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切知識都必須依照物件”的思維方式，向“物件必須依照我們的知識”的思維方式的轉變。這一“哥白尼式變革”原理有著重大的意義，“它向形而上學許諾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因為根據思維方式的這一變革，我們可以很好地解釋一門先天知識的可能性，並更進一步，對於那些自然界，即經驗物件的總和提供先天基礎的法則，可以給他們配以滿意的證明，而這兩種情況按照至今所採取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康德也明確指出：“我們永遠不能借這種能力超出可能經驗的界限”，即理性的先天知識只適用於現象，而“自在的事物本身雖然就其自己來說是實在的，但對我們卻處於不可知的狀態”。“因為那必然推動我們去超越經驗和一切現象之界限的東西（自在之物本身）就是無條件者”，如果假定“經驗知識是依照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物件的”，那麼“無條件者絕不可能無矛盾的被設想”，這樣就出現了矛盾；“相反，如果我們假定我們的物的表象正如它們給予我們的那樣，並非依照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物，反而這些物件作為現象是依照我們的表象方式的，上述矛盾就消失了”（第二版序P16）。這個認識的劃界，貫穿於康德認識論的始終。
於是，《純粹理性批判》的任務就是“按照幾何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範例著手一場形而上學的完全革命來改變形而上學的處理方式”（第二版序P18），因而康德的“哥白尼式變革”是透過《純粹理性批判》來推動的。儘管只是關於方法的研究，而非一個科學體系本身，“它既在這門科學的劃界上，也在其整個內在結構方面描畫了它的整體輪廓”（第二版序P18）。形而上學“一旦透過這部批判而走上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它就能夠完全把握住屬於它的知識領域”（第二版序P19）而具有完備性。
然而這種形而上學的用處人們會認為是消極的，因為它的第一個用處就是告訴人們“永遠也不要冒險憑藉思辨理性去超越經驗的界限”（第二版序P19），這似乎阻礙了理性運用的擴充套件。但是“思辨理性冒險用來超出其界限的那些原理……的後果事實上不是擴充套件了我們理性的運用，而是縮小了它”（第二版序P19），而純粹理性批判“同時藉此排除了限制甚至威脅要完全取消理性的實踐運用的障礙物，事實上就具有積極的和非常重要的用途，只要我們確信純粹理性有一個完全必要的實踐運用（道德運用），它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擴充套件到感性的界限之外，為此它雖然不需要從思辨理性那裡得到任何幫助，但卻必須抵抗它的反作用而使自己得到保障，以便不陷入自相矛盾”（第二版序P19-20）。
具體來講，這場變革的意義還有幾點是值得關注的：
1. 空間、時間與知識，現象與自在之物本身
“在這部批判的分析部分將要證明，空間和時間只是感性直觀的形式、因而只是作為現象的物實存的條件，此外如果不能有與知性概念相應的直觀給予出來，我們就沒有任何知性概念，因而也沒有任何要素可達到物的知識，於是我們關於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任何物件不可能有什麼知識，而只有當它是感性直觀的物件，也就是作為現象時才能有知識；……理性的一切思辨知識只要有可能，都是限制在僅僅經驗的物件之上的。儘管如此，……對於也是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這同一些物件，哪怕不能認識，至少還必須能夠思維”（第二版序P20）。“它在這裡教我們從兩種不同的意義來設想物件，也就是或者設想為現象，或者設想為自在之物本身”（第二版序P21）。這樣我們就看到，因果律只適用於經驗物件，而不適用於自在之物本身；同一個意志在現象中必然遵循自然法則，因而是不自由的；而在自在之物本身並不服從自然法則，因而是自由的。
2. 學派的壟斷與人類的利益
“哥白尼式變革”損失的只是學派的壟斷，而絕不涉及人類的利益。這些學派喜歡“讓人把自己看作是這樣一些真理的惟一的行家和保管者，他們只是把這些真理的用法傳達給公眾，但卻把它們的鑰匙由自己保管著”（第二版序P24）。當然，純粹理性批判永遠不能通俗化，也沒有必要通俗化，因為民眾很少想到那些精細的論證與反駁。“但是隻有這種徹底的研究，才能從根子上剷除唯物論、宿命論、無神論、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這些是會造成普遍的危害的，最後還有唯心論和懷疑論，它們更多地給學派帶來危害而很難進入到公眾中去”（第二版序P25）。所以“這些學派當他們的蛛網被破壞時就大叫公眾的危害，但公眾對這些蛛網毫不在意，所以也從來不會感到自己有什麼損失”（第二版序P25）。
3. 獨斷處理方法與獨斷論
純粹理性批判“並不與理性在其作為科學的純粹知識中所採取的獨斷處理處在對立之中（因為這種處理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獨斷的，亦即從可靠的先天原則嚴格地證明的），而是與獨斷論相對立，即與那種要依照理性早已運用的原則、單從概念（哲學概念）中來推進某種純粹知識而從不調查理性達到這些知識的方式和權利的僭妄相對立。所以獨斷論就是純粹理性沒有預先批判他自己的能力的獨斷處理方式”（第二版序P25）。因此純粹理性批判是獨斷的，但不是獨斷論的。
當我讀完[第二版序]，我才意識到圖書館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膚淺，其實真正的圖書館學的“哥白尼式變革”應該是徹底的圖書館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在圖書館學中實現從“一切知識都必須依照物件”的思維方式，向“物件必須依照我們的知識”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圖書館學的物件是圖書館現象，而非自在的圖書館本身，於是我曾說過，圖書館學本質上是現象學的，是對圖書館現象的本質、內在聯絡、社會功能、發展規律等方面認識成果的系統化和理論化。這種系統化和理論化是對圖書館現象的理解與解釋的過程。也許這樣的變革才能使圖書館學走上真正科學的可靠道路。
其實，在圖書館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人類理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圖書館應該是人類理性的創造物。是人類理性規定了圖書館及其概念，從而形成了圖書館學的“理性的理論知識”，而那些作為圖書館的構成物的物被理性拿來，現實地把圖書館做出來，從而形成了圖書館學的“理性的實踐知識”
從“一切知識都必須依照物件”的思維方式，向“物件必須依照我們的知識”的思維方式的轉變。這一“哥白尼式變革”原理有著重大的意義，“它向形而上學許諾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因為根據思維方式的這一變革，我們可以很好地解釋一門先天知識的可能性，並更進一步，對於那些自然界，即經驗物件的總和提供先天基礎的法則，可以給他們配以滿意的證明，而這兩種情況按照至今所採取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康德也明確指出：“我們永遠不能借這種能力超出可能經驗的界限”，即理性的先天知識只適用於現象，而“自在的事物本身雖然就其自己來說是實在的，但對我們卻處於不可知的狀態”。“因為那必然推動我們去超越經驗和一切現象之界限的東西（自在之物本身）就是無條件者”，如果假定“經驗知識是依照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物件的”，那麼“無條件者絕不可能無矛盾的被設想”，這樣就出現了矛盾；“相反，如果我們假定我們的物的表象正如它們給予我們的那樣，並非依照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物，反而這些物件作為現象是依照我們的表象方式的，上述矛盾就消失了”（第二版序P16）。這個認識的劃界，貫穿於康德認識論的始終。
於是，《純粹理性批判》的任務就是“按照幾何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範例著手一場形而上學的完全革命來改變形而上學的處理方式”（第二版序P18），因而康德的“哥白尼式變革”是透過《純粹理性批判》來推動的。儘管只是關於方法的研究，而非一個科學體系本身，“它既在這門科學的劃界上，也在其整個內在結構方面描畫了它的整體輪廓”（第二版序P18）。形而上學“一旦透過這部批判而走上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它就能夠完全把握住屬於它的知識領域”（第二版序P19）而具有完備性。
然而這種形而上學的用處人們會認為是消極的，因為它的第一個用處就是告訴人們“永遠也不要冒險憑藉思辨理性去超越經驗的界限”（第二版序P19），這似乎阻礙了理性運用的擴充套件。但是“思辨理性冒險用來超出其界限的那些原理……的後果事實上不是擴充套件了我們理性的運用，而是縮小了它”（第二版序P19），而純粹理性批判“同時藉此排除了限制甚至威脅要完全取消理性的實踐運用的障礙物，事實上就具有積極的和非常重要的用途，只要我們確信純粹理性有一個完全必要的實踐運用（道德運用），它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擴充套件到感性的界限之外，為此它雖然不需要從思辨理性那裡得到任何幫助，但卻必須抵抗它的反作用而使自己得到保障，以便不陷入自相矛盾”（第二版序P19-20）。
具體來講，這場變革的意義還有幾點是值得關注的：
1. 空間、時間與知識，現象與自在之物本身
“在這部批判的分析部分將要證明，空間和時間只是感性直觀的形式、因而只是作為現象的物實存的條件，此外如果不能有與知性概念相應的直觀給予出來，我們就沒有任何知性概念，因而也沒有任何要素可達到物的知識，於是我們關於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任何物件不可能有什麼知識，而只有當它是感性直觀的物件，也就是作為現象時才能有知識；……理性的一切思辨知識只要有可能，都是限制在僅僅經驗的物件之上的。儘管如此，……對於也是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這同一些物件，哪怕不能認識，至少還必須能夠思維”（第二版序P20）。“它在這裡教我們從兩種不同的意義來設想物件，也就是或者設想為現象，或者設想為自在之物本身”（第二版序P21）。這樣我們就看到，因果律只適用於經驗物件，而不適用於自在之物本身；同一個意志在現象中必然遵循自然法則，因而是不自由的；而在自在之物本身並不服從自然法則，因而是自由的。
2. 學派的壟斷與人類的利益
“哥白尼式變革”損失的只是學派的壟斷，而絕不涉及人類的利益。這些學派喜歡“讓人把自己看作是這樣一些真理的惟一的行家和保管者，他們只是把這些真理的用法傳達給公眾，但卻把它們的鑰匙由自己保管著”（第二版序P24）。當然，純粹理性批判永遠不能通俗化，也沒有必要通俗化，因為民眾很少想到那些精細的論證與反駁。“但是隻有這種徹底的研究，才能從根子上剷除唯物論、宿命論、無神論、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這些是會造成普遍的危害的，最後還有唯心論和懷疑論，它們更多地給學派帶來危害而很難進入到公眾中去”（第二版序P25）。所以“這些學派當他們的蛛網被破壞時就大叫公眾的危害，但公眾對這些蛛網毫不在意，所以也從來不會感到自己有什麼損失”（第二版序P25）。
3. 獨斷處理方法與獨斷論
純粹理性批判“並不與理性在其作為科學的純粹知識中所採取的獨斷處理處在對立之中（因為這種處理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獨斷的，亦即從可靠的先天原則嚴格地證明的），而是與獨斷論相對立，即與那種要依照理性早已運用的原則、單從概念（哲學概念）中來推進某種純粹知識而從不調查理性達到這些知識的方式和權利的僭妄相對立。所以獨斷論就是純粹理性沒有預先批判他自己的能力的獨斷處理方式”（第二版序P25）。因此純粹理性批判是獨斷的，但不是獨斷論的。
當我讀完[第二版序]，我才意識到圖書館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膚淺，其實真正的圖書館學的“哥白尼式變革”應該是徹底的圖書館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在圖書館學中實現從“一切知識都必須依照物件”的思維方式，向“物件必須依照我們的知識”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圖書館學的物件是圖書館現象，而非自在的圖書館本身，於是我曾說過，圖書館學本質上是現象學的，是對圖書館現象的本質、內在聯絡、社會功能、發展規律等方面認識成果的系統化和理論化。這種系統化和理論化是對圖書館現象的理解與解釋的過程。也許這樣的變革才能使圖書館學走上真正科學的可靠道路。
其實，在圖書館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人類理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圖書館應該是人類理性的創造物。是人類理性規定了圖書館及其概念，從而形成了圖書館學的“理性的理論知識”，而那些作為圖書館的構成物的物被理性拿來，現實地把圖書館做出來，從而形成了圖書館學的“理性的實踐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