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始建於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和咸豐5個皇帝，長達150多年的經營擴建，以其寬大宏偉的規模、精美絕倫的設計、融合中西造園藝術於一體的文化內涵，成為中國皇家園林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世界園林建造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現在習慣上稱呼為圓明園，實際上包括圓明、長春、綺春三個大園，也就是清朝所謂“圓明三園”的總稱謂。
18世紀來到清朝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王致誠把圓明園稱之為“真正的人間天堂”，19世紀法國著名文豪維克多·雨果把圓明園稱之為“理想與藝術的典範”，是一個世間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奇蹟建築，是中國具有詩人氣質和藝術家氣質的能工巧匠們創造出的夢幻仙境。
可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園林奇蹟建築和清朝著名的皇家園林，也是清朝政治中心之一，卻被西方列強所摧毀。
長期以來，世人對圓明園存在著一些常識性錯誤，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視聽。
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進行設計規劃的，這種說法開始於法華人莫里斯·亞當( Maurice Adam、漢文名字亞樂園)，19世紀末，莫里斯·亞當曾經在清朝海關工作，在中國的十幾年時間裡，他多方蒐集整理有關圓明園的各種資料，並且親自到圓明園三園之一的長春園做實地調查。
圓明園三園之一的長春園也是一個經典的中西合璧的皇家園林，其北邊是一組西方風格宮廷園林建築群，這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樓景區，是由乾隆時期的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王致誠、蔣友仁等人設計規劃，中國能工巧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亞當卻用一個白種人的高傲來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圓明園：18世紀耶穌會士的建築作品》(由莫里斯·亞當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據回憶整理而作)書中，重點描寫了西洋樓的建築史，將整個圓明園片面的等同於西洋樓景區，將圓明園視為“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建築”，而且從書名上也能赤裸裸的看出作者和編者對圓明園的錯誤常識。
該書在西方世界曾經引起非常大的反響，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認為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設計規劃和建造的，成為西方學界和民間的主流觀點， 比如Lancaster的《圓明園中的西方宮殿》(EuropeanPalaces，1948年) 、HopeDanbyd的《圓明園及清朝皇帝的歷史》(倫敦：萊格里尼，1950年)等。
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世界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D.Spence ) 在給美國大學生寫的《尋找現代中國》(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這本歷史教科書中居然也這樣說：“乾隆皇帝任命耶穌會的建築師和設計師，去完成圓明園這座著名的雄偉西方夏宮。”
這種觀念甚至從西方世界傳到了東方世界，導致很多華人也認為圓明園是西洋傳教士所設計規劃的。
但是這只是西方人把圓明園和西洋樓景區混為一談了，實際上在圓明園諸多建築中，只有西洋樓景區是由耶穌會傳教士設計規劃的，其餘均為清朝人設計規劃而成。
當然，也有部分西方學者對此有正確的認知。1908年一1925年在北京居住的德華人翰·拉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記載道，乾隆皇帝“聽說法國凡爾賽的華麗宮殿和偌大花園之後，他希望修建一座更加西式、更加漂亮的宮殿和花園，為此他還請了耶穌教教士來幫助他進行參考，實現計劃。在蔣友仁教士的監理下，根據郎世寧的圖紙，各種西方建築風格的宮殿誕生了”。
這裡，約翰·拉貝所謂的“西方建築風格的宮殿”就是說的是西方傳教士設計的西洋樓景區的建築。
事實上，圓明園裡面，除了西洋樓景區之外，其它建築群大多數都是由中國的“樣式雷家族”設計規劃、中國工匠建造的。
“樣式雷家族”是對清朝世代承襲的宮廷建築師雷氏家族的榮譽稱號。
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的組成部分，其面積僅佔圓明園的2%，如何能等同於圓明園？
中國學者和官方都進行了相應的澄清，但在很多西方人眼裡，西洋樓景區就是圓明園，圓明園只有西洋樓景區，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皮拉索裡特·梭史提梵斯在1988年出版的有關圓明園歷史的研究著作中，依然把“西洋樓景區”誤作“圓明園” 。
甚至影響了很大一部分華人。
很多人甚至到了圓明園廢墟，也選擇性地把圓明園等同於西洋樓景區，他們到圓明園就直奔西洋樓景區遊覽，然後心滿意足地返回，完全無視了其他被摧毀的圓明園建築群。
西洋樓景觀建築是中西文化融合結合的集大成者。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國王（那時候稱之為西夷）派遣使者來到北京。乾隆皇帝為了向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西方人誇耀天朝上國的豐饒富裕，決定讓在宮廷為皇家服務的西方傳教士設計規劃並建造西洋樓景觀，相關的建築工程設計工作主要由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來負責，後來又讓法國傳教士蔣友仁作為助理，輔助郎世寧教士工作。由於這項建築工程量巨大，使得相繼還有西方傳教士王致誠、艾啟蒙，楊自新，建築師利博明，以及中國的“樣式雷家族”加入。
但是西洋樓並不是面向民眾，而是為乾隆皇帝提供玩樂之用，所以西洋樓建造方案最後必然由乾隆皇帝來進行定奪的。
這些西方傳教士把圓明園建築和他們設計規劃西洋樓的過程與完工後的西洋樓形象，透過書信和影象的介紹傳播到西方世界，引起當時的西方世界的轟動。
由於都是西方傳教士介紹傳播的，自然而然會有誇大和自我吹捧的成分在裡面，於是，在西方人的眼裡逐漸演變成為：圓明園是西方傳教士設計規劃的，西洋樓就是圓明園的全部。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全部焚燒劫掠，因為西洋樓景區的建築主體為石材，加上是西方風格的建築，從而沒有遭受主要是木質材料建造的中式建築群的摧毀的殘酷命運，成為整個圓明園建築遺址中儲存還算完好的建築，吸引著中外旅客的目光。
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圓明園遺址上還能看到的殘存遺址只有西洋樓景區的部分殘垣斷壁，一些西方名人比如德華人奧爾末、法華人莫里斯·亞當、美華人甘博等等，還到過西洋樓所在地方遊覽拍照，並流傳於西方世界。
隨著西洋樓景觀形象的廣泛傳播，圓明園的完整模樣逐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西洋樓景區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圓明園形象，人們都把西洋樓景區當作為圓明園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景點。
正是由於他們的照片和描寫更加讓西方人產生錯覺，以為西洋樓景區就等同於圓明園，圓明園裡只有西洋樓景區。
直到今天，“某度百科”還依然把把“西洋樓遺址”解釋為：西洋樓遺址位於圓明園中，是圓明園的標誌。
其實，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並不是圓明園的主體建築，更不能說是圓明園的標誌建築，它之所以成為標誌建築，只是因為西方侵略者把其它的都搶完了，燒完了，只剩下這個侵略者還比較熟悉的建築了。
圓明園始建於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和咸豐5個皇帝，長達150多年的經營擴建，以其寬大宏偉的規模、精美絕倫的設計、融合中西造園藝術於一體的文化內涵，成為中國皇家園林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世界園林建造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現在習慣上稱呼為圓明園，實際上包括圓明、長春、綺春三個大園，也就是清朝所謂“圓明三園”的總稱謂。
18世紀來到清朝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王致誠把圓明園稱之為“真正的人間天堂”，19世紀法國著名文豪維克多·雨果把圓明園稱之為“理想與藝術的典範”，是一個世間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奇蹟建築，是中國具有詩人氣質和藝術家氣質的能工巧匠們創造出的夢幻仙境。
可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園林奇蹟建築和清朝著名的皇家園林，也是清朝政治中心之一，卻被西方列強所摧毀。
長期以來，世人對圓明園存在著一些常識性錯誤，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視聽。
沒有歷史常識的著名的話：圓明園是西方人設計和建造的，西洋樓遺址就是圓明園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進行設計規劃的，這種說法開始於法華人莫里斯·亞當( Maurice Adam、漢文名字亞樂園)，19世紀末，莫里斯·亞當曾經在清朝海關工作，在中國的十幾年時間裡，他多方蒐集整理有關圓明園的各種資料，並且親自到圓明園三園之一的長春園做實地調查。
圓明園三園之一的長春園也是一個經典的中西合璧的皇家園林，其北邊是一組西方風格宮廷園林建築群，這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樓景區，是由乾隆時期的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王致誠、蔣友仁等人設計規劃，中國能工巧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亞當卻用一個白種人的高傲來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圓明園：18世紀耶穌會士的建築作品》(由莫里斯·亞當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據回憶整理而作)書中，重點描寫了西洋樓的建築史，將整個圓明園片面的等同於西洋樓景區，將圓明園視為“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建築”，而且從書名上也能赤裸裸的看出作者和編者對圓明園的錯誤常識。
該書在西方世界曾經引起非常大的反響，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認為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設計規劃和建造的，成為西方學界和民間的主流觀點， 比如Lancaster的《圓明園中的西方宮殿》(EuropeanPalaces，1948年) 、HopeDanbyd的《圓明園及清朝皇帝的歷史》(倫敦：萊格里尼，1950年)等。
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世界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D.Spence ) 在給美國大學生寫的《尋找現代中國》(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這本歷史教科書中居然也這樣說：“乾隆皇帝任命耶穌會的建築師和設計師，去完成圓明園這座著名的雄偉西方夏宮。”
這種觀念甚至從西方世界傳到了東方世界，導致很多華人也認為圓明園是西洋傳教士所設計規劃的。
但是這只是西方人把圓明園和西洋樓景區混為一談了，實際上在圓明園諸多建築中，只有西洋樓景區是由耶穌會傳教士設計規劃的，其餘均為清朝人設計規劃而成。
當然，也有部分西方學者對此有正確的認知。1908年一1925年在北京居住的德華人翰·拉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記載道，乾隆皇帝“聽說法國凡爾賽的華麗宮殿和偌大花園之後，他希望修建一座更加西式、更加漂亮的宮殿和花園，為此他還請了耶穌教教士來幫助他進行參考，實現計劃。在蔣友仁教士的監理下，根據郎世寧的圖紙，各種西方建築風格的宮殿誕生了”。
這裡，約翰·拉貝所謂的“西方建築風格的宮殿”就是說的是西方傳教士設計的西洋樓景區的建築。
事實上，圓明園裡面，除了西洋樓景區之外，其它建築群大多數都是由中國的“樣式雷家族”設計規劃、中國工匠建造的。
“樣式雷家族”是對清朝世代承襲的宮廷建築師雷氏家族的榮譽稱號。
在清朝200多年間，負責清朝皇家建築設計規劃，比如故宮、皇陵、圓明園、頤和園等清朝皇家各種宮殿和園林都是由雷氏家族負責。當下，人們認為圓明園全部是耶穌會傳教士設計和建造的，這種說法是非常沒有歷史常識的。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的組成部分，其面積僅佔圓明園的2%，如何能等同於圓明園？
中國學者和官方都進行了相應的澄清，但在很多西方人眼裡，西洋樓景區就是圓明園，圓明園只有西洋樓景區，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皮拉索裡特·梭史提梵斯在1988年出版的有關圓明園歷史的研究著作中，依然把“西洋樓景區”誤作“圓明園” 。
甚至影響了很大一部分華人。
很多人甚至到了圓明園廢墟，也選擇性地把圓明園等同於西洋樓景區，他們到圓明園就直奔西洋樓景區遊覽，然後心滿意足地返回，完全無視了其他被摧毀的圓明園建築群。
那麼，西洋樓景區是怎麼演變成“等同”圓明園呢？西洋樓景觀建築是中西文化融合結合的集大成者。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國王（那時候稱之為西夷）派遣使者來到北京。乾隆皇帝為了向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西方人誇耀天朝上國的豐饒富裕，決定讓在宮廷為皇家服務的西方傳教士設計規劃並建造西洋樓景觀，相關的建築工程設計工作主要由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來負責，後來又讓法國傳教士蔣友仁作為助理，輔助郎世寧教士工作。由於這項建築工程量巨大，使得相繼還有西方傳教士王致誠、艾啟蒙，楊自新，建築師利博明，以及中國的“樣式雷家族”加入。
但是西洋樓並不是面向民眾，而是為乾隆皇帝提供玩樂之用，所以西洋樓建造方案最後必然由乾隆皇帝來進行定奪的。
這些西方傳教士把圓明園建築和他們設計規劃西洋樓的過程與完工後的西洋樓形象，透過書信和影象的介紹傳播到西方世界，引起當時的西方世界的轟動。
由於都是西方傳教士介紹傳播的，自然而然會有誇大和自我吹捧的成分在裡面，於是，在西方人的眼裡逐漸演變成為：圓明園是西方傳教士設計規劃的，西洋樓就是圓明園的全部。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全部焚燒劫掠，因為西洋樓景區的建築主體為石材，加上是西方風格的建築，從而沒有遭受主要是木質材料建造的中式建築群的摧毀的殘酷命運，成為整個圓明園建築遺址中儲存還算完好的建築，吸引著中外旅客的目光。
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圓明園遺址上還能看到的殘存遺址只有西洋樓景區的部分殘垣斷壁，一些西方名人比如德華人奧爾末、法華人莫里斯·亞當、美華人甘博等等，還到過西洋樓所在地方遊覽拍照，並流傳於西方世界。
隨著西洋樓景觀形象的廣泛傳播，圓明園的完整模樣逐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西洋樓景區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圓明園形象，人們都把西洋樓景區當作為圓明園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景點。
正是由於他們的照片和描寫更加讓西方人產生錯覺，以為西洋樓景區就等同於圓明園，圓明園裡只有西洋樓景區。
直到今天，“某度百科”還依然把把“西洋樓遺址”解釋為：西洋樓遺址位於圓明園中，是圓明園的標誌。
其實，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並不是圓明園的主體建築，更不能說是圓明園的標誌建築，它之所以成為標誌建築，只是因為西方侵略者把其它的都搶完了，燒完了，只剩下這個侵略者還比較熟悉的建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