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戴高樂以第5名的優異成績從軍事學院畢業，眼看著“前途似錦”，但卻被分配到總參運送供給局工作。原來，戴高樂“叛逆”的舉動讓 “學究們”懷恨在心，在其畢業的演習中，即使有貝當元帥的過問，依然沒有給他優秀成績。

這對戴高樂來說是個沉重打擊。他對軍事學院的“迂腐”做法深惡痛絕，“……狗孃養的！以後不當上院長，我就不回這鬼地方！你們瞧著吧……”。當然，貝當也一樣痛恨這些“學究們”，他安慰戴高樂來日方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儘管有“大人物”貝當元帥的幫忙，但他依然要服從安排到德國萊茵區法國佔領軍司令部，專管部隊飲食的冷藏保鮮工作。然而，在德國的3個月對戴高樂來說，可謂是“度日如年”、“分秒煎熬”。

首先，德國是“恥辱地”、傷心地。一戰期間，戴高樂因受傷被俘，度過了三年零三個月的戰俘營生活。雖然策劃7次“越獄”，但都未獲得成功，這對追求“完美”的戴高樂來說，是一件十分痛苦而傷心的事。

其次，冷藏工作，讓他提不起興趣。要知道，按照戴高樂的畢業成績，是完全可以分配到總參計劃局工作，這是制定軍隊作戰、訓練計劃的部門，是發揮他專長和優勢的最佳單位。現如今，被“學究們”下絆、使壞到了這裡，自然不開心。

更糟心的是，由於德國未按《凡爾賽和約》規定，沒有及時交付戰爭賠款，法國當局派出7個師的兵力進駐德國魯爾區，試圖逼迫德國就範。誰知，看似正義的舉動，並未得到其他盟友的支援，尤其是英、美兩國，既反對法國出兵，還支援德國。

結果，法國不僅沒有要回自己的錢，反而被迫減少了德國應付的戰爭賠款。同時，還要向德國支付一大筆所謂的“佔領費”，甚至要求法軍撤出德國領土。儼然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樣的恥辱、窩囊氣讓誰都受不了，更不要說戴高樂了。

不過，戴高樂更擔心的還是，德國民族極端主義和好戰情緒有所抬頭。而且首當其衝的，很有可能是法國，必須要警惕德華人的報復。在擔心和羞辱中，他常想起貝當元帥對自己的承諾，安排到一個合適的崗位，儘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1925年7月，貝當元帥終於兌現了諾言，將戴高樂調往他的辦公室工作，成為其幕僚，這可是“一步登天”的好訊息。要知道，此時的貝當元帥，是法國最高國防委員會的副主席，實際是法軍的最高指揮官，因為總統兼著主席一職。

“時來運轉”的戴高樂一掃過去備受“屈辱”的沮喪情緒，趾高氣揚、春風得意的為貝當元帥準備著各種檔案和報告。但接下來的事情，讓他再也沒有輕鬆、得意的心情，因為貝當元帥讓他寫一份，在法國邊境修建永久性防禦工事的論證報告。

這就是二戰中最搞笑的“馬奇諾防線”。這是法國耗資3500萬法郎，修建的一條巨大的防禦工程體系，分明就是“學究們”所強調的防禦理論，更是法國軍界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思想的產物。這對抵制陣地戰的戴高樂來說，是堅決反對的。

一是，修建這條防線，就等於預先告訴對手，法國的防禦重點在哪裡。從而可以制定反措施，另闢蹊徑；

二是，此舉有將“禍水”引向鄰國的嫌疑。儘管比利時邊境上高山密林，但不能作為阻擋對手進犯的天然屏障，這種“自顧自己”的做法，讓盟友寒心。

當然，現代軍事變革的動向，已經讓傳統、簡單的防禦成為過去式。從步兵到騎兵，從騎兵到摩托機械化，豈是一條“馬奇諾防線”能阻擋。

然而，讓他痛苦的是，作為貝當元帥的“身邊人”，戴高樂必須放下自己的觀點，寫出一份“說服力”很強的論證報告，證明自己否決的觀點是正確的。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他認為70歲高齡的貝當，已經落伍了，“元帥在1925年即已經死亡”。

貝當元帥十分滿意戴高樂的報告，並決定發揮他歷史知識淵博的優勢，撰寫法軍歷史。這期間，戴高樂還撰寫了許多論文，例如《先驗論和時機論》，明眼人都清楚這是衝著軍事學院去的。“學究們”對他的不公，始終讓他氣不順。

對於戴高樂在軍事學院受到的“屈辱”，貝當是記在心裡，落實在行動上。他安排戴高樂去為全校師生作報告，就是最好的報復計劃。當然，他也看不慣軍事學院在“學究們”的把控下，成為一個“油鹽不進”的小王國。

首先，學風不正。戴高樂在學校的情況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畢業前的軍事演習，將“不可一世”的戰術教研室主任打敗，成績應該是優秀，但卻遭到了報復，只給“合格”成績。這是典型的為師不尊、學術不正，軍校是國家的，不是某些人打擊報復的工具。

其次，不給面子。戴高樂在畢業前，貝當專門到學校“打招呼”，強調給戴高樂的“合格”成績應該改為“優秀”，但“學究們”僅僅只是給了“良好”，根本沒有把軍隊統帥的話當回事，這個臉面必須找回來。

更重要的是，貝當也有一個宿願和心結。25年前，他曾是這所學校的步兵戰術學副教授，因為在學術上與某些“專家”的觀點不一致，使其晉升為教授的資格被取消。作為有血性的軍人，“此仇不報非君子”。

這一天，軍事學院所有教授和學員坐在大會堂裡，貝當元帥故意讓戴高樂走在前面，在校長的陪同下走進會場。教授們紛紛起立迎接，但臉上的表情卻顯得十分尷尬和不自然。全身戎裝的戴高樂慢條斯理坐在講臺前，開始了他的演講。

“強有力的人物往往嚴厲粗暴，甚至使人討厭……，那些決定別人命運的人寧可重用討人喜歡之徒，而不願提拔具有真才實學之士。”坐在臺下的教授們心知肚明，這是對他們公開的羞辱，但礙於元帥在場，只得憋著氣坐在那裡，如坐針氈。

更要命的是，貝當元帥在隨後的一個月裡，安排了三場演講會，可讓這幫“學究們”知道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戴高樂也終於出了口惡氣，十分滿意。更讓人高興的是，在當了12年的上尉後，他被晉升為少校。從此，青雲直上。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

馬奇諾防線是霞飛的提案，霞飛又是在一戰中打出馬恩河奇蹟，並最終打贏了凡爾登和索姆河戰役，因此榮升元帥，聲望到達頂峰。但比較保守，主張據德國於法國領土之外，因此希望用馬奇諾防線守住南邊，但留出北邊的比利時部分，讓德華人只能從那邊進攻，這還能順帶著把比利時和英國拖下水，法國軍隊也方面集中力量在比利時邊境懟死德軍。

所以說，這個問題本身是錯的...馬奇諾並不是個笑話，他完成了既定的戰略意義。而且也不是出自戴高樂之手，甚至恰恰相反的，戴高樂是裝甲機動戰的支持者，他主張法國應該更多投入經費到裝甲車、坦克的研發裝備中，還寫過《建立職業軍》一書，其中指出法國一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很容易被德軍用優勢機械化力量一波打穿，因此光靠防線是不行的，一定要準備一支專業的機械化救火部隊。然並卵的是戴高樂那會的名望遠不及霞飛，加上一戰的防禦作戰思路使然，法國並沒有鳥戴高樂的意見。

法國修建馬其諾防線的時候，戴高樂還在貝魯特當殖民軍營長，居然能遙控國內幾十億法郎的大工程？

這是哪裡的謠言？

戴高樂在1930年代確實已經出名了，但卻是作為一個軍事理論學者，發表過關於裝甲戰的前瞻性論文。例如1934年他寫成的《建立職業軍》，論述了建設裝甲師的必要性。當時作為一個普通的中級軍官，他根本沒資格插手馬奇諾防線的設計和建造。

馬奇諾防線開工是1930年，當時戴高樂還在黎巴嫩的法國殖民地任職，而且只是一個營長。戴高樂在1937年才晉升為上校，擔任一個坦克團的團長。而馬奇諾防線在1936年已經完工了。

另外，要想插手馬奇諾防線的建造，至少也該是工程部隊的軍官，或者總參謀部的參謀才行。但戴高樂在1930-1936年期間，要麼是下級步兵軍官，要麼是國防部的筆桿子。他作為筆桿子的時候，恰恰是大力反對建設馬奇諾防線的。

戴高樂真正對法國軍隊的推動，正是裝甲師的建立。在法國戰役時，戴高樂臨時被任命為第四裝甲師師長，立下很大戰功。法國快投降時才被晉升為臨時准將，並進入國防部擔任國防和戰爭部副國務秘書，勉強進入軍方高層。（陶慕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