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殺了他有很大好處。主要是對內可以在統治階級內部獲得保守派的支援，穩定人心，儘快在初掌君權後，鞏固自己的統治。 眾所周知，商鞅因為強制推行改革，得罪了保守派，甚至仗著秦孝公的堅定支援，處罰了太子（雖然受刑的是太子的兩位老師，但是這巴掌是打在太子臉上的。）且不說太子自己心中可能有的私怨了，積壓已久的保守派對於商鞅已恨之入骨，太子上位後對商鞅立下殺手，為保守派解氣的同時，也獲得了保守派的堅定支援。自然穩定了人心，鞏固了統治。 2.留著他也沒啥利益，反而有高風險和高成本。且不說這個一直作為政治對手的商鞅是否聽自己指揮，就算聽，若是不嚴懲商鞅，也會讓其他仍有較大勢力的保守派不滿意自己的統治，甚至引發叛亂，或支援自己的其他兄弟將自己取而代之。換句話說，留著商鞅的成本和風險太高，就算是好基友，為了自己的統治，這一刀也要狠心砍下去。何況一直就是政治對手呢？！ 3.另外，再說一點，為何也不能放他走，一定要趕盡殺絕。這種人才如果自己不能用，一旦給其他人用了，那就是對於自己的巨大潛在威脅。而即便他國不用，若是商鞅政治流亡成功的話，不僅容易製造邊境摩擦，對於剛剛登位的秦惠王是個不穩定因素，也因為無法將商鞅逮捕歸案、明正典刑而使其威望受損。所以，商鞅不僅必須死，而且要死在秦惠王的手裡。這也是為何即便商鞅自殺了，也要把屍體拉回來車裂，給保守派解氣的同時，也鞏固了新君的統治。 這裡稍微引申一下：在幾乎每次改革的時代，為何當朝的太子幾乎大多都是保守派？ 個人以為，因為在改革中受到損害的原既得利益者，需要在政治上找到自己的代表。既然都改革了，發起改革的當朝皇上一般都會是支持者（當然也有例外，但至少當權者會是改革派，不然也搞不起來，如張居正改革），而引發利益從新劃分的改革，往往也意味著在改革中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而受這種不確定的風險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風口浪尖的高危職業——太子。 因此受到損害的原既得利益者雖然不敢明著和當權者對著幹，但也急需政治投資尋求未來的翻盤，而太子也在尋求政治勢力的支援，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至於在改革大浪中翻了船，因此雙方很容易就走到了一起。 試想，如果你是太子，卻不表示一下對於保守派的支援，反而堅定地支援改革的話，保守派一定會另外選擇別的政治代表，比如其他的皇子/王子等潛在的皇位繼承候選者。這種情況下，改革是否成功，太子位置都不穩：改革如果成功了，功勞是老皇上和改革大臣的，沒你太子啥事兒，登基之後，改革大臣功高震主、保守派也不買你的賬，很難坐穩皇位。改革如果失敗了，保守派重新得勢，不好意思，你死得更慘，因為他們所支援的另外一個皇位繼承者很可能會藉著這些重新得勢的保守派的支援，把太子之位取而代之。所以，其實在秦惠王還是太子時，面對這次的改革，無論心裡是否支援，他都必須站在保守派一方，表示一下對於改革的反對，籠絡保守派的人心，才能保證自己的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當然，也有一些太子玩兒過火的，如彼得大帝改革時乾脆把堅決反對的太子幹掉了。這就屬於不知收斂、結果弄翻車了的。而秦惠王就比較聰明，表示一下就行了，然後老老實實地坐享保守派的堅定支援，安心等著從秦孝公手裡接盤。

商鞅，衛華人，姬姓公孫氏，又稱衛鞅，公孫鞅。因有功秦孝公封他商地，被稱為商鞅。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作家政治家，改革家，是法家的代表。他到秦國實行變法，得到了秦孝公大力的支援。對秦國實行全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度量衡等，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軍事上，商鞅當統帥收回了河西大片土地。使秦國在十年左右逐漸開始強大起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已經在秦國進行改革了二十年的商鞅被公子虔誣陷謀反，商鞅戰敗被殺屍體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示眾。

商鞅之死是被誣陷謀反。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評價商鞅“天資刻薄少恩”。秦惠文王還是太子時，商鞅曾當著太子的面，對太子的師傅用刑。總的來說，商鞅變法，儘管使秦國很快走向強大。但是，商鞅因為法律的嚴酷，也得罪了秦國宗族王室的勢力，侵犯了宗族的利益。秦孝公在時，支援他的所有的做法。可是，秦孝公去世了，秦國透過改革已經二十年了，各項制度都已經正常化。所以商鞅已經沒有太大的用處。正好秦惠文王新繼位，宗族勢力與商鞅積累的矛盾，也得以爆發。秦惠文王也只好緩和難度，處死商鞅。

商鞅無論作為一位改革家，還是刻薄的小人，他的下場，是乎是一種必然。古代歷史上，所有的改革者，無不被指責太激進或者說是酷吏，又有幾個落的好下場呢？

商鞅的死，其實與變法有莫大關係，正所謂成也變法，敗也變法也！

我們知曉秦國走向強大，始於商鞅變法，但商鞅的變法在重農耕解放發展生產力，以及推行軍功爵制度的同時，更加註重嚴刑峻法，輕罪重罰。比如連坐之法，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什伍之間有互相監督的義務，一家藏奸、什伍連坐，處罰與降敵相同，若告發則與斬敵相同；在說用刑，有用烹煮食物的無足鼎鑊來煮人致死的”鑊亨”之刑、有開鑿頭顱致死的“鑿顛”之刑、有抽去肋骨致死的“抽脅”之刑，種種酷刑，不勝列舉。

後人在談論到商鞅的時候，有這麼一句：“一日臨謂而論囚七百餘人，謂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 比於丘山。”由此可知，商鞅在刑罰上面多麼殘酷，殺人如麻，以至於後來商鞅逃亡時，沒有一個人敢幫他。

秦亡之後，後人在論述秦亡之因，都不約而同的將主要原因歸結為法治嚴酷，這不無道理。法家思想的核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立論的基礎是以君主的利益為本，而君主利益中忽視國家整體利益，國家利益中缺失民眾利益，法家的政治智慧主要在“權術”上，他們斷言沒有“自善之民”，其立論要點在於法術勢，他們工於權術，自己遭到權術的算計，死於非命也就不奇怪了。

嚴刑峻法給商鞅帶來的後果就是，舉世皆敵人，秦惠王即便需要變法來維持自己的權力，但也需要商鞅之死，去緩和社會矛盾。商鞅的法太酷太厲了，總要用他的命來維護變法成果。

商鞅為人刻薄寡恩，司馬遷對此有深刻的描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 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在新法行之十年的時候，一些原來批評新法的人，改口說變法的好話，等於是向商鞅認錯，但商鞅卻趁機報復，將這些“亂化之民”全部發配遠方，從此，這位變革者表面上沒有了敵人，實際上也沒有了朋友。

商鞅的變法，實際上是他權術的追求，並不是他有多麼高的政治理想，他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功成之後他成為了商君，被封到商地，這是秦國變法之後，碩果僅存的分封制下的封君，其他貴族封君都喪失了封地的行政權已經組織軍隊的權力，唯有商鞅在商地，還是實權封君。變法的一大核心就是廢分封實郡縣，然而你商鞅這個變法頭子，最後卻搖身一變成為了最大的實權封君，這未嘗不是對變法的一大諷刺。

當公子虔舉報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捉拿他的時候，他連想都沒有想，就直接回封地組織軍隊造反了，可見，商鞅十分清楚，他沒有朋友，束手就擒的結果只會是死亡。

事實上戰國時期大部分的法家人物，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商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為了一己私利，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商鞅變法中獎勵軍功是非常主要的內容：爵位、田宅的封賞，主要根據軍功授予。

於是商鞅說動秦孝公，讓他親自帶兵去攻打魏國，商鞅當時給魏將公子卬寫信說，我不忍心跟魏國打仗啊，可不可以跟公子見一面，我們結個盟約，簽訂個協議什麼的，喝喝酒就罷兵好不好喲。公子卬覺得可行，於是就去會盟見商鞅，然而商鞅在宴會上伏兵直接把公子卬拿下，然後又趁機攻擊魏軍，使得魏軍大敗。

班固說：“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這個“鑽”字就點出了商鞅投機鑽營的功利本性。

所以說道這裡，各位看官老爺明白商鞅為什麼最終會死了吧。他的死不在於他犯了什麼罪，而在於他的變法，使得秦國強大了，但卻也使得國君的權力更加大了。他給國君灌輸了中央集權，大權決於秦王一人的思想，然而他自己卻還作為一個實權大臣，封地封Regal脅著君權，試問，無論是出於緩和社會矛盾保住變法成果，還是出於君王自身權力的掌控，商鞅最終的結局也只能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