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的王朝的更替中，總有末代皇帝，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末代皇帝也並非那麼不堪，有的是作惡多端自己作死，比如宋徽宗。有的是能力很強，在治國理政方面很有能力，但是終究抵擋不住歷史的車輪。比如商紂王，比如宋國的宋王偃，比如明朝的崇禎皇帝等。

趙佶本應該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一個風流多情的男子，本可以在宋朝的安樂窩裡做一個吟風弄月的詩人，做一個馳騁街頭腳法精湛的足球健將，但是一切如夢如幻如泡影。

在國家如“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危機時刻，趙佶沉溺於文藝的世界悠遊享樂，沒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關係。當時主要矛盾是宋朝與虎狼環伺的金、遼、西夏之間的民族矛盾，或者說是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的矛盾。然而趙佶本末倒置，不去擴充軍備強大國防，反而集中精力大辦書法和繪畫事業。在強敵面前，一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軟弱，在金人兵臨城下時，缺乏一個男人的擔當，匆忙間傳位於兒子趙桓。但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北宋王朝毀於一旦，宋徽宗趙佶和兒子宋欽宗趙桓被金人俘虜，和大批宮女、臣子一起被擄往荒寒大漠，遙望故園，但受盡屈辱，至死未歸。

趙佶本是在安樂窩溫柔鄉中長大的公子哥，從未嘗過苦痛磨難的滋味，筆下的詞自然呈現出雍容華貴的氣象。“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從金碧輝煌的京城到荒無人煙的北國大漠，從一國天子到籠中囚徒，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亡國之後，趙佶的《眼兒媚》，一改往日神色，飽含了滄桑血淚。

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趙佶懷念那“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的汴京，這個當時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一夜之間淪落於金兵的鐵蹄下，曾經的萬里山河，曾經的瓊林玉殿，曾經“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早已“是非成敗轉頭空”，而今是“朝來寒雨晚來風”。

誰改變了趙佶？

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個混蛋，趙佶也是如此。事實上，趙佶並不是個提籠架鳥只知冶遊宴樂的紈絝子弟，當皇家貴戚的子弟們聲色犬馬時，趙佶每日沉浸在筆研、丹青、圖史、射御之中，顯然是個勤奮好學、品位高雅的好青年，據說到十六七歲時，他已經“盛名聖譽佈於人間”，知名度和美譽度都很高。在登基之後，他也並非立馬胡作非為，而是心懷大志出手不凡，這顯然是要做有道明君的節奏。他大刀闊斧地整頓朝綱，平息黨爭。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表示出一種不偏不黨、除舊佈新的氣魄。他將被貶到永州的老宰相範純仁請回京城，赦免蘇東坡，將心狠手辣的宰相張惇流放到雷州島。他釋出詔書，希望天下人大鳴大放地批評朝政，提拔了一批賢良之臣。他恪守“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在朝內大興節儉之風。宰相張商英勸告他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讓人整修昇平樓，還特意囑咐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裡，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裡去，不要讓他看到。總之，全國上下改革的氛圍非常濃厚，年輕有為的宋徽宗，似乎要將暮氣沉沉危機四伏的北宋王朝，帶上中興的道路。

忽如一夜春風來，徽宗皇帝變化快。趙佶並沒有在有道明君的道路上走多遠，就轉頭向著荒淫無恥的亡國之君的道路上狂奔，直到他玩物喪國，身死異鄉。事實上，趙佶並不寂寞，近500年後，明朝的萬曆皇帝重蹈了趙佶的覆轍。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變得昏庸無比？其實，答案並不複雜。英國曆史學家阿克頓勳爵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對一身文藝氣息的宋徽宗來說，絕對的權力或許還意味著絕對的幼稚。趙佶登基之時，向太后還在“垂簾聽政”，趙佶也就是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手裡的絕對權力不多，加之中興大宋的雄心壯志，於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燒得北宋似乎有起死回生之勢。第二年，太后結束“垂簾聽政”，將所有的權力移交給了趙佶，這個時候，權力這個魔鬼開始從魔瓶裡竄出，逐步吞噬著趙佶的理智、良知和智商，直至他在瘋狂中滅亡。

在權力的催化下，他開始由著性子提拔他喜歡的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趙佶是個書法家、大畫家，是一個一身浪漫氣息的文藝青年，他自然喜歡那些有才有藝的人，比如蔡京。蔡京是著名書法家蔡襄的弟弟，他藝術天賦極高，素有才子之稱，在書法、詩詞、散文等各個藝術領域均有輝煌表現。他的書法造詣，不在北宋“蘇黃米蔡”四大家之下。據說本來四大家的“蔡”就是他，但因為他名聲不佳，就改成了他大哥蔡襄。作為文藝青年的趙佶自然很崇拜蔡京，他不改自己輕佻的本色，在一年之內，把他親手貶到杭州的蔡京一路提拔為宰相，從此走上了驕奢淫逸的喪國之路。其實蔡京的發跡，得益於宦官童貫的傾力扶持。童貫作為內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為皇帝徵集文玩字畫，當時還在杭州窩著的蔡京，在童貫蒐集趙佶喜愛的文物字畫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內行的蔡京的指導下，童貫順利地搞到了王羲之的字、顧愷之的畫等真品，這讓童貫在徽宗面前大為露臉，作為回報，童貫沒少在趙佶面前說蔡京的好話。此二人相互幫助提攜，把持朝政，最終形成了北宋歷史上被稱為“六賊”的統治集團。

獲得了權杖之後，蔡京頂著改革家的光環，大力打擊舊黨，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壞、規模宏大的政治迫害運動。蔡京為趙佶提供了一份元祐黨人名錄，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聲享譽當時、以文化成就震爍古今的司馬光、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程頤、範純仁等數百人。喜歡炫耀的著名書法家趙佶書寫了元祐黨人名單，分別刻於端禮門的石碑和文德殿門的東壁之上，由著名書法家蔡京書寫的則在全國各地刻印並豎立石碑，昭告天下，並作出了黨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職，更不得擅入京師，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或親戚聯姻等荒唐的決定。套用秦觀著名的一首詞，就是趙佶蔡京一相逢，便毀卻人間無數。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宋徽宗趙佶前後判若兩人的原因了。首先是絕對的權力導致了宋徽宗絕對的腐敗；其次是絕對的權力導致了宋徽宗絕對的弱智；最後是絕對的權力催生了以蔡京為首的禍國殃民的“六賊”統治集團，因為，極端集權的皇權體制，是產生亂臣賊子的溫床。

享樂主義是穿腸毒藥

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是亡國之君的標準配置。這方面，趙佶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首先是缺少擔當，貪圖安逸。趙佶追求“豐盛、通達、安樂、闊氣”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個“豐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在這種享樂主義的指導下，趙佶窮奢極侈，濫增捐稅，大興土木，營造宮殿園林，鑄九鼎、建明堂，令童貫在蘇州、杭州設立了“造作局”，集中東南地區的數千名工匠，製造各種工藝品；令朱勔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從東南地區蒐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大運河運往汴京，《水滸傳》裡說的“花石綱”，就是獻給趙佶的奇珍異品。按理說，喜歡奇珍異石是一種品位高雅的愛好，總比那個整天沉溺於酒池肉林的商紂王要風雅的多。但是，“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趙佶的愛好成了全國官員的愛好，同時也成為全華人民的夢魘。1123年，朱勔在太湖採得一石，該巨石高六仞，闊需百人合抱。在造鉅艦運送至京城後，宋徽宗極為高興，賞賜搬運船伕每人金碗一隻，朱勔的四個奴僕被封官，朱勔本人也被晉升為“威遠軍節度使”，那塊大石頭則被封為“盤固侯”。就趙佶這智商，今後也只能看看石頭了。

趙佶智商出了問題的另一個表現，是崇通道教。他虔誠地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像南唐後主李煜崇信佛教一樣，趙佶立志要把宋朝建成一個道教國家，大量修建道觀，每天樂此不疲地舉辦採陰補陽的宗教儀式，以追求長生不老永遠做皇帝。趙佶不僅在智商上出了問題，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的問題更加嚴重，簡直是三觀盡毀。他後宮粉黛三千人，猶嫌不足。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著不如偷不著”，他別出心裁設定了行幸局，經常借下基層調研和公務接待的時機，微服出宮，沉迷於追逐聲色尋花問柳之間，整日和李師師等一干美女廝混。他還命人在宮內設立市肆，讓宮女當服務員賣酒，自己裝成叫花子行乞其間。就這樣，最後輸了人生玩掉了國家。

趙佶輕佻放蕩的另一面是“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經常放棄九五至尊的身價，和臣下打成一片，甚至一起玩曖昧色情的遊戲。他比較喜歡的有蔡京那個擅演市井淫穢之戲以邀寵的兒子蔡攸，長得很帥能歌善舞的流氓宰相李邦彥等。趙佶經常和他們幾個宴飲狂歡，插科打諢，不醉不歸，以至於“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首先是宋徽宗任用童貫，蔡京等大奸臣，由此引發宋江，方臘等起義。由此種種對國力損傷巨大。與此同時，北方女真族開始崛起，然而宋徽宗仍舊不思進取，反而與虎謀皮。與金國結盟滅掉了中間的遼國，最終一步步把自己帶進了深淵…

其實做為當時的當是人，他沒有做錯什麼。只不過我們作為局外人。又能從史料裡面看到宋金兩國的內部動向。才覺得他在做死。其實在那個訊息及其閉塞的年代，軍事弱國對軍事強國的外交本身就是如履薄冰。宋徽宗就是那個不幸人掉進冰凍了吧。

大概的說幾點：

1 軍事上，他對宋軍實力完全不瞭解。以為宋軍還可以一戰，做出聯金滅遼的舉動。

對金作戰失利 ，又完全失去對軍隊信任。

2 外交上 比較幼稚，反覆的背信棄義，給了金國進攻的口實，使主戰派壓過主和派。

宋徽宗如果不生活在那個時代，絕對不會成為歷史有名的昏君，絕對不會是亡國之君。

他就和富二代一樣，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可能能幹出一翻事業。 但是缺少在逆境中掙扎的勇氣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