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以下原因吧。

1，古代是一個動亂的年代，是一個打打殺殺、弱肉強食、相互吞併、你死我活的時代，武者為王，文者不香，縱觀史上各個朝代，哪個不是以武力打下的江山？所以，會武的人是被皇帝器重的，而文人是帝王所看不起的人，是不被重用的，就象毛主席所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2，古代權貴大多都是一介武夫，認為江山是我打下的，天下一切都是我的，他們不為百姓著想，自己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的生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對古代社會的真實寫照。

3，由於文人不被帝王權貴重用，他們空有一腔抱負得不到施展，他們憂國憂民，卻又無能為力，只能用詩詞歌賦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表達對民族的擔憂，表達對百姓的憐憫，表達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奈。所以，古代文人基本沒有為帝王權貴歌功頌德的，大部分都是憂國優民的。

李白好酒，杜甫憐民，蘇軾發明東坡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不懂拍馬屁，所以不得上頭喜歡。

但他們的文章光芒萬丈長啊。

雖然三人很有名

但是性格大不同

生性豪邁李太白

狂放不羈沒有誰

懷才不遇是杜甫

關心天生民間苦

仕途不順蘇東坡

留下佳話特別多

古代君臣關係，亞聖孟子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同時，孟子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故而，對為人臣子的文人來說，最高政治道德絕不是愚忠、拍馬屁，而是以百姓、社稷為重。

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李白、杜甫、蘇軾，自然明白這些，很少寫讚美當朝皇帝的馬屁詩。

其實，這些客觀條件，也沒有空間允許那樣做。

離廟堂太遠

如果說，李白曾短暫做過唐玄宗御用文人，但最終也是掛靴而去。杜甫更是未踏入過西安朝堂一步。而蘇州與宋神宗的關係也不那麼融洽，還差點因“烏臺詩案”丟了老命。且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主政中央工作，對蘇軾都不待見，主旋律就是貶貶貶，一路從黃州貶到瓊州（海南）。

文人的自覺

套用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點。李白選擇放浪形骸的不羈，發洩內心的苦悶，與不得志，所謂“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杜甫則以接近紀實的手法，創作眾多史詩，個人融入到時代之中，自覺承擔著儒家文人應有的憂國憂民之思，如其所述“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蘇軾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21歲考中進士，才華橫溢。在政治上卻始終不得志，宋仁宗時王安石拜相主持變法，蘇軾對王安石以激進手段推行變法不滿，惹惱王安石。當王安石倒臺，司馬光主持中央工作，恢復“服役”，廢除王安石新法“免疫法”，蘇軾也反對，再次造貶。

幾番折騰蘇軾對政治心灰意冷，卻也得以有機會，從百姓角度關注社會問題，針砭時事。留下了諸多膾炙人口的名篇。辛辣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大氣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真情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李白、杜甫、蘇軾詩賦藝術絕對是中國詩歌史一股清流。他們的詩詞宛如一卷波瀾壯闊的風情之畫卷。有“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觀景象，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還”的朋友之情的感人故事，有“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其遠大的志向和理想抱負。但其對皇帝權貴之奉違之詩篇留傳至今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鼎新改革的唐朝（道與儒經學並舉）科舉考試，逐步取代了先朝的官位世襲的制度，非富非貴的平民階層透過科考可入朝為官，實現了詩人居廟堂之高為國為民之政冶理想抱負。

據史料記載唐朝的科考，以詩賦才華為招賢納才為準則，考試內容偏重於《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經典為主，把道學列為國學，道教為國教。而從唐朝長安城及洛陽城之居住人口之多元，和寺廟觀宇林立，處處可見佛教文化在唐朝達到空前繁榮鼎盛，形成儒、釋、道大融合大發展的文化繁榮的景象。

其二。莊子道家思想對李杜兩人的影響深遠，天子呼來不上朝”一詩淋漓酣暢表達李白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這裡“天子”並非現代的天子，而是指神話傳說的桃花般美麗世界，其義面對仙境之召喚和欲惑，詩人可以放下公務之勞而已，去遊山玩水之雅趣，任性好玩是李白天性，其千古流傳的名句“五嶽尋仙不辭遠 一生好入名山遊。”表達詩人崇拜佛教宣揚出世和入世之飄逸的境界，其詩歌多用於對神（仙）及天的讚美，以擺脫現實社會束縛，對官場政治的生態環境極不適應，和內心壓抑的解脫。以飲酒為樂，寄託於他鄉友人之情。

從弗洛尹德的精神分裂意識來說，君王不是李白、杜甫、蘇軾等無意識的“情感之人”，就是奉旨作的讚美權貴的詩賦，雖言辭華麗而缺少情感融入而失去藝術的生命力，最終被民間儲存下來詩篇少之又少。

李白、杜甫和蘇軾等人很少有歌頌皇帝的詩詞，這是因為:

一是因為他們在仕途上都是命運多舛。李白雖然得到過皇帝的賞識，但只因一次不慎的建議，被流放邊遠地區，後成為庶民。而杜甫一直鬱郁不得志，只作過一名小史，後辭官回鄉。三個人之中蘇軾的命運更加悲慘，因被汙陷而遭遇了牢獄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如何能寫出歌頌皇帝的詩詞呢？

二是與詩人的創作素材的來源有關係。李白和杜甫是同一朝代的最著名的詩詞大家，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被稱為詩聖，被民間簡稱為李杜。兩人的風格雖不相同，一個是浪漫主義代表，一個是現實主義流派。但他們長期生活在民眾之中，以民間疾苦作為創作素材。蘇軾雖然與李杜不是一個朝代，但創作素材也是取之於民間，以關注民間疾苦為己任，這一點他們都是一致的。

三是與詩人的氣質有一定關係。從他們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甫的詩詞雖有些沉重而又不失高傲，而李白和蘇軾的作品浪漫中充滿豪放。他們都具有放蕩不羈的氣質，充滿了藐視一切的傲骨精神，所以，他們是不會放下民間疾苦而去歌頌皇帝的。

綜上，這也是他們能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的原因所在。

有什麼可讚美的呢？讓人民幸福了嗎？是讓人民和平了呢？還是解決人民的溫飽了呢？

現在的老闆一年十幾萬，幾百萬的掙，有誰憐憫過百姓的苦處，累死還掙不到老闆的零頭。哎邪惡的人類啊！我厭惡啊！我到哪裡去好呢？誰能安慰我的心呢？

不是不想寫，

而是不敢寫！

古代文人或詩人，只在祭祀，宮宴、晉見和省試時才寫讚美皇帝的詩，這叫應制詩。除了這幾個條件之外，平時是不寫的，不是不能寫，不是不願寫，而是不敢寫。而且這是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古人很少寫讚美皇帝的詩？

這一切都要追溯到《論語》，孔子說過一句話：“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詩可以怨！這個怨字歷來的解釋比較多，但大多數人都傾向於怨氣，心有不平。

然後孔子的十世孫孔安國在《論語訓解》說：“怨，刺上政也！”也就是說，詩可以用來抒發對統治階級的不滿。這一觀點得到了後世人的普遍認同。後來著名學者何宴在他的《論語集解》引伸為“怨刺上政”，因為《論語》原文後面有一句“遠之事君。”

尤其這個事君，當和詩可以怨結合起來之後，就會形成一個恐怖的文字獄效果。

如果你讚美皇上，要麼是諂上媚主，屬於《史記》中所描寫的佞幸之人。要麼是存心諷刺，表面上是讚美實際上譏諷，是對皇上大不敬。

無論是哪一種，都是詩人無法承受或不願下注的。別說詩人自己，連皇帝都會覺得臉紅難為情，然後心生惱怒。

比如孟浩然那一首“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都說唐玄宗是明主了，不還是因為“棄”字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拂袖而去，而孟浩然也灰頭土臉地離開長安。

翻開詩詞查詢軟體或網站，大凡帶讚美具體皇帝之類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應制詩，就可見一斑。

同時，也弱弱地表達一下，題主這個提問明顯有偏心之嫌！

何止是李太白，杜少陵，蘇東坡，您看古代哪個詩人的詩詞裡有大量讚美皇帝的詩歌。

很少的！

因為讚美的代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