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問的好，當初我看三國的時候也有這樣的疑問，三華人名都是多為兩字，也就是名都為單字。開始還以為諸葛亮是兩個字的名呢。翻開歷史看看，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乳名，如劉盆子、鄭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 解釋很多：1、王莽。（《國學》綜合）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出了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臺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漢書·王莽傳》又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之語，意思是說，匈奴單于依順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個字。可見，當時不但有禁止使用雙字名的法令，而且還影響到了匈奴。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三國時的人名，告訴我們，人名有極強的階段性，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命名特點。知道了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麼時代的，也就能估摸個差不多。 第一個是其中的一個解釋，不過後人有研究，還有其他的解釋。2、傳承。（摘自度娘） 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儘管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複名蓋寡，遂禁複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複名進行褒貶。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於全國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二名之禁”，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故，王莽“二名之禁”並非是促使東漢、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對此，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蠡勺編》的這一觀點是有見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3、避諱（摘自度娘）為了便於避諱。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闢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帝紀》）兩晉朝廷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語）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大溼分割總之，三國時期名字問單字的原因大概就是這些，名字為單，字為了區別自然就為雙字。
這個問題問的好，當初我看三國的時候也有這樣的疑問，三華人名都是多為兩字，也就是名都為單字。開始還以為諸葛亮是兩個字的名呢。翻開歷史看看，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乳名，如劉盆子、鄭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 解釋很多：1、王莽。（《國學》綜合）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出了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臺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漢書·王莽傳》又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之語，意思是說，匈奴單于依順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個字。可見，當時不但有禁止使用雙字名的法令，而且還影響到了匈奴。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三國時的人名，告訴我們，人名有極強的階段性，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命名特點。知道了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麼時代的，也就能估摸個差不多。 第一個是其中的一個解釋，不過後人有研究，還有其他的解釋。2、傳承。（摘自度娘） 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儘管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複名蓋寡，遂禁複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複名進行褒貶。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於全國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二名之禁”，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故，王莽“二名之禁”並非是促使東漢、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對此，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蠡勺編》的這一觀點是有見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3、避諱（摘自度娘）為了便於避諱。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闢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帝紀》）兩晉朝廷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語）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大溼分割總之，三國時期名字問單字的原因大概就是這些，名字為單，字為了區別自然就為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