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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梁章鉅在《稱謂錄·隸》曾這麼記載:“緝事番役,在唐稱屬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唐朝的時候不良人主要負責緝拿盜賊,逮捕罪犯,不良人的首領就是不良帥。而在漢朝類似於不良人的組織被稱作大誰何。
這段話記載的不良人的職責和劇中張小敬他們負責的大體相同。
相較於他們的職能而言,他們之間的兄弟情義更加的令人動容。
張小敬捉狼為了獲得線索,去找崑崙奴葛老談判,葛老開出的條件是讓張小敬說出埋藏在自己身邊的暗樁,也就是臥底。而一旦臥底被說出來,那麼等待他的就只有一死。張小敬一聽這個條件就不願意了,轉身就要走。但是查案要緊,為了幫助張小敬,其中的一個不良人主動站了出來,承認自己就是臥底。隨即,被殺。
之後葛老以此人不是張小敬主動指認的為理由,要求張小敬自己說出一人。張小敬為了不讓死去的兄弟白死,無奈之下說出了小乙的名字。
小乙當初來做臥底的時候就曾自斷一指明志,如今為了張小敬更是甘願去死。當他笑著請張小敬賜福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是下一秒,一支利箭穿過了他的頭顱,我就知道他為了張小敬能夠順利查案,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如此行徑,正是義字當頭。
不良人所面對的都是窮兇極惡之人,若不是互相報團,把自己的後背留給身邊的兄弟,他們又怎會一次次的面對危險而活下來。
職業使然,逼得他們必須互相信任,男兒氣概,使得他們必須義字當頭。
不良人,與黑暗為敵。光明出現了裂縫,有黑暗灑了進來,需要他們去填補。兄弟之間,則必須以命相待,生死相依,如此方能搏出一條生路!
所以歷史上的不良人重義,這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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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的。因為信任,因為相信,所以可以。所謂看到的重義氣,我覺得更多的是信任是一種責任一種超遠生死的信任託付。
歷史中的不良人需要這樣的講義氣,不然不能完成各類艱鉅的任務。有一種臥底的感覺。
不良人類似於便衣、偵探之類的人。很普通,但是普通人相處也需要信任。
唐朝的“不良人”,是官府一種“工作人員”的統稱,是官府徵用而來,用來偵緝、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小吏。他們以前可能有一些“瑕疵”,但是本質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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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敬為了追查龍波的下落,來到地下城和臭名昭著的葛老進行交易。而深諳不良人套路的葛老,讓張小敬必須以一個暗樁身份來做交換訊息。為了所有長安和百姓的安危,張小敬最終選擇出賣自己最親的兄弟,換取了尋找龍波的一條線索。而對於臥底小乙來說,生命到了最後也換取了不良人的最高榮譽,他是一個英雄。
《長安十二時辰》中劇情描述,根據長安城的江湖規矩,暗樁一旦被出賣,不良人就屬於上司賣出了臥底,再也不會被信任。葛老言下之意,就是必須張小敬用最沉重的代價來換。而張小敬面對必須要做的選擇,必然會選擇拯救整個長安。 張小敬的果斷是為了不讓小乙受苦。
果然在他去世之後,狠心的葛老還對張小敬說,必須用挖掉小乙眼珠的辦法,來換取女囚開口,可見葛老對小乙的殘忍。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如果小乙不是那麼快死在張小敬手上,那麼自己一定還要折磨他三天三夜,讓他比死還難受。 因為對葛老這樣的人來說,死亡並不是對背叛最好的懲罰,所以張小敬在此處的狠心,其實算是一種不被理解的成全。而劇中張小敬切下自己的手指為了保護小乙的全屍,也是全劇的淚點之一。
出於忠,張小敬為的是長安和整個大唐。出於義,他不過是想保護好自己的兄弟,如果不是為了至關重要的線索,那麼必定不會出賣小乙,所謂自古忠義難兩全,小乙的犧牲,就成為了必然。 張小敬出身軍伍,善良正義,聰明強悍,遇事冷靜果斷,他的規矩就是不守規矩,他一身正氣,當過十年隴右兵,九年不良帥,就算是在困境也能殺出一條血路,以保護大唐百姓為己任。
不良人在歷史上真實存在,是唐朝官職,主管偵緝逮捕的官差,也可稱為“不良”,在梁章鉅《稱謂錄》引《說鈴續》中有相關記載,而張小敬在劇裡是不良人的領頭不良帥,由於犯了不義之罪被判斬刑。 張小敬熟悉西市的地理環境和各個街坊,有他幫助靖安司,可以更快查到狼衛的位置,狼衛是破壞長安城的恐怖組織,他們有個巨大的陰謀,在上元節制造混亂,密謀造反,所以李必和張小敬要在十二時辰內消滅狼衛。
劇裡的狼衛應該指的是突厥,但是不能明著說,所以只能用狼衛來隱晦代表,畢竟現在是和諧社會,民族團結很重要,劇情描述的太細是過不了審的。 這部劇大致劇情就是圍繞靖安司和狼衛的鬥爭展開的,最後張小敬幫助李必破解了狼衛陰謀,保護了長安百姓和朝廷。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不良人這個官職在唐朝是真實存在的,這樣的歷史敘述證明了不良人的存在,也證明了不良人的最高領導人確實是不良帥。 歷史學家江藍生、曹廣順在《唐五代語言詞典》中對於“不良”一條有著這樣的記錄:“唐代官府徵用有惡跡者充任偵緝逮捕的小吏,稱為‘不良’,俗又稱之為‘不良脊爛’,其統管者稱‘不良帥’。也就是說,所謂的“不良”一詞並非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詞,而是一個具有真實意義的形容詞,“不良”一詞說的就是充當不良人的人一開始的身份。
透過上述《唐五代語言詞典》中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到,不良人並非像《長安十二時辰》裡所說的那樣,是一群個個都身懷絕技的能人異世所成的,他們本身並不是有通天徹地之能的偉人,相反,他們都是一些曾經有過惡劣行為的人。 那麼,這些曾經有過惡劣行為的人為什麼又會被當做是官吏呢? 這其實能夠看得出來建立者唐太宗的智慧。
唐朝的社會環境相對於其他的朝代是比較寬鬆的,它沒有像是明朝或者是秦朝那樣的嚴刑酷法,對於一般的違法亂紀的行為處罰也並不嚴酷,這其實是由社會環境和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這一點我們透過唐代的一些文人的跡象就可以看得出來。
李白就曾在他的《烏棲曲》中寫過:“東方漸高奈樂何!”一句,明面上是諷刺吳王夫差的,說吳王夫差只顧著和西施尋歡作樂,忘記了對於自己國家的發展,最終使本來強大的吳國失去了原本的霸主地位,但是實際上李白卻也是透過這句話來諷刺唐玄宗,讓玄宗不要再只顧著與楊貴妃尋歡作樂,也要顧及到唐朝本身的國運發展。這句話也曾傳進過唐玄宗的耳朵裡,但是唐玄宗卻只是笑笑不置可否,並沒有再追究。
試想一下如果李白是生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他的下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唐朝社會環境的寬鬆,也正是因為君主的寬宏大量和唐朝社會環境的寬鬆,讓唐朝人對於具有比較的惡劣行為的人也有一定的寬容之心。
當時的唐太宗已堪稱是一位千古明君,也正是他確立的“寬鬆”的社會風氣才促使了大唐帝王的強盛。 而唐朝的疆域範圍廣大,最盛時達到1400萬平方千米,人口眾多,在這眾多的人口當中自然會有一些具有惡劣行為的人,如果將這些人全部投入獄中進行看管,那麼整個刑部的壓力就會非常之大,但是,如果將這些人放任不管又會對唐朝的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是危害,這樣的縱容如果繼續下去,輕度的惡劣行為就會上升到嚴重的惡劣行為,到最後很有可能會威脅到唐朝的社會環境的國家的和諧,所以在這兩者之間,唐太宗需要選擇一個比較恰當的方式來解決這些人與社會和國家之間的矛盾。
最終,唐太宗選擇將這些人集結在一起組成一對處理小型案件的不良人。即將這些人都控制在了一起,又將這些人變成了對於國家發展有利的人,透過這個細節緩和了這些本身有惡劣行為的人與寬鬆的社會環境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不良人的成立後唐朝的社會秩序,也在唐朝強大的國力面前日漸安定,周邊少數民族例如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無不臣服。
而不良人雖然並沒有能夠像《長安十二時辰》所說的那樣,維護了大唐幾百年的安危,甚至在後來大唐滅亡之時還有著保護大唐的實力,但是,不良人的成立卻讓整個大唐帝國裡一些有著惡劣行徑的人棄暗投明,給了這些人一些改過自新的機會,也給了他們一個能夠為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做出自己貢獻的機會,透過這樣的做法也可以讓民眾們看到唐太宗的仁厚之心。
之後不良人也沒有讓建立者唐太宗失望,他們相繼在幾代不良帥的帶領之下為唐朝破獲了不少案件,並且為一些不能夠運用常理來推斷的刑事案件出謀劃策,甚至也承擔起了正常的體系沒有辦法承擔的重任,為唐朝朝社會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