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貼上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劃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型凸出的陽文，和字型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型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雕版印刷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顯缺點∶第一，刻版費時費工費料，第二，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錯字不容易更正。
畢昇
北宋平民發明家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改進雕版印刷這些缺點。畢昇是北宋中期的一個普通平民知識分子，當時人稱布衣。發明家畢昇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覆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昇的方法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劃突起的高度象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複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制隨用。為便於揀字，把膠泥活字按韻分類放在木格子裡，貼上紙條標明。排字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託，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藥劑稍微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行了。為了可以連續印刷，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兩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烤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可以從鐵板上脫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木格里，以備下次再用。畢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制困難，木活字沾水後變形，以及和藥劑粘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等原因，所以畢昇沒有采用。 畢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極其可觀了，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質量，比雕版印刷要優越得多。現代的凸版鉛印，雖然在裝置和技術條件上是宋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人類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中間，中國的平民發明家畢昇的功績不可磨滅的。可是關於畢昇的生平事蹟，我們卻一無所知，幸虧畢昇創造活字印刷術的事蹟，比較完整地記錄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裡。但是除開西夏文字的幾本推測為活字印刷的佛經外，中原地區無發現活字印刷的中文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幾百部甚至幾千部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費時費工，大部頭的書往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存放版片又要佔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會因變形、蟲蛀、腐蝕而損壞。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書，版片就成了廢物。此外雕版發現錯別字，改起來很困難，常需整塊版重新雕刻。
活字製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後，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儲存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
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詔書，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啟示作用。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首見於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昇用膠泥制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鬆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擺滿就是一版。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用這種方法，印二、三本談不上什麼效率，如果印數多了，幾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一塊印刷，一塊排字。印完一塊，另一塊又排好了，這樣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製成20多個字，以備一版內有重複時使用。沒有準備的生僻字，則臨時刻出，用草木火馬上燒成。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籤，以備檢索。畢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後易膨漲變形，與粘藥固結後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並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鑑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裡學來了畢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這對一個公爵來說就算不了什麼。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昇原有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東泰安人徐志定製成陶活字，印《周易說略》。他將泥土煅燒後製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採用的仍然是畢昇用過的方法。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事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1962年發現於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與楊古同時代的王禎（1271~1368年）創制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於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 萬多個，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誌》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裡。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餘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援，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整合》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貼上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劃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型凸出的陽文，和字型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型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雕版印刷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顯缺點∶第一，刻版費時費工費料，第二，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錯字不容易更正。
畢昇
北宋平民發明家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改進雕版印刷這些缺點。畢昇是北宋中期的一個普通平民知識分子，當時人稱布衣。發明家畢昇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覆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昇的方法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劃突起的高度象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複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制隨用。為便於揀字，把膠泥活字按韻分類放在木格子裡，貼上紙條標明。排字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託，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藥劑稍微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行了。為了可以連續印刷，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兩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烤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可以從鐵板上脫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木格里，以備下次再用。畢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制困難，木活字沾水後變形，以及和藥劑粘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等原因，所以畢昇沒有采用。 畢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極其可觀了，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質量，比雕版印刷要優越得多。現代的凸版鉛印，雖然在裝置和技術條件上是宋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人類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中間，中國的平民發明家畢昇的功績不可磨滅的。可是關於畢昇的生平事蹟，我們卻一無所知，幸虧畢昇創造活字印刷術的事蹟，比較完整地記錄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裡。但是除開西夏文字的幾本推測為活字印刷的佛經外，中原地區無發現活字印刷的中文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幾百部甚至幾千部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費時費工，大部頭的書往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存放版片又要佔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會因變形、蟲蛀、腐蝕而損壞。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書，版片就成了廢物。此外雕版發現錯別字，改起來很困難，常需整塊版重新雕刻。
活字製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後，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儲存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
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詔書，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啟示作用。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首見於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昇用膠泥制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鬆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擺滿就是一版。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用這種方法，印二、三本談不上什麼效率，如果印數多了，幾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一塊印刷，一塊排字。印完一塊，另一塊又排好了，這樣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製成20多個字，以備一版內有重複時使用。沒有準備的生僻字，則臨時刻出，用草木火馬上燒成。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籤，以備檢索。畢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後易膨漲變形，與粘藥固結後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並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鑑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裡學來了畢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這對一個公爵來說就算不了什麼。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昇原有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東泰安人徐志定製成陶活字，印《周易說略》。他將泥土煅燒後製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採用的仍然是畢昇用過的方法。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事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1962年發現於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與楊古同時代的王禎（1271~1368年）創制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於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 萬多個，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誌》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裡。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餘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援，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整合》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