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政治上，隋朝官制在隋文帝即位後設置了新的職官制度：“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監，左右衛、左右武衛等府。”
以強化中央集權和恢復漢族王朝官制的傳統。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實際上只是榮譽。
隋煬帝圍繞封爵勳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勢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來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透過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了中央集權，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
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未能與建立民生順遂、團結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結合起來，最終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
2、科舉制度
南北朝時期為了選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舉明經”等科舉制度，但是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繼續實施。
開皇七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大業二年（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階，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
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的要求，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中央，有利於選拔人才，增強政治效率，對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
3、法律制度
北周律法有時松，有時嚴，不好掌握，導致刑罰混亂。隋文帝即位後，於開皇元年（581年）命高熲等人參考北齊、北周等舊律，制定法律。開皇三年（583年），又讓蘇威等人加以修訂，完成了《開皇律》。
《開皇律》以北齊《河清律》為底本、參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簡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優點而成。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規定對十惡者要嚴懲不貸。
《開皇律》分十二卷，500條，刑罰分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種二十等。廢除了鞭刑、梟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後各代法典的基礎。
經濟：
1、農業
領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頓戶籍。實行了“大索貌閱法”要求官吏經常檢查人口，根據相貌來檢查戶口，使編戶大增。和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戶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稅。
改革貨幣
隋朝統一幣制，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世稱“隋五銖”。“隋五銖”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車書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時重新統一。
“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鹹薈粹一朝，成文章之總彙。”除此之外，楊堅還曾頒佈“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戰亡之家，給復一年”等仁政措施。
設定糧倉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儲存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唐朝初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說：“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出土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穀子50萬斤。由此可見的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手工業
隋代是中國瓷器生產技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其突出的表現是，在河南安陽、陝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這是中國較早出現的白瓷。
隋代青釉瓷器的生產則更廣泛，在河北、河南、陝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並發現了多處隋代窯址，江南為手工業發達地區。隋朝瓷器的發展也帶動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商業
長安和洛陽，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國際上的大都會。長安有都會、利人兩市；洛陽有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里，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
豐都市周圍八里，通十二門，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重樓延閣相互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像這樣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罕見的。
文化：
1、學術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豔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說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各地紛紛廣建學校，中原地區學者眾多，儒學一時興盛。
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到隋朝時沒有統一的經典，使得科舉制度在明經考試方面仍然困難。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開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儲存京師國子學，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同時下令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隋煬帝時雖然恢復各地學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時最著名的儒生有劉焯、劉炫，二劉學識豐富，受當時儒生景仰。
然而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舉動，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統治者。
王通是隋末大儒與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諡為“文中子”。他主張執政者應該先德後刑才能讓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應該共同相處，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張天人之事與天地人三才不相離等思想。
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與《文中子中說》。他的孫子王勃是初唐四傑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學說，對後來宋代的程朱理學影響深遠。
當時的佛教其中最興盛的天台宗主張止觀說，而禪宗主張頓悟說。止觀又稱為寂照、明靜，主張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專注於特定物件，併產生對於該物件的正智慧。頓悟為“明心見性”法門，即是主張頓悟。主張凡事透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要領，從而指導正確的實踐而獲得成就。
2、文學
由於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唐朝中葉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
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樸且實用。由於南朝豔麗的文學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學大多承襲梁陳學風，沒有新的突破。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居然不過十餘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體式》，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號為“文軌”。甚至連高句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這使得南朝文學流行到外國，影響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樸實文學。李諤建議不能依文藻華麗而錄取人才。
然而隋煬帝又提倡華麗的南朝文學，他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也是一個文學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宮樂歌》。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
3、史學
史學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書，或由官方撰寫，或由民間人士自行撰寫。其思想比較自由，質量也佳，但由於不容易採用到史官所藏書籍，通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說是完整的國史。
4、音韻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韻學與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納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一致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用韻不同。以前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記錄了諸人議論的要旨，於公元601年寫成《切韻》五卷。
這部書統一書面的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是中國最早的音韻書，該語音系統完整的儲存在後來的《廣韻》、《集韻》等書中。
1、在政治上，隋朝官制在隋文帝即位後設置了新的職官制度：“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監，左右衛、左右武衛等府。”
以強化中央集權和恢復漢族王朝官制的傳統。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實際上只是榮譽。
隋煬帝圍繞封爵勳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勢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來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透過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了中央集權，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
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未能與建立民生順遂、團結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結合起來，最終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
2、科舉制度
南北朝時期為了選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舉明經”等科舉制度，但是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繼續實施。
開皇七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大業二年（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階，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
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的要求，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中央，有利於選拔人才，增強政治效率，對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
3、法律制度
北周律法有時松，有時嚴，不好掌握，導致刑罰混亂。隋文帝即位後，於開皇元年（581年）命高熲等人參考北齊、北周等舊律，制定法律。開皇三年（583年），又讓蘇威等人加以修訂，完成了《開皇律》。
《開皇律》以北齊《河清律》為底本、參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簡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優點而成。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規定對十惡者要嚴懲不貸。
《開皇律》分十二卷，500條，刑罰分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種二十等。廢除了鞭刑、梟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後各代法典的基礎。
經濟：
1、農業
領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頓戶籍。實行了“大索貌閱法”要求官吏經常檢查人口，根據相貌來檢查戶口，使編戶大增。和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戶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稅。
改革貨幣
隋朝統一幣制，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世稱“隋五銖”。“隋五銖”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車書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時重新統一。
“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鹹薈粹一朝，成文章之總彙。”除此之外，楊堅還曾頒佈“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戰亡之家，給復一年”等仁政措施。
設定糧倉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儲存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唐朝初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說：“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出土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穀子50萬斤。由此可見的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手工業
隋代是中國瓷器生產技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其突出的表現是，在河南安陽、陝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這是中國較早出現的白瓷。
隋代青釉瓷器的生產則更廣泛，在河北、河南、陝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並發現了多處隋代窯址，江南為手工業發達地區。隋朝瓷器的發展也帶動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商業
長安和洛陽，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國際上的大都會。長安有都會、利人兩市；洛陽有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里，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
豐都市周圍八里，通十二門，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重樓延閣相互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像這樣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罕見的。
文化：
1、學術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豔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說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各地紛紛廣建學校，中原地區學者眾多，儒學一時興盛。
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到隋朝時沒有統一的經典，使得科舉制度在明經考試方面仍然困難。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開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儲存京師國子學，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同時下令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隋煬帝時雖然恢復各地學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時最著名的儒生有劉焯、劉炫，二劉學識豐富，受當時儒生景仰。
然而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舉動，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統治者。
王通是隋末大儒與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諡為“文中子”。他主張執政者應該先德後刑才能讓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應該共同相處，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張天人之事與天地人三才不相離等思想。
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與《文中子中說》。他的孫子王勃是初唐四傑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學說，對後來宋代的程朱理學影響深遠。
當時的佛教其中最興盛的天台宗主張止觀說，而禪宗主張頓悟說。止觀又稱為寂照、明靜，主張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專注於特定物件，併產生對於該物件的正智慧。頓悟為“明心見性”法門，即是主張頓悟。主張凡事透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要領，從而指導正確的實踐而獲得成就。
2、文學
由於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唐朝中葉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
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樸且實用。由於南朝豔麗的文學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學大多承襲梁陳學風，沒有新的突破。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居然不過十餘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體式》，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號為“文軌”。甚至連高句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這使得南朝文學流行到外國，影響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樸實文學。李諤建議不能依文藻華麗而錄取人才。
然而隋煬帝又提倡華麗的南朝文學，他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也是一個文學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宮樂歌》。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
3、史學
史學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書，或由官方撰寫，或由民間人士自行撰寫。其思想比較自由，質量也佳，但由於不容易採用到史官所藏書籍，通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說是完整的國史。
4、音韻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韻學與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納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一致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用韻不同。以前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記錄了諸人議論的要旨，於公元601年寫成《切韻》五卷。
這部書統一書面的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是中國最早的音韻書，該語音系統完整的儲存在後來的《廣韻》、《集韻》等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