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這是百家爭鳴形成的原因。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

"百家爭鳴"的出現，正是上述社會與階級關係在中國古代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反映。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出現，則又是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的。春秋晚期與戰國初期，各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變法改革。這些都是新興地主階級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改變奴隸制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從而完成封建化的過程。到戰國時期，由於各國處於封建割據的狀態，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沒有形成。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變法改革，以致於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本身政權還不鞏固，他們的思想也還沒有形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就為諸子百家的爭鳴局面的出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期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並不受到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排擠和束縛。而一旦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確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形成，就很難再出現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的"百家爭鳴"的盛況了。

春秋戰國時期文化輝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即諸子學說 和老百姓家訓)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臺;同時，它也有賴於多種因素的契合。

一、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將原本屬於貴族最底層計程車階層從沉重的宗法制羈絆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而汲汲於爭霸事業的諸侯對人才的渴求，更助長了士階層的聲勢。士的崛起，意味著一個以"勞心"為務、從事精神性創造的專業文化階層形成，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註定要受到他們的深刻影響。

二、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多因素的衝三、創造性的精神勞動，從而為道術"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四、隨著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喪失，世守專職的宮廷文化官員紛紛走向下層或轉移到列國，直接推動私家學者集團興起。

正是如上種種條件的聚合，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創造了一種千載難逢的契機。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出現原因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計程車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社會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別的代表人物，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湧現出一批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學術大師，形成了思想領域中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我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盛、思想最開放、學術發展最快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許多多大家，像是我們熟知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墨子、韓非子等等，都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諸子百家各執己見，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思想觀點，招收學生弟子，形成自己的學術流派。這一時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重要時期，也是劇烈動盪的時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思想文化上的交鋒，都是不同經濟形態在文化領域的表現，以孔子為例，孔子是典型的守舊派，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主張的是維護禮樂制度，因為孔子代表的是舊的奴隸主階級的利益，而韓非子、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代表的就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會主張向外擴張，重刑重法，以達到這一目的，至於老子莊子，本質上也是守舊派，代表的是奴隸主的利益，但是他們無力去改變這亂世，也不像孔子那樣主張“積極入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們主張的是“出世”，所以老子會幻想回到小國寡民的社會，“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既然無力去改變現實，那就選擇“無為順其自然”吧，我自己“逍遙自在”就可以了。

最後總結一下，這個時代是我個人非常向往的時代，後世雖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和明清時期的思想文化盛況，但是在我看來還是比不上這個時代的。

對於中國歷史，我最喜歡的時期就是東周和宋朝。相對來講，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是思想、文化、經濟、科技各方面比較發達的時期。不同的是，一個是處在分的大環境下，一個是處在合的大環境下，相同的是，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干預都相對較小，各地方無論是學術還是其他方面都有更為寬鬆自由的環境，都能夠嘗試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實現地區的繁榮發展。有利的一面是，大家相互借鑑又獨立思考，能夠採取自己的一套模式，為整個社會貢獻更多選擇，同時相互之間也可以貢獻更多成功的參考和失敗的借鑑。鄧小平時期，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從這一點上來講，一定程度上道理是相通的。

社會治理的智慧本身就應該來自社會本身，只有融入社會，並且深入社會，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心的人，才能更清楚的看到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才能更清楚人們最需要最關切的是什麼，從而才能在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中，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社會前進的方向不應該是某個人拍腦袋決定的，也不應該是某一小部分人討論得出來的，而是應該充分聽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得來的，這是以人為本這個核心的核心。國家或者社會權力機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代表的理應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其要做的就是保證這個心聲不變質，同時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調動整個社會的資源，去化解人民心聲所痛，去滿足人民心聲所需。

不利的一面是，各個地區由於採取的措施不同，其發展的速度自然也不一樣，也會帶來先富與後富的差別，帶來貧富差距，甚至是有可能因為判斷失誤，付出慘重的代價。好在這種情況並非無法避免，而且，我們也不應該因為害怕失誤而停止自己前進的腳步。現在的社會，資訊的流通是便捷的，這就導致我們可以及時獲得資訊的反饋，同時與外界保持持續的聯絡，一方面可以對自身的有效經驗進行總結，同時避免嚴重失誤，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時借鑑外界有效的經驗為我所用。

總的來講，歷史給我們的經驗就是，社會治理應該是一個自下而上，然後再自上而下的過程。

先總的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人感興趣的話，後面再逐個方面展開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