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禪讓”，大概要說這樣三句話——第一，遠古的時候，禪讓應該是真實發生的史實；第二，鼓吹禪讓，不是儒家的“專利”。把“禪讓”說成是儒家的傳說不很準確；第三，現代的學者，對古代禪讓的真實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解釋。

這說明，更多學者，對於遠古時期的禪讓，是看作曾經發生過的史實了。

這種轉變，大約與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同步加速發展有關。一方面，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有了自己真正的田野考古；另一方面，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提供了研究思路。直接的結果是，除去甲骨文等重大考古發現之外，還證實了《史記》以及其所依據的古文獻的信史重大價值。

因此，更多的學者不再猶豫，把《史記》以及其所依據的古文獻記載的事件，作為史實來相信了。同時，疑古派也逐漸失去了市場。

的確，在國外也不是對所有古代的人物、事件，都必須要有考古物證才相信的。比如古希臘的許多人物和事件，像泰勒斯、畢達哥拉斯、斯多葛派等等，都是根據後人的記述才確定曾有其人的。

所以，學者們認為，可以根據《史記》的《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以及《尚書》、《大戴禮記》、《帝系》等文獻記載的堯舜禹的禪讓，是確實存在的史實。

當年關於禪讓的疑古派中，仍然是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對他的觀點，裘錫圭先生有很公允的評判。因為比較長，我放在後面附錄裡。

孔子的《論語》裡，兩次讚揚了古代的禪讓制。《孟子》又幾次引用了孔子講的這些話。給人的感覺是，儒家主張“仁義禮智信”，而禪讓體現的是將“大位”讓與有德之人，恰好與儒家學說相契合。特別是，1993年10月，在湖北郭店村楚墓，出土了《唐虞之道》的竹簡，裡面對禪讓講了一番大道理，口氣類似儒家。據鑑定，《唐虞之道》竹簡，應不晚於公元前300年，這更給人以儒家鼓吹禪讓的印象。

可以肯定，戰國時期，禪讓被吹的神乎其神，只不過不只是儒家在吹，其他的“家”們也參與了。

必須要說的是，當時不僅大大有人再吹，還有的諸侯國實踐了。《戰國策.燕策一》詳細記載了這件事的過程。先是謀士蘇代死勁勸燕王噲重用一個叫子之的人，之後謀士鹿毛壽又遊說燕王放權給子之。這兩個人的理由，都是禪讓多麼偉大。結果，燕王初步中招。不過，禪讓還沒徹底完成，燕國已經大亂——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先是“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接著是子之與燕太子兩黨紛爭，“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再接著是齊宣王趁人危，“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4年。燕王噲死後，各國諸侯大驚，紛紛譴責之。從此以後，禪讓之聲，頓時消停了許多。

近代以來，如夏曾佑、錢穆、范文瀾等許多學者，認為禪讓體現了上古時期的君位推選制；後來，又有謝維揚等學者，認為禪讓是酋邦社會中“和平的權力轉交”的方式。

現在的學者，如北大考古學院的副院長孫慶偉教授則認為，“將禪讓理解為遠古時期君長推選的一種方式，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背後更根本的原因，則是不同族群集團事先約定好的輪流執政。他分析了大禹禪讓於皋陶，當皋陶卒死之後，又讓位給皋陶的兒子益的過程。益，已經不是賢明過人的原因，而因為他是皋陶的兒子——這體現的是當時華夏和東夷兩個族群集團事先的約定。他還分析了堯舜禹之間的禪讓，這種輪流執政的制度表現更為明晰。

後來的啟強行取代益並打敗不願服從的有扈氏，他也是有一套理論的，簡單地說就是，他承認以前的那種禪讓曾經是正確的，但時代已經不同了，益和有扈氏仍然“因循守舊”，所以必敗無疑。雖然血腥，但又不能說毫無道理。

顧氏（指顧頡剛）指出戰國時代盛傳的堯舜禪讓等傳說，把受禪者說成有賢德的平民，這種說法只有在戰國時代的社會背景下才能產生，決不反映歷史事實。這是完全正確的。指出這一點，是《禪讓考》（指顧頡剛《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一文）的主要貢獻。但是顧氏因此認為禪讓傳說純系戰華人所造，反對“用了社會分析的眼光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用禪讓傳說講上古社會，認為有人說“禪讓說是原始共產社會里酋長選舉制的反映”，是以假造的故事為史料。這卻是不完全妥當的。戰國時代普遍流傳的禪讓傳說，似乎不可能毫無一點歷史的影子。說禪讓傳說反映了古代王位世襲制建立前以“不授其子而授賢”為特點的君長推舉制度，應該是可以的。……我們不能因為戰華人編造了舜由平民升為天子的情節，就否定古代有類似禪讓的制度存在。夏代之前的“禪讓”時代，連文字都沒有，因此只有傳說而沒有確鑿史料傳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從《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禮運》都認為在傳子制建立前普遍實行過禪讓制來看，廣泛流傳的禪讓傳說很可能的確保留了遠古時代曾經實行過的君長推選制的史影。

參考文獻：許景昭《禪讓.世襲及革命》；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孫慶偉《鼏宅禹跡》。

在說禪讓制之前，首先本文強調兩點，第一，文章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依據，因為《史記》對上古時期的歷史記載相對於其他史料，更為全面和客觀；第二，正如一百個讀者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同樣的，對於歷史，每個人的想法都會不同，理解也會不同，並無絕對。

言歸正傳，禪讓制在整個華夏曆史上，都是自帶光環的，尤其是和世襲制一對比，更顯得偉大，可是，細細推敲下來，禪讓制一事，是有貓膩的。

提到禪讓制，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堯舜禹，但其實禪讓制的起源，開始於上古五帝裡的摯。說實話，作為上古五帝之一，摯的知名度算是最低的，完全沒有他的弟弟有名氣，而他的弟弟，就是堯。摯和堯，都是帝嚳的兒子，同父異母，摯是長子，帝嚳死後，摯繼位，九年後，摯讓位給了弟弟堯。這是一段被一筆帶過的歷史，非常不起眼，可是，真正推敲起來，卻不同尋常。首先，堯的帝位並不是表面上那麼輕易得到的，而帝摯的禪讓也是名義上的。為什麼這麼說？從摯的結局可以推斷而來的。帝摯因為執政期間，政績微弱，而被眾臣放逐，而這群臣具體為，支援堯的眾臣。話已至此，不用多說，各位都心知肚明，這其實就是一場兄弟之爭啊！再加上，摯被放逐以後，堯馬上就被擁立為了新的統治者，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測，當時的摯，壓根不可能自願讓位，而“禪讓”一說，也是堯和眾臣對外捏造的。

堯的帝位來的蹊蹺，舜的也不是光明磊落，簡單的來說一下，舜在堯執政期間，一直“遍入百官，百官時序”等等，從人脈到政治權利，一點點架空了堯，於是就有了後來的堯禪讓舜。順便提一句，堯的結局比摯還慘，他被舜囚禁了。對於這一點，只能感嘆，以何種方式得到，終將以何種方式失去。

除了禪讓制執行過程中有問題以外，禪讓制本身也是有問題的，它沒有那麼高尚。

第一，部落時代，所謂“好”制度的明確標準，是看能否對本身的穩定和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比如說科舉制的好，就是因為能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從這個標準來看，禪讓制顯然是不達標的。為什麼？因為禪讓制是從統治階級外部挑選繼承人的，範圍大了，陰謀也就多了，動盪隨之而來。而且，歷朝歷代，且不說像禪讓制從“外人”那裡挑選繼承人，就是統治階級內部，都能鬥個死去活來，所以說，禪讓制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當人人都想站到權力的頂峰，人心的黑暗面就會被無限放大。

第二，從禪讓制的壽命來看，我們可以做一個反推，如果禪讓制真的適合當時的社會，為什麼它那麼快就早夭了？而世襲制如果真的那麼不好，為什麼它沿用那麼久？

最後，很關鍵的一點，就是禪讓制其實並不是實現的“公天下”，其本質也是“家天下”。首先，摯和堯，他們是兄弟，是一家人，然後，舜是黃帝八代孫，而帝堯是黃帝四代孫。至於大禹，“黃帝之玄孫也，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瑣，顓瑣生鯀，鯀生禹。”說來說去，他們之間都是有血緣的，只不過由於輩分錯綜複雜，一般人沒有去理清。總之，五帝皆是黃帝子孫。

綜上所述，個人認為，禪讓制不過是在上古五帝期間，為了掩蓋血腥的一塊遮羞布，權力的爭奪總是複雜的，甚至醜陋的，禪讓制背後也有無奈，畢竟，在史書裡是有寫到堯，舜的兒子們的，而且都是按照繼承人的標準來培養的，但是最後，他們都沒有繼承帝位，由此更加可以猜測，禪讓制背後大有學問。

參考文獻：《竹書紀年·五帝紀》

《史記·五帝本紀》

《尚書》

“堯舜禪讓”是婦孺皆知的遠古時代的政治傳說。《莊子》記載了讓位不成功的事件，比如堯讓位許由，結果被人家認為是髒了自己的耳朵，想讓位給子州支父，結果人家說自己剛好得了憂鬱症，沒心情治理天下。由此看來，許多人都不願意接受這慷慨的帝位賜予，看來這“禪讓”似乎並不如儒家渲染得那麼神聖莊嚴。那個久遠的年代，物質貧瘠，勞動力落後，天災不斷。做統領者是要有大擔當的。完全迥別於今天社會的等級制度，不足為怪。

簡單粗暴的回答，其真相是：1、樸素的權利觀念還有生存的土壤；2、上古時代生產力低下，人們的追求在於溫飽而不在於追求屬於精神範疇的權利；3、樸素的民主制度和部落宗族的相互作用交叉制衡；4、這種制度在歷史上時期很短，時代進步，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下，很快便不復存在，後來的所謂沽名釣譽的“禪讓”，都是流氓有文化的遮羞布。

皇帝是破壞禪讓制首惡，中國歷史上最早最大爭權戰爭是皇帝和炎帝及皇帝與蚩尤戰爭，和平權力轉換的禪讓制被殺得粉碎，皇帝后來他的後代傳位都具有武力成分，因此堯帝不是傳位給舜帝，而是暴力的權利轉移，原先我一直想不通舜帝為什麼要跑到南方(現廣西梧州)近千里的蒼梧，而被當地土著殺死，後被他下屬葬於九疑山，現在明白了舜帝是被大禹從長江北趕到長江南，舜帝無法只好為他族人到南方另尋出路，後來儒家把一切都寫得禪讓寫得那樣美好，實際上是一個美好的謊言！

估計是早期孔儒為了捧孔子做皇帝，編造出來的。這在墨子書裡面有記載。但是無產文人始終是軟骨頭。只能空想。王莽倒是實現了孔子的理想。但是也把社會折騰得民不聊生。最後孔儒們否認了王莽是儒家。放棄了主張。

《史記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都是黃帝的後代，禪讓，自家人互讓而已。這是家族繼承製，而後來是父傳子制。也有例外，宋代皇上死後讓給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