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中傷春悲傷情緒的生成，探究其文化淵源後，現在可以探討一下傷春悲秋的意緒。典型的傷春悲秋作品有許多，在中國古代眾多的詩人中，辛棄疾以其豪北風格算是一個個性勁健豪強的詩人，似乎與柔弱悽苦的感傷風格拉不長邊，但是他的這首《祝英臺令》也不乏傷春之情。寶釵兮，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湯片片飛紅，都無人愛，倩誰喚，流鶯聲住？鬢邊虛見。試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數。才簪又重數，羅悵燈昏，嗚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將愁歸去！再看看他這首《採桑子·書博山道中壁》：煙迷霜麥荒池柳，洗雨烘晴。洗雨烘晴，一樣春風幾樣青。 提壺脫褲催歸去，萬恨千情。萬恨千情，各自無聊各自鳴。 一般濃濃的傷春愁緒驅不走，趕不開。聯絡到歐陽修的《秋聲賦》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中國古典文學中，傷春悲秋情緒一般顯現為這樣的內容：人生苦短，昭光易逝，秋風疾至，顯示出生命的嬌脆與疾迅短暫，這絕不是消極頹廢的傷感，更不是消極浪漫主義的無病呻吟與矯揉造作，這種情緒應作如是把握：一、這種情緒是基於自我肯定，對自我人生價值的高檔定位，中國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或許存有可指責可批評的地方，但有這種理的人起碼把自身人生價值定位在高檔次商品位。因為一個對自身價值品位定位低的人，他的生活境遇不會有失敗，所謂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從人生態度而言，這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因為這種人生價值自我定位，賦予自己特大期望，這促使人積極生存，拼搏進取，反抗現實，抗爭命運。這種力求有作為的人生態度是社會前進發展的推動力量，是社會財富的創造。持這種態度實踐人生，就會要求自己的存在是光輝的存在，實現人生閃耀光輝。這種人生理念儘管會遭遇浮土德式的悲劇，但畢竟是壯烈的悲劇，即使遭到毀滅，也畢竟是英雄的生。人首先要生存，但怎樣去生存，形成了人與人之間比人與動物之間還要大的差距，這種人生價值意義的高品定位就是肯定自我生存價值與意義，確定遠大人生志向，並堅持為理想而奮鬥，這種形成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當理想實現無望時更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空耗，四季變化，時光流逝使他們更強烈地感受到生命在熬盡，從而萌生傷春悲秋情緒，前引章詞就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強烈的生存欲求與現實逼迫著他無為活命，這一矛盾表現為辛棄疾詞的藝術魅力，震撼著讀者的心靈。二、積極的生存需求，既然已高品位確定了自身生存價值和意義，明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決定了其生存特色：即積進的生存，為理想不懈地奮鬥，這樣的人不僅生活在世界上，而且還在世界上顯現其生存，讓自己的生存閃發光芒，這一方面決定了這種人生追求下反抗現實，抗爭命運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決定這種人生追求下生存對現實的需要同另一種生存對現實的需要的不同之處：一種是隨遇而安，知足常樂，對現實無為相安，一種是要求現實適我所需，為我的奮鬥提供現實條件，這樣生存與自我實現的需要同現實不能滿足形成矛盾，而現實會導致自我生存理想無法實現，前述辛棄疾收復中原的理想無法實現，生命在空耗，很自然容易萌生傷春悲秋的情緒，這正是隻能“仰天長嘯，北懷激烈”的悲壯。另一方面，李清照的詞中有很多是因愛情而萌生的時逝傷感之作，而且這類情感傾向決非李清照一人獨有，在中國古典文學詩歌中有很大的比重，這類作品其實也是生存需求同現實不能滿足之間的矛盾，只是人生定位於辛棄疾這類作品的人生定位具體角色有所不同而已。這種積極生存追求產生的生存需要同現實滿足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只有無所欲才可無所求，要避免這一矛盾，最好的是沒有生，其次是無思維，但即使是植物人，也有延續生命的所需，完全絕對的消極的生存追求只能是近似於生存的空無。否則，一旦有生，求死也是求，也是求死之慾而萌發之求。這樣，傷春悲秋情緒的意蘊首先應把握為高品位的人生價值定位與積極的生存追求，這都是光芒四射的生存意識。三、人的覺醒。當年魯迅先生曾把魏晉南北朝時代稱作“人的覺醒”與“文的自覺”的時代。其“人的覺醒”主要指稱其時人不僅有強烈的個體意識，表現出個性意識，而且這種個性意識是從儒家君王工具中解放出來。從歷史情況看來，宋代傷春悲秋之作明顯增多，宋代起，科舉考試就決定文人的出路，也是從宋代起，文人對國家的依附空前加強。另一方面，這種傷春悲秋的情緒往往同思鄉相關聯，同夢境孤苦相關聯。這種情緒作為人的意識或的覺醒的表現，首先它源於自我意識的生成與強化，其次它源於自我實現需求同現實的矛盾，是積極的生存追求，積極的生成從哲學上看是一種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表現在哲學上不僅對世界作物質的客觀實在的判斷，而且追問物質何以成為這種物質；在自我追求上，不僅僅滿足於自己成為世界上的一個生命客體，而且要求自己以獨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一個特殊的主體世界，當年民採宣佈上帝死了，就是這種存在的展示，這種自我存在的追求就是一旦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上帝就只是我的世界組成，我有資格處理上帝。這種生存追求只有在人文主義思想極度發展的時代才變成自覺。自魏晉開始出現人的覺醒，到曹雪芹，人的覺醒最終完成，其後，應是崇尚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潮，而傷春悲秋作為自我意識作為人的覺醒的估證，其意義在於以高尚自我界定獲得存在動因，形成積極的存在，達到存在的自覺境界，既黑格爾所謂自為這種生存，就以改變自身或世界現狀的實踐方式體現出來，文學中就表現為揚起理想的風帆向理想王國進發，表現為不懈的奮鬥，奮鬥的悲壯慘烈，形形色色的浮土德式的人生閱歷與輪因。這樣自我意識下的生存不再是哈姆萊特色式的“是生？還是死？”而是浮土德式的“原始有為”，就是將自己的心理學歷史在“工業”中描繪出來。因而這種傷春悲秋的情緒合符人文主義思想追求，具有近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特徵。四、但是我們決不能把這當成是近代人本主義思想本身。儘管這種對時逝的傷感有哲學的浪漫性，但同浪漫的哲學，尤其是近代人本主義思潮有較大的差距，其一，近代人本主義思潮強調人的價值，強調人所有的一切需求都是正當的，有獲得滿足的權利，針對基督教禁慾主義提出如是觀點，以反對當時禁錮 人們思想的宗教，而中國古典文學中，文人的這種傷春悲秋情緒源於“有為的人生追求同不能有所為的現實境況”，突出是“有所為”的人生追求，儘管這種追求是極有意義的，但不可把它等同於近代人本主義思潮，而且中國文人的這種人生追求並不絕對具備反對封建禮教的性質，這種性質萌生於明代晚期，到五四文學革命才成為自覺，相反，中國文人的這種有為的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維護封建禮教的性質，這是由中國文人所處時代而言具有封建性質，所處階級地位而言具有地主階級性質所決定的，因而與近代人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不同曰而語。其二，正是由於中國古典文學中時代的封建性質與文人階級地位的地主階級性質，中國文人傷春悲秋，意識到的是自身處境問題，表現的是自身境況，始終脫離不了自我，不同於西方近代文學史上那種透過提示現實毀滅人進而批判現實，在歐洲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中，作家描寫的是具體的個人（他人）的毀滅而批判現實。而中國文人那種傷春悲秋並不是為批判現實，更不是為否定現實，他們只是希望現實稍作改進，這從杜甫、白居易和柳宗元等人揭露現實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來，杜甫是公認的人民性最高的詩人之一，在其詩作中揭露現實具有其他詩人無可比擬的深刻性，但他揭露現實的目的是致堯舜，醇風俗；白居易在新樂府詩作中不乏尖銳的批判鋒芒，但他領導新樂府運動的目的就在於實現詩的“美刺功能”；柳宗元則在其《捕蛇者說》中明確表示“以俟觀人風者焉”這就好像孟子，儘管有民本思想，但歷代帝王並不把孟子列入異端邪說之內，相反尊他為亞聖，因為民本思想也不同於人本主義思想。 這樣，中國古典文學中，傷春悲秋這種傷感情緒從積極的方面看具有積極的存在追求，自為的存在意識，具有歌德提出的“原始有為”的積極意蘊，同近代人本主義思潮有相通之處，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它同近代人本主義思潮的差距，它具有維持現實的消極意蘊，因而不能以此替代中國近代人本主義思想發育薄弱，我們對待這種傷春悲秋情緒，應弘揚其看重自身人生價值與意義，且執著追尋理想人生的一面，以創新來建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先進文化。

中國古典文學中，傷春悲秋這種傷感情緒從積極的方面看具有積極的存在追求，自為的存在意識，具有歌德提出的“原始有為”的積極意蘊，同近代人本主義思潮有相通之處，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它同近代人本主義思潮的差距，它具有維持現實的消極意蘊，因而不能以此替代中國近代人本主義思想發育薄弱，我們對待這種傷春悲秋情緒，應弘揚其看重自身人生價值與意義，且執著追尋理想人生的一面，以創新來建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先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