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鞅在魏國不受重用甚至被魏國通緝，其主要責任還是他老師公叔痤！這位老師看似愛才惜才，其實是嫉賢妒能！衛鞅在公叔府上待了那麼多年，公叔痤居然不向魏王舉薦衛鞅。只是把他作為自己內閣幕僚使用！最後快死了，怕衛鞅出頭，找來魏王告訴他衛鞅是大才，能用就讓他做丞相，不用就殺了他！可是當時魏國丞相已經是王弟公子卬在做了！魏王不可能罷免自己的弟弟，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衛鞅做丞相！那按照公叔痤的意思只能殺了！呵呵可以看出這位老師的歹毒，明知結果還如此舉薦。明擺著讓魏王殺衛鞅的！

謝邀，商鞅來秦的直接原因是秦孝公的招賢令。先有秦國的招聘廣告，後有商鞅前來應聘並脫穎而出。這與孔子周遊列國具有本質的不同。從這個直接原因來看，一個國家要發達，就要廣納人才，而且要積極主動，禮賢下士。除此之外，原因還有若干，比如，提供足夠大的平臺。小了，來了，高階人才也會走人，不走也廢了。比如，那時是天下一王的統一週朝，諸侯國之間是可以通才的。就好比現在各國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人才一樣。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秦國的三個優勢被商鞅看重，其一秦國是戰鬥老秦人。其二有戰略縱深。其三國君果斷。

一直以來，人們有意無意的忽視秦國自身作為因素。商鞅為什麼去了秦國？過多強調魏國因素，忽視秦國因素，落入俗套。漏洞百出，比如商鞅在魏國受冷遇，為什麼不回祖國衛國？衛國格局太小，根本不能施展他平天下的政治抱負。而為秦國巨石的原因則過多強調商鞅因素，同樣忽視秦國自身因素。為什麼忽視秦國因素？道理就一個，評論都是老六國作出的，後人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鸚鵡學舌傳下來都這麼說。裡面暗藏邏輯，秦國的強大還不是六華人才的功勞嗎，為六國挽回了臉面。秦國君主和人民的努力奮鬥貢獻自然被忽視。這是人們對強大者的一貫做法。這是一種弱者心理，自我平衡心理。自己不強大，怪沒有人才。而這種認知很容易破罐子破摔聽任自己進一步衰落。六國最後就是如此，得過且過，苟且偷生而已。所以要想強大不能埋怨，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忽視自身優勢，崇洋媚外，是這種心理的變種。本質一樣，那就是過多強調外因。

獅子需要草原，虎狼需要深山，鳳凰要擇梧桐而棲，蛟龍非深海不居。經天緯地的大才，必然要找到與之相配的雄主。要找到真正能夠施展抱負的天地。

表面上是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所有言說皆不採納。實際上魏國有天地，但無雄主，無強烈的振興和強盛國家的心，這時的魏國是一個強盛的魏國。

然而，此時的秦國卻是七雄的末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國家艱難，但正值勵精圖治，尋求變法圖強，臥薪嚐膽之時，秦國之雄主，正待天地之大材。

於是，天時地利人和，商公一入秦，幾番奏對，定下來變法強秦大計。戰國之格局從此為之一變化，中國歷史開啟了新的走向，勝利的天平，向大秦傾斜。魏國永遠的一次最為重要的改寫歷史，甚至主宰歷史的機會

一個高高掛起不愛人才的國家，一個為了求得人才把國家分一半給人管都可以。說明一個天一個地。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商鞅是在魏國混不下去，才跑到秦國的。

商鞅，又稱為衛鞅或公孫鞅，出身於衛國公室家族。他從小勤奮好學，特別喜歡刑名之學。當時衛國內憂外患，商鞅無法實現政治抱負，遂前往魏國，進相國府當一名中庶子（官名，相當於相國的侍從官）。

相國公叔痤是魏國出類拔萃的人物，十分賞識商鞅的政治才華。只是商鞅到來的時機不對。魏惠王窮兵黷武，魏國無心政治改革，忙於在多條戰線上同時作戰。

幾年後，賞識他的相國公叔痤死了。

公叔痤臨死前，對魏惠王說：我有一名侍從官，喚公孫鞅，雖然年紀輕輕，但有非凡的才能，希望主上能把國家大事交給他治理。

相國在病重時居然推薦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魏惠王十分掃興。公叔痤又說：“主上如果不願意用公孫鞅，就殺了他吧，不要讓他到別的國家去。”對相國的胡說八道，魏惠王心裡覺得十分好笑。

魏惠王離去後，公叔痤對商鞅說：“你快逃吧，不然會遭殃的。”

“我為什麼要逃？”商鞅莫名其妙。

“因為我要魏王殺了你。”公叔痤毫不隱瞞，把對魏惠王說過的話重述了一遍。

商鞅感動了。但他並不逃，他笑道：“主上如果不能聽您的話任用我，又怎麼會聽您的話殺我呢？”

果不其然。

魏惠王回到宮中後，對左右的人說：“相國真是病得太厲害了。真可悲啊，他居然要寡人把國家交給公孫鞅治理，這豈不是太荒謬嗎？”

過了不久，公叔痤死了，他的葬禮辦得風風光光，他說過的話很快被遺忘了。魏惠王既沒有給商鞅一個官職，當然也沒有空來殺他。

商鞅被遺忘了。

就在這時，秦孝公推出“求賢令”，廣求天下賢人，能令秦國強大者，裂土為侯。

此令一出，改寫了商鞅的人生。既然在魏國沒混出個人樣，何不去秦國碰碰運氣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於是，商鞅離開魏國，動身前往秦國。這一去，他在秦國推行變法，把秦國的國力推向前所未有的水平。

與其錦上添花，倒不如雪中送炭。

商鞅在魏國混得並不是很好，當時所處的時局，魏國強，秦國弱，儘管有大相國賞識，奈何春風得意的事情都叫別人幹了，給予商鞅發展的空間並不多，甚至是抑制。

因為商鞅要做的是徹頭徹尾的改變，除非魏王倚重，或者乾脆拜他為新相國，否則商鞅的能力是發揮不出來的。

在一個富奢的大家族內，一位毛頭娃娃豈能坐火箭似的往上竄，哪怕魏王願意，一群既得利益集團怎肯相讓。

所以嘛，被踩是現實，希望大展拳腳只能離開去尋找自已的新天地。

秦國就是這麼一個天地，幾乎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境界。

商鞅來了，理想加實幹，讓秦國君主看到了希望。

秦獻公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取得了政權。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如廢除人殉制度,編制戶籍,“初行為市”允許國都商業資本活動和發展,將國都由雍遷至櫟陽,“東通三晉,亦多大賈”，逼近魏國的戰略要地等,國勢趨強。這期間秦對魏轉取軍事攻勢,三次用兵都取得勝利,尤其是前364年的石門之役斬魏兵6萬,中原震動。

但是秦獻公來不及對秦國最根本的社會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便去世了。這個歷史任務便落在他兒子秦孝公渠梁身上。秦孝公不堪“諸侯卑秦”,要繼承乃父“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發出求賢令日“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這就吸引了許多主張變革而又在中原各國被舊勢力排斥的有識之土紛紛入秦,謀求發展;商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商鞅出身於衛國沒落貴族,原名衛鞅。後來因功受封於商於,號為商君,遂以商鞅為名。衛是春秋時期個重要的國家,為中原貿易中心之一,文化藝術也比較發達。商鞅的前輩,早期法家、軍事家的代表之一吳起就是衛人。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對吳起和另一個早期法家的傑出人物李悝極為崇拜,思想上受了深刻的影響。商鞅在秦掌權時,師事魯人屍佼，凡“謀事、計劃、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汪繼培《屍子序》)。屍佼是“兼儒墨、含名法”(《漢書・藝文志》)的雜家。可見商鞅這位法家對當時各派的理論主張無不通曉。由於衛國不是用武之地,商鞅於25歲左右(前365年)便到魏國。

他的主要著眼點大致有二:其一是,戰國初期,魏為頭號強國,此時仍然勵精圖治,是他施展

其抱負的理想政治舞臺。其二是,李悝、吳起、西門豹這些敢作敢為的法家和兵家前輩都曾在魏國進行過實驗,成效卓著,為諸侯矚目。

李悝立法“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吳起的主張“用之魏則魏強,用之楚而楚伯”。(李贄:《書・李悝》)這兩個雖都已作古,但法家和兵家融為一體的“餘教”尚存(《魏策》),大可學習、研究與總結,以武裝自己。當時魏相公叔痤對這位才華過人的青年十分賞識,唯恐流失,臨終時曾建議魏惠王(前369一前319)加以重用,不然則加害致死,以免落人異國為他人所用。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公叔痤是魏國唯一能夠繼承法家政見的權貴,而繼任魏相的是主張禮治的翟翦。這使商鞅感到法家在魏國的最後依託消失了,他意識到必須放棄在魏發揚光大法家路線的期望。他於是抓緊時間考察法家在魏的豐富實踐,潛心鑽研李悝的《法經》和吳起的《兵書》,系統總結了他們的經驗。秦孝公求賢令一到，商鞅沒有任何猶豫離開魏國，直奔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