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先大膽地下一個定論，「寄生蟲」可能是近幾年最「好看」的一部金棕櫚。這個「好看」不僅僅只是對於全票透過的評委席，對於影評人、影迷和普通觀眾，「寄生蟲」都是一部精彩絕倫的電影。

所以我們甚至完全可以拋開電影裡對社會問題的隱喻和探討，但就普通觀眾最關注的故事而言，「寄生蟲」已經可以稱作佳作了。就我個人而言，上次僅僅被故事的鋪陳轉合錯落有致的節奏生生拎住，還是年輕時看「黑暗騎士」的時候。

從創作上來講，你甚至可以說奉俊昊就是沒有「企圖心」的，他並不把自己的電影當作新藝術的宣言或是風格化的廣場，他真的只是單純地講好了一個故事，用上了畢生所學。比起偉大電影裡永不褪色的天才的火花（如2001裡的the cut），這其實也是讓人驚訝的，因為你能感受到這部電影裡的每一處細節既是突然眷顧的靈感又是謹慎細緻的推敲，每一處的背後是一種藝術靈魂的燃燒。如果你嘗試過去表達，你會知道這是每個藝術家渴望的狀態，沉浸的，自由的，超然的，這也正是我透過它感受到的，那能超越自身的表達，那真正的熊熊烈火，也是我認為的它的真正閃光之處。一位名導做到了這一點，拿到金棕櫚真不為過。

看完「寄生蟲」後，我甚至感嘆我的幸運。因為作為普通影迷，當你開始有意識地看一些著名導演的作品的時候，你基本上已經知道他們的高峰會是哪部電影了，比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謀的「活著」，而更偉大的導演風格會變化從而會有好幾部代表作，比如早期新現實主義的費里尼到之後拍出「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的費里尼。當我瞭解奉俊昊導演時也是如此，「母親」、「漢江怪物」、「雪國列車」、「玉子」，以及永遠都繞不開的「殺人回憶」，社會學出身的奉導演的作品主題始終都是偏現實的，隱喻的諷刺的題材，而形式上始終是精準地商業化的型別片，和同輩樸贊鬱導演比起來，就顯得風格不濃重。不恰當地說，他是匠人導演，如果始終風格如一的話，是很難越過自己高峰的「殺人回憶」的，甚至可以認為他在和好萊塢接觸之後盡顯疲態，「玉子」雖然也入圍了當年的金棕櫚，但本身的質量和當時場外的風風雨雨已經讓人感覺到一種匱乏了。但這次的「寄生蟲」，無疑是一種迴歸，迴歸本國的班底和題材，迴歸到「殺人回憶」般的創作狀態，甚至完成了一種超越，沒有什麼比這更讓影迷興奮的，見證一位導演新的巔峰。

至於「寄生蟲」的精彩程度，我只能分享一點經驗，在戛納展映的電影一般經歷兩次全場鼓掌，一是電影開始時金棕櫚的標誌出現在銀幕上，二是電影結束時對創作者們的致敬。而在我看「寄生蟲」的那場，大家不僅數次在期間鼓掌，甚至在第二次全場鼓掌時，電影的故事並沒有真正展開，但是真的情不自禁。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樣了，看到電影裡那個活的奉俊昊，所有的反應生生地被這個說書人牽著。他要讓我們笑，我們笑；他要安靜，我們屏息；他講到精彩之處的停住，我們就用掌聲續起來。

我們樂此不疲，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為此，排隊等候了兩個小時。

奉俊昊剛剛憑藉《寄生蟲》一片，獲得本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

今年是南韓電影100年，戛納給我了我一份大禮。

《寄生蟲》是一部型別電影，今天拿下金棕櫚，特別是聽說評委全體一致透過，也說明影片的水平不錯。但是不要最後爆出世界盃那樣的言論就好！

在《寄生蟲》裡，奉俊昊將電影不斷分化、變化，這就如電影名稱“寄生蟲”一般，乍一看，它和寄主體內的生物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它一直在生長，每次變形都會變得更加致命。

那麼《寄生蟲》到底說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這裡就不劇透了

本次喜獲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桐獎”的影片是南韓導演奉俊昊的最新作品《寄生蟲》這部影片是由宋康昊、李善均、張慧珍、趙汝貞、崔宇植、樸素丹——出演有關南韓的一個貧窮家庭，選擇以怎樣的方式生存。講述了住在半地下室的一家四口從開始的“無業遊民”沒有工作和收入，到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兒子奇宇擔任了富豪家孩子的家庭教師。隨著時間的變化，奇宇發現了一個可以讓家人都來這裡工作的機會。他就好像是一個“策劃大師”，他策劃著怎樣讓僱主把自己的家庭成員一個一個的都被僱傭。他的這一計劃不但沒有讓自己和家人失望，而且進行的非常順利，奇宇的家人在他的引領和策劃下慢慢的都取代了富豪家裡的家政人員。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寄生關係……

說實話，從一箇中國觀眾的角度出發，南韓電影拿什麼大獎都不會令人感到驚訝，尤其是現實題材的，比當下的中國電影高出的不止一星半點。可能西方觀眾和影評人並不這麼看，畢竟南韓不是傳統文化大國，它在電影上的崛起也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像是這回拿了金棕櫚大獎的奉俊昊，他最好的作品應該是2003年的《殺人的回憶》，當年並沒能參賽戛納電影節，反倒是在法國干邑驚險電影節獲得大獎，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問：《寄生蟲》一片的簡介只有寥寥幾行字，你能否多透露一些資訊以及你的靈感來自哪裡？

答：這是一個關於兩個家庭的故事。每個家庭都有四名成員。一個是富裕之家，一個是貧窮之家。我的靈感來自於一種名為“貼畫轉印”的藝術技法。在南韓，我們在手工課上學過這種技法，就是用水彩在紙上畫一個圖案，然後將紙對摺，這樣就會得到另一個印出來的圖案。乍一看，這兩個圖案一模一樣，但仔細分辨，卻能找出不同。這兩個家庭好比這兩個圖案，看上去很相似，甚至是相同的，其實並非如此。

問：你提到這兩個家庭的一個不同之處是一貧一富。貧富不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痼疾。你是想透過電影來表現這個問題嗎？

答：是的。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困擾著整個世界，南韓也不例外。我相信一個導演的職責就是要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在這部電影裡，窮人家的兒子謀得一份工作，給大富之家當家庭教師。他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多了，怪事也就隨之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窮人和富人很少有機會同處一個屋簷下，因為他們走的是不同的生活軌跡，老死不相往來。但是，如果因為你窮而給富人當家庭教師，你就有一個難得的機會看看兩邊的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出發點。這部電影既想表現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是一部犯罪驚悚片和黑色喜劇。這是一部型別片，所以我想你會在其中發現很多有意思的東西，還有很多電影表現手法。

問：《寄生蟲》的製作過程跟你之前的電影有什麼不同？

答：《寄生蟲》更加聚焦——你像是透過顯微鏡去看故事中的人與事。你可以很貼近、很仔細地去看。每件事都很獨特、都很有看頭。全片百分之八、九十的場景都發生在這兩個家庭裡。所以，大量是細節，對我來說，設計這兩個家庭是很有趣的事情。總而言之，《寄生蟲》就是一部家庭顯微電影，觀影過程就如同生物學家在剖析玻片上的細胞。

問：你常被稱作型別片大師，但你很少按規則出牌。你有一種獨特的本領，意想不到地將型別融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黑色喜劇和情緒上的突然反轉。

答：對我而言，型別猶如空氣和血液。我汲取型別片中的氧氣，攝入體內，於是便在我的血管中流動。我成長過程中看了大量70年代的美國電影，所以型別片一套我已瞭然於心。

問：《寄生蟲》是你第四次與宋康昊合作，是什麼促使你一再讓他成為你電影的中心？

答：宋康昊是我心目中的神。我每寫一場戲，腦子裡都是他的影子。我可以放開地寫，因為他有這個本事，可以把任何東西演繹得真實可信。他給了我這種自信，即使再怪再出格，我也知道他有能力說服觀眾這是真的。在南韓觀眾心目中，宋康昊是最偉大的演員之一，是阿爾·帕西諾、傑昆·菲尼克斯和邁克爾·夏農的合體。

問：你之前的兩部電影，《雪國列車》和《玉子》，多少給人好萊塢化的感覺，英語對白、大製作和使用西方電影明星。是什麼讓你決定回過頭來拍一部《寄生蟲》這樣小製作的南韓電影？

答：不是我刻意要這樣做。2013年我就有了拍這部電影的想法，那是在《雪國列車》之前。我想說，我很幸運以一個外國導演的身份拍了《雪國列車》和《玉子》這兩部大片。外國導演在好萊塢通常會遇到各種限制——沒有最終剪輯權，各方面都受到片方控制。但是我卻得到了充分的控制權。所以，我從沒有這種感覺，說我受夠了拍英語片，我要回去拍南韓片，享受更多的自由。我只是一個隨遇而安的電影導演，我想不斷地拍我想看到的電影，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