相牽制。儘管當時人有梁師成“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並不可信，其實他們的權勢因時而異。從總體上說，宦官仍然難以凌駕於宰相之上，至多隻能平起平坐而已。例如童貫建節之後，他同蔡京的關係已由相互交結變為互相攻擊。一次，宋徽宗打算將童貫封為使相，當上了宰相的蔡京堅決反對：“貴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宋徽宗只得把這個打算暫時放棄。不難看出，《宋史·宦者傳序》將“宰相之權重”作為北宋沒有宦官之禍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無道理。後來童貫等宦官權勢更大，越發囂張。宋徽宗退位後，“諫宗、御史與華人議者蜂起”，宋欽宗迫於公議，童貫等宦官終於被貶竄。

總之，宋宦官問題情況錯綜複雜，不能簡單化。宦官在宋既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們廣泛參預政事並捲入政爭，又有受到朝廷抑制的一面，宦官內朝難以形成，因而其權勢再大，也很難像唐代後期那樣廢立皇帝、生殺大臣。

其實這個事情說起來的話，跟宋朝本身的制度有關。

我們說到中國歷史上兩個特殊的時期，一個是唐朝，一個是明朝，這兩個時期都出現過一段時間嚴重的宦官當政，至於說清朝那記錄的並不完善，可以暫時不做考慮，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宦官代替皇帝獨掌朝政！這是宦官當政最重要的一個事情，沒有這一點先提條件成立的話，宦官是永遠不可能進入朝局的，其他的人都會嘲諷他。

也就是說在唐朝的時候，由於皇帝的權利全部都被宦官給代替宦官掌握的軍隊，所以宦官才成為了皇帝的代言人，才完全掌控了朝局兒，在這之後的明朝，是因為皇帝把自己所有的權利，包括生殺大權全部交給了宦官兒，皇帝由於長時間的中央集權制度，消滅了宰相這個職務以後，在國家內部說一不二，所以擁有著皇帝所有權力的宦官也能夠權傾朝野。

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極端條件之下，宦官可以代替皇帝，但是在宋朝這種條件完全沒法成立，為什麼？因為宰相的權力還存在，而且權力還不低，在這種情況之下，宰相的權利成為了朝廷的一種監管機構，防止某些人權傾朝野。

在這裡我們得提到一個特殊的人物叫做童貫，這個人在《水滸傳》裡面也出現過四大奸臣之一啊，童貫這個人曾經被任命為樞密使範北宋的整體的政治格局裡面輸密時就是指揮全國軍隊的一個植物狄青，雖然戰功赫赫，可他這一生也就做到樞密副使岳飛戰功赫赫，也只做到樞密副使，由此可見，這個樞秘史一直掌握在皇帝的親信手裡邊兒，這個童貫就是一個宦官。

雖然銅冠這個人是樞密使，可是這個人掌握的權力在整個北宋的政治格局裡面仍然不是數一數二的，排在他前面的還有宋朝的宰相，宋朝的太尉等等一批人物，他只是排名老末的那一個。

除非是這個太監同時兼任著樞密使和宰相這兩個職務，才有可能做到權傾朝野，為所欲為，在其他情況之下，這個太監永遠都只是一個弟弟，文人集團也不會允許一個太監來做宰相，這猶如文人的風格，北宋的文人的傲骨還是存在的。

所以在北宋太監掌權的情況並不能夠出現，因為這樣的土壤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