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一個故事：

在1914年的時候，火車都是燒煤的，燒煤就會噴出火星。有一輛火車路過一片亞麻地，農夫把700噸的亞麻堆在了鐵路邊自己的農田上。

這些亞麻是農夫的，鐵路邊的農地也是農夫的，亞麻放在農地上，沒有妨礙了任何人，但是火車經過時噴出的火星，卻把700噸的亞麻給燒了。

貌似大家都沒有明顯的過錯，只是一系列的意外，可是意外帶來了損失，損失終將需要彌補，農夫便將鐵路公司告至法庭。

這個時候，如果你作為大法官，案子應該怎麼判？鐵路公司需要賠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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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別開生面的判決

可以假想一下，如果鐵路公司需要負全責，那麼鐵路公司除了賠錢，為避免再次發生這種事情，後續還要做好下面任意一件事情：

儘快想辦法，防止火車在燒煤的時候噴出火星；

在沿線的鐵路軌道旁修築起高牆；

與農夫達成協議，多買鐵路軌道旁邊5米的地，這樣子農夫靠邊放亞麻也不會有事；

直接讓鐵路軌道改道；

就算放在現在來看，這怎麼都是高成本的做法，高昂的成本最終還是會轉移到票價上，影響著這條線上所有使用者的出行選擇。

這一切，就僅僅因為農夫的亞麻放在了鐵路的邊上？

根據表面現象，用單純的法律條例去推敲結果，這種判決似乎有失偏頗。

當時，幾乎所有的大法官都認為這件案子將會是這麼判，因為站在農夫的立場上，他確實沒有做錯什麼，還蒙受了損失。

這個時候有一位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卻提出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想法：

如果農夫和鐵路公司同屬於一個老闆，判決的結果將會怎樣？

老闆可能直接跟農夫說：下次你別把亞麻放邊上，挪過一點不就好了嗎？要我的鐵軌改道，這至於嗎？

這裡面，老闆看的是總體收益情況，雖然這次700噸的亞麻被燒了，但是你如果要我鐵路改道或者修築高牆來避免以後這種高成本的改動，我可划不來。

Oliver Wendell Holmes之所以要假設農夫和鐵路公司屬於同一個老闆，那是因為在現實中，農夫和鐵路公司都同屬於“社會”這個“老闆”。

“社會“這個老闆，需要控制因為意外所帶來的總成本，並將其降至最低，這是社會的成本問題；不然多幾次這種案件，社會的總成本就會莫名地高得可怕。

不然在消費者的角度，重要的鐵路線路被莫名改道，票價也虛高，一系列的意外或許就能將社會“改”得面目全非。

最後，案件得出一個為後人所沿用至今的裁決標準：

誰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誰的責任就最大

雖然火星燒著了亞麻，但是責任卻在於農夫，不是說農夫做錯了什麼，而是農夫避免意外所付出的成本，比鐵路公司要低很多，那麼挪開亞麻的責任，就在農夫的身上了。

後來這個標準普遍用於解決社會成本的問題，還形成了著名經濟學理論：科斯定律的延伸部分

這件事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而在這個案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正是堅持了十年如一日的案例覆盤，深度思考，從狹義的公平中抽離出來，用社會的總成本角度去判決這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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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別的法官得不出這個結論？

當別的大法官還在糾結誰對誰錯的時候，Oliver Wendell Holmes卻能抽離出這個層面去看待問題，這是為什麼呢？

我想，可能別的法官都是受了高等的教育，是被教育出來的，而Oliver Wendell Holmes卻是對社會和法律有過深度的交叉思考，總結出來的。

畢竟法律是用來服務以及平衡整個社會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分析過，其實教育是反人性的，為了提高管理上的效率，更好地集體化管理，人才會有了被教育的必要。

就像我們從小被教育要尊老愛幼、不能隨地大小便一樣，這些都是為了便於社會的集體化高度管理，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以及長期監督我們的人力成本。

對每個人來說，基本的教育程度是必要的，這能讓人保持正常的理解能力和思考強度，但是如果人要往上發展，需要的更多是自我驅動的學習和思考，而這種自我驅動是要順應人性的。

順應人性這句話怎麼理解？我們來舉個例子：

在身邊，你常常會聽到這種抱怨：孩子每天被家長逼著去學習，週末還要去上興趣班，但每天回到家卻會主動要求開電腦玩遊戲。

每天幾乎有8個小時都在學習，只有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被允許玩遊戲，長期以來學習沒發現進步多少，遊戲卻玩得很溜。

同樣是生活上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學習的效果會這麼平庸，自我驅動力也如此的低？

其實，幾乎市面上的所有教育都是填鴨式教育，也就是說我告訴你怎麼怎麼地，你按我的來，必然能取得高分，獲得好成績。

包括所有的教材，都是在不斷重複這句潛臺詞：你按我的來，我給你好分數。你刷我這些題，你考試大部分都能用上。

這樣子下去的後果只有一個，就是學生的能力和水平會趨向同質化，用我們做產品的思路來分析：未來的人才市場，將會是一片紅海。

教育原本就應該是一個個性化十足的行為，每個人的理解能力各有高低，聯想能力也不盡相同，我們本來就不應該用共性的方式去對待個性的事物。

人才水平的同質化會是普世教育的必然結果，用同樣的教育方式，得到的也就是差不多水平的學生，那麼出類拔萃永遠只會是偶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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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思考能帶來深度思考

我們去玩遊戲，從來都是主動的。大部分玩過遊戲的人都知道，在遊戲裡面，我們得到的是自我支配的權利。

通常遊戲只會告訴你一些基本生存操作，怎麼跑、怎麼跳、怎麼開槍和怎麼撿東西，接下來都是靠自己發揮，最後能玩成什麼樣就靠你自己了。

在遊戲裡面，你會主動思考，你要猜一下房子後面是不是有人埋伏，橋底下會不會有人襲擊我，等一下敵人來了我要怎麼做等等。

這都是自我驅動的表現，我需要主動去思考一切，在無限的空間裡，我思考的結果得到的徹底的釋放，這是智慧的較量，也是用勇氣的競爭。

玩遊戲這件事，順應了人性，讓大部分同質化的學生在遊戲中釋放了自己無處安放的個性思考；人都是關注自己，追求個性和自我的動物。

遊戲本身是正面的，負面的影響只是遊戲當中的不正當引導。

你會發現，真正的深度思考是自主的、順應人性，而教育是被動的、反人性的。

換句話說，只要還處在等待教育的情況下，人就永遠都做不到深度的思考。而那些主動去獲取知識、積極探索未知領域的人，才真正地在對某件事情在深度思考。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會主動去做一些事，不厭其煩地去做，並且希望把這件事越做越好，那麼恭喜你，這將會是你天分展現的舞臺。

慢慢地，你會為了做好這件事，不惜代價地找到對應的方法，這會不斷地刺激你對未知區域的思考，找到有利於事情發展的方向。

很顯然，前面案例中的其他法官，目標只是為了儘快地把案件結案陳詞，所以基於案件的表面現象，只要在法規裡找到合適能套用的條例，宣讀出來就完成任務了。

而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判決提議，能為以後這型別的案件省下了不少的判決成本，更重要是在法律所允許的邊界之上，大大降低了社會在規避意外時的總成本。

社會的進步發展，會需要更多像Oliver Wendell Holmes這種能主動思考，並深度思考的人。

我認為不對。接受高等教育只能說他有條件進行深度思考，但具體能不能做到，還要看自己。

很多學生費勁千辛萬苦，可是不珍惜機會，荒廢時光，他可能具備深入思考的大腦和客觀條件，卻缺乏主觀需求，一樣不利於深度思考。

深度思考是需要知識和邏輯的照顧配合。這不是幾天就可以練就的，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