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化包括但不僅限於桐城派文化。

桐城歷史悠久，文風昌盛，為江淮文化圈的發祥地和集中地。素稱文化之鄉。桐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發祥地。

桐城派主要指桐城派文學，是一種地緣文化現象，是指以安徽桐城為中心形成的文學資源的統稱。桐城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 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而桐城文化有六尺巷、方以智故居、瀟灑園、方氏九間樓、左忠毅公祠、啖椒堂（左光斗故居）姚瑩故居、告春及軒、講學園、馬氏雙桂樓、慎宜軒、惜抱軒、桐城文廟、張英張廷玉父子宰相墳等。

桐城文化不是單純指“桐城派”文化，它們不是同樣的概念，它們之間是一種包涵與被包涵的關係。就如“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係一樣。

首先，桐城文化是一個地域文化概念。它指的是桐城這個地方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方面與眾不同的地域特色。比如桐城地域的方言、民俗、建築、信仰、飲食、文學藝術等等。像“六尺巷”的傳說、“桐城派”、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等，都是涵蓋在桐城文化之下的鮮明代表。

其次，“桐城派”文化是一個文學流派方面的概念。它跟“建安文學”、“江西詩派”之類的文學概念是等同的。“桐城派”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散文流派，它提倡古文運動，主張文章要體現“儒家義理”，風格要“清真雅正”，從清代發端之後影響深遠。代表人物有方苞、姚鼐等，我們高中學過的《登泰山記》就是姚鼐的作品。

所以，桐城文化與“桐城派”文化不是一個概念，桐城文化包涵更廣，“桐城派”專指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一個流派。

桐城文化跟桐城派文化不是同一個概念，桐城文化包涵了桐城派文化，桐城派文化是桐城文化的一個分支。

桐城由安徽安慶市代管，他是江淮文化的發祥地和集中地。

桐城有500多處不可移動的文物，重點地面文物也達130多處。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六尺巷”為代表的民間故事傳說，民間歌謠，以及多姿多彩的民俗，獨特的民間舞蹈和民間諺語，《高撥子》《十番鑼鼓》等民間音樂作品，還有彩繪，編織，刺繡，雕刻，紙紮等民間工藝。

明清時期，世家大族遷入桐城，尊儒重道盛行，程朱理學發展鼎盛，這一時期，桐城人在科舉上考取了進士240人，舉人640人，貢生509人，超過安慶府其餘地區總和一倍多。

由科舉步入仕途的官員，七品以上的786人，沒有走科舉之路的名儒碩學有記載的也達70餘人。

桐城派上清代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以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而聞名，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此學者多歸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桐城派理論體系完善，創作特色鮮明，作家眾多，作品豐富，傳世作品2000餘種，主盟清代文壇200餘年，對國內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桐城派從產生到衰落，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初創時期：

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世名、劉大櫆、方苞。

興盛時期：

乾隆年間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桐城派壯大。

末流時期：

1840年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代表人物有曾國藩及其門下弟子張裕釗、薛福成等。

桐城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長河中，真正產生影響應該是在明、清兩代。明代中後期，桐城文化勃然興起，碩學通儒不斷湧現，達官顯宦、文豪詩人接踵而出。他們或以氣節名垂青史，或以結社各領風騷，或以文章傳諸後世，或以講學名揚四方，或以政聲享譽朝野。清代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作家最多、歷時最長、影響最大、流衍區域最廣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得名是由於它的先驅者戴名世，創始者方苞，發展者劉大櫆，集大成者姚鼐，皆為桐城人。再有方東樹、劉開、姚瑩、戴鈞衡、方宗誠、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後繼者不斷傳播，創下了中國文壇特有的奇觀。直到清末光緒五年（1879），李鴻章還說：“今天下古文者必宗桐城”。桐城派的散文創作和文論主張，被清朝統治階級視為正統文化，對促進滿漢民族融合，推動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桐城文化在明清時期影響巨大，毋庸置疑。

由於編纂清史，有幸再次認識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歷史上一個主要的文學流派，它的重要性、價值和影響都不容低估。從歷史的發展和演進來看，清代桐城派傳承了六、七代，前後二百餘年，從康熙時期一直到“五四”時期，從方苞到範伯子，可以說是薪火相傳。學術的發展一定是團體的發展，不是幾個人。中國學術的發展要靠學派，這個學派一脈下來，時間要很長，綿延不絕，才能發展到一個高峰。中國的文學流派，從散文來講，《左傳》下來是《孟子》、《荀子》，以後隔了幾百年轉到《史記》、《漢書》。《史》、《漢》之後又沒有了，轉到六朝駢文，韓、柳、歐、蘇一代二代而終，韓愈的傳人有李翱，蘇軾的傳人有秦觀、黃庭堅，再下去就沒有了。所以，中國文壇數不出像桐城派這樣的文派，“代有傳人”是桐城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特點。桐城派能夠流傳下來，發揮那麼大的影響，這個特點值得研究。桐城派的特點是不僅有文學實踐，而且有其理論：方苞提出的“義法”，劉大櫆提出的“神氣”，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曾國藩、姚瑩再加一個“經世”。桐城派在“五四”運動時期受到抨擊和批評，是因為作為當時文壇勢力最大的桐城派，有些方面已不符合時代的要求，首當其衝地成為激烈的批判物件。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發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論，矯枉過正，可以理解，不破不立。雖然陳獨秀等人的言論有片面性，但五四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功績是偉大的，開闢了白話文的發展道路。不過他們這種激烈的言論，今天也應該冷靜地來看待，所以評價桐城派不能把他們的文章都當成糟粕，一概掃進垃圾堆。實際上五四運動人物的古文修養都是很好的，他們也很瞭解古代文學中精髓的東西。桐城派古文的“義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內容的充實和形式的美，都是文學的要求，不能算是錯誤的。五四運動中批判“言有物”是指程朱理學。其實桐城派的很多文章都不是講理學的，而是豐富多彩的，文章講究形式、講究藝術、講究結構和方法，這些還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說它講得不夠，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說“言有序”有問題。當時將桐城派比之於“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與八股文是不一樣的，當然桐城派中的許多人善於作八股文，像方苞、戴名世。桐城派的文章在內容上還是比較豐富的，有講學理的文章、有敘事的文章、有描寫景色的文章、有寫人物的傳記，形式也是曲折變化，不是千篇一律。這也是桐城派的價值之一。

現在強調要重視對桐城派的研究，另外一個原因是桐城派文學創作的力量之源在於它創新求變的進取精神。桐城派既不拒絕排斥前人的優秀成果，也決不望著前人的項背止步不前；既從傳統中汲取有益養分，也對傳統實行有限度的的“背叛”；既不數典忘祖，也不因循守舊，他們的文論思想始終強調一個“變”字。因此，桐城派從產生那天起，就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狹小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不斷完善的系統，能夠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桐城派強調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桐城派的理論和創作，始終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之中。到晚清時期，世變日蹙，許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張變法圖強，反映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濟，吳汝綸力倡開辦新學、提倡西學，培養實用型人才，以期富國強兵。嚴復、林紓大量翻譯西方社會科學、文學名著，以求促進社會改良。這些都是桐城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創新求變的體現。所以，桐城文化也好，桐城派也好，都是尚待開發的文化資源富礦，我們應該去發現、去開發、去利用。

我雖然沒有去過桐城，但從《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的申報與整理以及同志們的介紹中可以看出，桐城市的領導非常有眼光，支援專案申報，重視研究與弘揚桐城文化，積極承擔傳承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體現了文化自覺。現在他們又要編纂出版一套桐城歷史文化叢書，全面介紹桐城文化的豐厚內容和輝煌的業績，旨在宣傳桐城，提高桐城的知名度，提升桐城的影響力，意義十分重大，現將自己關於桐城派的一些認識寫出來，作為這套叢書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