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中葉（1925）年，伊朗迎來了自進入阿拉伯統治時代後的第十個封建王朝：巴列維王朝；作為主導推翻愷加王朝軍事政變的核心人物，薩-禮汗後來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巴列維王朝的第一任國王，但其登基僅十六年後便匆匆遜位。

▲圖為巴列維時期伊朗女性

薩-禮汗遜位後，他的長子穆罕穆德-禮薩-巴列維繼位；此人青年時代曾先後在英、美等國接受教育，所以巴列維在思想上更傾向於西方國家，而這也為他後來與美國交好奠定了基礎。

與如今不同的是，巴列維統治下的伊朗施行世俗化社會形態，尤其在文化方面相較中東其它國家更為開放、多元。可以說，巴列維將美國視為是自己治理、發展伊朗的最佳模板，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伊斯蘭保守勢力的不滿。

▲圖為霍梅尼被人攙扶著走下飛機

同時，巴列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進一步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為了強化君主權力，削弱支援傳統制度的階層，巴列維希望利用土地改革來拉近自己與農民的關係、斷絕與城市貴族的關係；但此舉卻激怒了城市裡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階層。

另巴列維措手不及的是，自己的改革不僅沒有拉攏到農民，反而是他們變得更加鬆散、獨立，與此同時，原本計劃用來創造就業崗位和開設工廠的石油資金依然被上層牢牢的掌控；這也讓民眾對國王的無能和少數人的腐敗感到憤怒，於是他們隨即將自己對命運的期冀更多的寄託於那些神職人員。

▲圖為伊斯蘭革命的支持者

而民眾意識的轉變也為後來霍梅尼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有人曾這樣評價巴列維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改革：此舉為後來的伊斯蘭革命鋪平了道路。最終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催化下，以霍梅尼為核心的什葉派發動了推翻巴列維的伊斯蘭革命......

很多人可能疑惑：巴列維曾被美國視為其在中東利益的重要戰略伙伴，但為何卻對這場革命置若罔聞呢？其實並非美國袖手旁觀，而是在對待伊斯蘭革命的時候主導美國作出不干預決定的是一種“賭徒心理”。

▲圖為巴列維夫婦（左三、四）

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及其內閣成員當時一直都在談論是否繼續支援伊朗的君主制；當然，意見並不統一。尤其是當時身處一線的美國駐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的意見對最終的決定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沙利文在給卡特的信中說道：巴列維下臺將是必然，我們應該考慮結束對他的支援並勸說其退位。然後我們就可以幫助伊朗組建一個由親西軍官、中產階級以及溫和派神職人員組成的權力構架，到時候霍梅尼之於伊朗更多的是類似於甘地之於印度。

▲圖為伊朗最後一位王后

隨即，包括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在內的許多高階官員都堅決反對美國軍事幹預伊朗革命，因為他們和沙利文一樣，相信霍梅尼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溫和進步”的革命，目的是將伊朗建立成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但如今看來，美國顯然賭輸了。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旗手霍梅尼。

常年在英國倫敦，政治避難。

霍梅尼，極其痛恨伊朗國王巴列維家族。

巴列維國王，政冶上提倡世俗制。

經濟上依靠石油，大發橫財。

王族窮奢極欲，嬌橫霸道。

民眾生活水平提高不明顯。

弄得天怒人怨。

霍梅尼趁機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推翻了巴列維王朝。

巴列維國王流亡美國。

霍梅尼榮歸伊朗。

建立了政教合一穆斯林國家。

當時霍梅尼忙於接收政權。

重塑國家。

反美言論的言論尚不強烈。

美國在觀察之中。

伊朗是蘇聯的鄰國。

美國有顧慮。

若出兵攻擊伊朗。

伊朗也許會倒向蘇聯。

讓蘇聯憑添盟友。

美國不想逼急伊朗轉投蘇聯。

故，美國未對伊朗動武。

＃凌遠長著＃

首先，當時的美國並沒有意願介入伊朗伊斯蘭革命；

另外，霍梅尼柔軟的身段也讓美華人產生了誤判；

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在1978年到1979年，那個時期一個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正值“美蘇冷戰”的最高潮。

當年的美國還未完全走出越戰失敗的“精神泥潭”，國內厭戰情緒高漲，而蘇聯的整體國力達到巔峰，冷戰呈現出“蘇攻美守”的態勢。

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是當時出了名的“老好人”，歐洲方面的頹勢讓美國希望在中東尋求突破，而卡特最出色的政治遺產就是促成了埃以和解，並順利將埃及拽出蘇聯陣營。

讓越戰拖得筋疲力竭的美國與如日中天的蘇聯形成了極為強烈的反差，當年美華人研究最多的不是如何將蘇聯擊敗，而是一旦與蘇聯在歐洲大打出手，歐洲的北約軍隊能夠堅持幾天？

干預伊朗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估計美華人自己都沒底。

首先，伊朗伊斯蘭革命能夠動員百萬人級別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出兵干涉極有可能陷入另外一場“越戰泥潭”。

況且伊朗是當時除蘇聯之外的唯一一個裡海沿岸國家，伊朗周邊除了巴基斯坦，其他如伊拉克、阿富汗都屬於蘇聯陣營。美國在伊朗的軍事存在極有可能刺激蘇聯，即便蘇聯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也有許多辦法讓美國在伊朗焦頭爛額。（後來蘇聯出兵阿富汗，美華人私下也沒少動手腳）

（找張現在的裡海地圖，當年的亞塞拜然、土庫曼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而阿富汗伊拉克則是蘇聯的堅定盟友，伊朗距離蘇聯柔軟的腹部實在太近）

除此之外，當時美國正努力將自己打造成中東地區的“中立調解人”，出兵伊朗極有可能破壞美國在該地區艱難建立起來的良好形象。

不管從哪個角度講，在當時的環境下出兵伊朗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況且巴列維的所謂“白色革命”的確給國內弄得雞飛狗跳，民怨沸騰，換個人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兒。

（當時蘇聯在軍事上有多強大，可以查閱下1981年“西方81”軍事演習的資訊。可以說，當年的北約一直被“對蘇聯的恐懼”所支配）

獲得權利後的霍梅尼一直以強硬著稱，那句“不要西方、不要東方、我們只要伊斯蘭”的政治宣言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令整個世界錯愕。

但任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強硬的宗教領袖其實身段極為“柔軟”。

1978年，被薩達姆從伊拉克驅逐之後（兩伊戰爭雙方不死不休的一個主要原因）。霍梅尼來到了西方，這個他此前和此後都咒罵的地方，他在法國巴黎近郊住了下來。

在法國，他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媒體的採訪。這些採訪中，他說了許多模糊甚至違心的話。讓西方對於他的目的產生誤判。

他一再澄清自己對於權力的慾望，在接受美聯社的採訪時他說：“基於個人願望，年齡，和我的健康，都不允許我在現行制度倒臺後，在國家管理中發揮作用。”

在關於女性權利方面的採訪中，他則明確的表態“一個妻子就夠了（說起來也不算騙人，因為霍梅尼也就娶了一個老婆）”，雖然他可沒說法律可以娶幾個。

因為他的各種活動，美國政治高層中，有很多人完全忽略了霍梅尼過去的言論。錯誤的判斷，即使霍梅尼上臺也不要緊，或者他根本就不會接受政治權力。

與此同時，霍梅尼將“統一戰線”也玩得爐火純青，霍梅尼不光是伊朗教士階層的領袖，同時還與同樣痛恨巴列維王朝的世俗自由派、伊朗民族民主主義者、甚至還有伊斯蘭左派勢力和世俗左派勢力結成了廣泛的聯盟，併成為他們的唯一代表，這使得他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極為符合西方的“政治審美”。

就是因為其極為模糊甚至具有欺騙性的“表態”和在反對派勢力中的巨大影響力，使他成為穩定伊朗局勢的唯一人選。甚至讓美華人覺得，這個滿腦子只有宗教的老頭兒一旦穩定了局面，就會將國家權利交還予一個民主政府。

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國王被迫出國，伊朗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2月1日，結束了15年的流亡生活的霍梅尼回到德黑蘭。

1979年11月，“伊朗人質危機”爆發，美國與伊朗決裂。即便雙方在鬧得最僵的時候，美國也沒把直接出兵伊朗當做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