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個文人、大學問家、思想家。他主張君主立憲，以改良者的姿態走進歷史視野。中央集權制穩定以後的兩千年時間，康有為是第一個思考如何突破這個體制的知識分子，而且有明確的改良方案。儘管侷限性很多，最後失敗了，但毫無疑問，這是在歷史的拐點上一次寶貴而有益的嘗試。就結果來看，戊戌變法並未給國家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因此不能把他定性為罪人。相反，變法失敗在客觀上使維護君權的最後希望化為泡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康有為所發揮的作用，是正面的，我覺得真正用心讀史的人，都會認同這一觀點。

謝邀。我覺得他最多是一個騙子吧。戊戌變法他在其中只是一個師爺的身份，因為他是秀才，還沒有資格進入政府系統。後來變法失敗跑了，偽造一份光緒的“衣帶詔”，打著為光緒復位的旗號，在南洋各地騙華人的錢，騙來的錢都置地娶小老婆了，這個談不上影響歷史吧。

康有為是一個既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罪人，是個急功近利的自私小人。

他剛開始成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等人，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後來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他前期做的這些事都是積極的，包括髮動戊戌變法，其實慈禧太后並不反對戊戌變法，可是他們支援光緒皇帝親政，要除掉慈禧太后，他們太天真了，硬是把戊戌變法搞成了戊戌政變，直接導致光緒皇帝被軟禁，最後才徹底葬送了大清帝國的維新變法，使中國失去了現代化潮流的機遇，導致了後來半個世紀的內憂外患，成為近代歷史的半個罪人。

後期逃離日本後做的事情，和袁世凱一樣更是沒邊，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離溥儀登基，更是違背了歷史潮流。

康有為與慈禧之爭是封建帝制的守衛者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先驅者之爭。康有為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就是仿效明治維新，在皇權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向西方學習科技文化，勵精圖治振興大清，他的思想是正確的，但沒有考慮到大清的國情，光緒雖有求變求強思想，但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裡，盲目相信慈禧提拔重用的袁世凱，反遭其害，而且政府媚洋與民間反清情緒難以調和，一觸即發，洋人也不會給大清做大的機會，全力擠壓，透過變法來推動社會進步己錯失機遇，革命實現資產階級政權呼之欲出，事實也證明維新派雖然一直在努力實現主張，即資產階級改良與封建制度的握手言和，但最終還是失敗了，證明這條路走不通，康有為對改良做了很多事，譚嗣同則推動了革命浪潮，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動，血腥和必然走向滅亡。康有為思想有歷史進步性，也有個人侷限性。

康有為與孫文之爭，也是保皇派與革命派之爭，誰更進步不言自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失敗，都表明民權意識的覺醒，和封建帝制不得人心，康有為的保皇派最終輸給了革命派表明歷史的車輪無法倒退，為一人和為天下的覺悟相差萬里，換句話說孫文的政治主張更加符合當時社會實情，得人心者得天下，康有為的作用己變成民權民主民生的對立面的實驗品，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縱觀康有為一生大志難稠，是個失敗的政客，但又是歷史進步必走的一環，作為孫文的對手到是值得敬佩，但與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推翻帝制，建黨立國的歷史功績相比甘為人下而無所建樹真是雲泥之別，不在一個檔次。康有為為大清為強國值得肯定，為保皇為私利應該批判。

謝邀。應該不算。清朝後期，百姓彷彿滿漢無別，但仁人志士、朝廷權貴內心深處依然涇渭分明。當時流行一個“十二字秘訣”：“漢人強， 滿人亡；漢人疲，滿人肥。”足以說明。維新雖僅僅百日，但也算是積弊日久的民間終於發出的一個聲音，無論變法內容過程結果如何，康有為也算為歷史的程序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民國史學家蔡東藩對於光緒維新，是這樣說的：“維新黨人，銳意更張，亦未免欲速不達。善醫者診治弱症，必先培其元，然後可以祛邪，元氣未培，猛加以克伐之劑，恐轉有立蹶之弊，為政之遭，何以異是！”又說：“欲冒天下之不韙，以皇帝為孤注，其為計不亦太疏乎？”

說起康有為大部分人想到的應該有三件事：公車上書、戊戌變法、張勳復辟！

公車上書發生在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朝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中華之恥辱，我輩當牢記）之後，惹怒了眾多應試的舉人，康有為聯合了1300多名應試的舉人，發動了公車上書，公車上書主要是什麼內容呢？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

歷史對於公車上書的定位很好，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但其實公車上書的內容光緒帝並沒有看到，縱然康有為中了進士，縱然他再多次上書，但是頑固派沒有把他的上書交給光緒，所以康有為只能創《萬國公報》，成立強學會，就這樣他的舉動依舊遭到了頑固派的強烈打壓，這時候，康有為真的為了救國而置生死與度外了！

1897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次年一月，光緒終於讓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康有為呈上《應詔統籌全域性折》，和《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

1898年6.16光緒命令康有為籌備變法，同年9.21日，慈禧老孃們發動政變，光緒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我們需要記住這六位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康有為沒有死，而是逃亡海外，他是保皇派，遇到了一代偉人孫中山。康有為是革命派，孫中山是革命派，保皇派和革命派雖然都是大清朝的通緝犯，但是雙方依舊是敵對的關係，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間文鬥都是小兒科，武鬥也很常見，甚至康有為在1905年10月安排敢死隊在紐約刺殺孫中山！

這時候康有為已經不是先進分子的代表了，而是屬於頑固勢力，更頑固的是1917年康有為和張勳帶領辮子軍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結果這股頑固勢力很快就被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給打敗了。

縱觀康有為一生，他是十足的保皇派，在維新變法的時代，他是先進分子的帶路人，但是之後，他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誤國，更嚴厲點可以說是歷史的罪人。

但是他一生的政治主張都是失敗的，沒有成功過，所以如果說扼住歷史咽喉的話，倒不至於！

答：歷史罪人可能還談不上，畢竟他的“變法”，從結果和作用上看，客觀上加速了滿清的滅亡，還是對歷史發展有積極作用的。他本心想成為中國近代政治偉人，但可惜沒能扼住歷史喉嚨，反而成了捅破了歷史喉嚨的三種人，也成了大清的罪人：

康有為的維新理論，不能說他全不對。他認為大清國只要能變法，能立憲，就能富國強兵。但他沒有認識到，大清和中國曆代政權不同，大清以前，中國政權是家天下，改朝換隻是換了皇帝一家一姓，社會體制基本不變。而大清不同，大清不是家天下，是族天下，大清不是大清皇帝的大清，是整個滿族人的大清，大清從來不是皇帝一個人能說了算的。

大清的主權不在君也不在民，在滿族一族人手中。這種情況想改變，只能革命，所以後來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歷史只是沒有正式的革命。梁啟超後來就從維新派變成了革命派。

康有為曾上書光緒皇帝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乖乖！要知道能速變、全變，惟有革命。變法是改革，是在不觸極政權體制情況下的改良維新，改革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他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難道比的過王安石和鄧公，康有為以一政權核心之外的小臣身份，妄想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而且還是毫無章法的速變，註定會步子太大扯到蛋，同時還害了單純可憐的光緒帝。

如果變法失敗，康有為能像譚嗣同一樣為變法流血，可能世人也要贊他一聲英雄，可惜他一聞有變，連親弟弟康廣仁都不管就跑了，就實在說不過去了。從他後來出逃後，假持衣帶詔滿世界騙華僑捐款，妻妾成群且花天酒地起，他就淪為小人行列。到後來，他反對共和，參加張勳的復辟(實質為段祺瑞下的套)，害的他的老東家——滿清皇族不得善始。

說他扼住歷史喉嚨我認為他還沒到那個層次，他的影響力有限。至於說罪人也談不上，他雖然忽悠了一部分人，但是並沒有說就造成多嚴重的後果。我覺得他最大的罪惡就是把梁啟超忽悠了，好好的一個有志青年差點讓他帶跑偏了。總結起來個人認為他最多是個沽名釣益的小丑。

罪人算不上。

看人不能只看人品，應該看貢獻

世界上沒有聖人，每個人做事兒都有自己的私心，康有為人品確實有問題，但是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至於說康有為扼住歷史喉嚨，不至於吧，首先他只是一派代表。另外歷史的大勢不是他所能扼住的，甲午戰爭給華人的教訓更加慘痛，變法更多的喚醒了普通人，後期保守保皇也只是螳臂擋車罷了。

康有為雖然力舉清朝變法，其目的是使國家強盛，皇權強盛，但他始終封建意識濃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特別是在變法期間，急功圖進，勸光緒皇帝除掉慈禧，結果，事情敗落，變法失敗。

康有為不能全面看問題，看不到世界民主先進的革命潮流，他的行為與思想，始終是封建主義性質，註定不會成為大氣候，更難以拯救國家之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