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之前，甲骨文的真偽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學者章太炎都對甲骨文持否定態度。從甲骨能否長期儲存，到殷商時代是否有在甲骨上刻字的金屬工具，都是反方質疑的焦點。那麼，對甲骨文的研究是如何在爭論中得到發展的？
章太炎為何
痛斥“甲骨文”？
在“彥堂”董作賓與“鼎堂”郭沫若躋身“甲骨學”研究前沿之際，還發生過一樁影響力深遠的事件，一度為“甲骨學”的發展蒙上陰影。不過，這一事件客觀上激起了社會各界對“甲骨文”與“甲骨學”的廣泛關注與充分辯證，成為“甲骨學”持續壯大的“催化劑”。
1935年11、12月，上海《唯美》雜誌第9、10期連載了國學大師章太炎致青年學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如果僅僅是欣賞章大師的書法也就罷了，可細讀信件的內容，卻不難發現，這竟是時年66歲的章大師在向年僅21歲的金小弟，長篇大論地痛斥“甲骨文”純系偽造，痛責“甲骨學”誤人子弟。信中開篇即語：“文字源流，除《說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偽且勿論，但問其文字之不可識者，誰實識之？非羅振玉乎？其字既於《說文》碑版經史字書無徵，振玉何以能獨識之乎？”
這一通寫於1935年6月28日的回信，對矢志“甲骨學”的金氏，可謂當頭一盆冷水，澆了個透心涼。不過，金氏並不甘心，又陸續向章氏去信多封，於是又有了第二、三、四通章氏回信。其中，第二通章氏回信最為引人注目，因其將“甲骨文”純系偽造，羅振玉等“偽造欺人”的個人觀點全盤托出，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慨與鄙視。章氏認定，最初藥鋪作偽（以普通甲骨偽充藥材“龍骨”販售牟利），之後羅振玉附會（以古書穿鑿附會“殷墟”為河南安陽），最後當地村民作偽（因“殷墟”之說流行而以普通甲骨偽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連環偽造，即是當時“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現並不斷被發現的主要原因。甚至就連1928年中研院董作賓等在安陽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發掘工作，章氏也予以否定，認為乃是當地村民自己事先偽造甲骨，之後又在自家屋簷下預埋了甲骨，然後再通知考古隊發掘出的。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是其回覆金祖同四通回信中篇幅最長的一通，足足寫滿了八個頁面。此信不但對“甲骨文”的來路提出了強烈質疑，還引經據典，將從漢代到清代以來偽造遠古文字的案例一一羅列出來，意即“甲骨文”乃近人偽造無疑，因為這類偽造向來是有“傳統”的。且信中指名道姓地痛責羅振玉，稱其“偽造欺人”早有案底，稱羅氏曾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漢唐人手跡及元明以來札牘以欺彼中好古之人”。
1939年3月25日，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制言》第五十期將這四通回信全部整理成文，冠以總名《答金祖同論甲骨文書》一併發表了出來。以這樣的方式將章氏“遺書”全文刊發出來，也表達著本就是章氏陣營代言刊物的《制言》的學術立場，仍然是堅持“甲骨文”純系偽造，羅振玉等“偽造欺人”這一基本觀點的。
1941年底，金祖同又將這四通回信重新整理一遍，以全文影印與釋文的方式，並請“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作序，金氏自己又撰寫了跋文，輯成一冊《甲骨文辨證》，重新刊印了出來，在友人之間傳閱。當然，郭、金二人在各自序跋文中，均針對章氏觀點發表了不同意見，間接向學術界傳遞了“甲骨學”陣營的主流聲音。可惜的是，已經逝世五年之久的章太炎再也看不到，也無法迴應這樣的意見，而此時又時值抗戰最艱苦的期間，此書的流傳範圍也因之有所侷限。
章太炎給金祖同的書信中質疑“甲骨文”。
章門普遍質疑“甲骨文”
章太炎並非晚年才公開質疑與抨擊“甲骨文”，其早年名著《國故論衡》（1910年）中有“理惑論”一篇，就明確表達了對“甲骨文”的質疑。章氏認為，即便古代人骨都會朽壞，龜甲如何能長久遺留至今？言下之意，這龜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偽造者的“新材料”。章氏這一質疑看似有力，實則後來也為郭沫若對龜甲在刻字前後可能經過藥水浸泡、防腐處理的設想所化解。至於聲稱“得者非貞信之人”，乃是直指羅振玉等人的人品。因為對某位學者個人無好感，遂成了批駁其學術的理由，恐怕也是其自始至終不認可“甲骨文”的重要原因。
不難想象，如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家，都始終質疑“甲骨文”的真實性，且對參與其中的“甲骨學”開拓者們抱有極不信任的態度，那麼，眾多章氏門徒以及一向推崇與敬重章氏的傳統學術陣營中，對此有所認同與默契者，應當不在少數。即便章氏逝世之後，這種“門戶之見”上的認同與默契，仍在繼續。
章氏門下徒孫輩、黃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書，承續章氏觀點，繼續闡揚師說。書中附有一條關於“甲骨文”確係偽造的“新證”，稱“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而所謂甲骨刻畫宛然，刀鋼之痕此亦偽，彌之彰彰者”。關於這一“新證”，後來也為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幾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後來在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數件青銅刻刀，也證實了商代早已能製造出鋒利的工具，並非徐氏所採信的“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之說。
不過，要推翻這一“新證”乃至這一“新證”背後的普遍質疑，還要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才能予以實現。可以想見，“甲骨四堂”及其後來的追隨者，如金祖同那樣的年輕學者，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式各樣的質疑與責難，在他們的治學歷程中，註定還有很多僅憑書齋研讀難以確證的疑點與難點。“甲骨學”要一躍成為中國學術裡的“顯學”，還需要“一錘定音”式的證明——那就是持續規模的、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
董作賓“一掘定音”
“彥堂”董作賓，就是為“甲骨學”一掘定音的著名學者。
1928年初，已在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的董氏，因要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不得不返鄉在南陽第五中學任教。也正是在這一年暑假期間，他去安陽考察時，發現當地村民在殷墟挖掘並出賣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議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進行系統發掘。同年10月13日，董作賓首次發掘並獲得甲骨殘片800餘件。
事實上，被章太炎認定“連環偽造”的這一次考古發掘，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董作賓在事前擬出發掘計劃和方法，把小屯遺址分為三區，採用平起、遞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輪廓後，分三步實施大規模的發掘。透過系統科學籌劃，此次在殷墟的“心臟”地帶——小屯，挖掘了40個坑，面積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銅、玉等各種器物近3000件。
這一考古發掘的結果，以實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確證了“甲骨文”的真實性，為當時正在勃興的“甲骨學”奠立了無可辯駁的考古學基礎。可以說，董作賓於九十年前首掘安陽殷墟，為確立“甲骨學”的主流學術地位，有著“一掘定音”之功。傅斯年擲地有聲地宣稱：“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
董作賓繪殷墟出土甲骨（大龜七版）手稿
其實，就在此次發掘兩年之前，可能是當時“最善疑古的史學家”顧頡剛，也已經公開表示確信“甲骨文”的史料價值，並且已然與其早年推崇的章太炎學說保持距離，轉而追隨王國維的學術路徑。在其1926年撰發的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坦陳自己治學理念的轉變，就曾評述過章氏學說的積弊，確認了“甲骨文”研究的價值。
而另一位“疑古”健將，自“五四運動”以來嶄露頭角的著名文字學家錢玄同,本是章太炎門下得意弟子，他早年篤信師說，以篆文為宗，可也早在1923年前後轉變觀念，逐漸認可並接受了“甲骨文”及其相關研究成果。據其日記可知，錢玄同1923年稱“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歷史”。
在首次發掘初獲成功的激勵之下，從1928年到1937年，董作賓、李濟、郭寶鈞、梁思永分別主持了15次後續發掘，共計出土甲骨近兩萬五千片。其中，董作賓曾8次主持或參加安陽殷墟的發掘（前7次和第9次發掘）。隨後，他充分吸取各次考古發掘之成果，專門從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1931年，董作賓撰發《大龜四版考釋》一文，首次提出由“貞人”可以推斷“甲骨文”的時代。1933年，撰發《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全面論證了甲骨斷代學說，確定了甲骨文的10項斷代標準，並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為5個時期，創立了甲骨斷代學，為“甲骨學”開闢了新的學術路徑。而董作賓也因其在“甲骨學”方面的卓越成就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事實上，在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之前，甲骨文的真偽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學者章太炎都對甲骨文持否定態度。從甲骨能否長期儲存，到殷商時代是否有在甲骨上刻字的金屬工具，都是反方質疑的焦點。那麼，對甲骨文的研究是如何在爭論中得到發展的？
章太炎為何
痛斥“甲骨文”？
在“彥堂”董作賓與“鼎堂”郭沫若躋身“甲骨學”研究前沿之際，還發生過一樁影響力深遠的事件，一度為“甲骨學”的發展蒙上陰影。不過，這一事件客觀上激起了社會各界對“甲骨文”與“甲骨學”的廣泛關注與充分辯證，成為“甲骨學”持續壯大的“催化劑”。
1935年11、12月，上海《唯美》雜誌第9、10期連載了國學大師章太炎致青年學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如果僅僅是欣賞章大師的書法也就罷了，可細讀信件的內容，卻不難發現，這竟是時年66歲的章大師在向年僅21歲的金小弟，長篇大論地痛斥“甲骨文”純系偽造，痛責“甲骨學”誤人子弟。信中開篇即語：“文字源流，除《說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偽且勿論，但問其文字之不可識者，誰實識之？非羅振玉乎？其字既於《說文》碑版經史字書無徵，振玉何以能獨識之乎？”
這一通寫於1935年6月28日的回信，對矢志“甲骨學”的金氏，可謂當頭一盆冷水，澆了個透心涼。不過，金氏並不甘心，又陸續向章氏去信多封，於是又有了第二、三、四通章氏回信。其中，第二通章氏回信最為引人注目，因其將“甲骨文”純系偽造，羅振玉等“偽造欺人”的個人觀點全盤托出，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慨與鄙視。章氏認定，最初藥鋪作偽（以普通甲骨偽充藥材“龍骨”販售牟利），之後羅振玉附會（以古書穿鑿附會“殷墟”為河南安陽），最後當地村民作偽（因“殷墟”之說流行而以普通甲骨偽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連環偽造，即是當時“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現並不斷被發現的主要原因。甚至就連1928年中研院董作賓等在安陽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發掘工作，章氏也予以否定，認為乃是當地村民自己事先偽造甲骨，之後又在自家屋簷下預埋了甲骨，然後再通知考古隊發掘出的。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是其回覆金祖同四通回信中篇幅最長的一通，足足寫滿了八個頁面。此信不但對“甲骨文”的來路提出了強烈質疑，還引經據典，將從漢代到清代以來偽造遠古文字的案例一一羅列出來，意即“甲骨文”乃近人偽造無疑，因為這類偽造向來是有“傳統”的。且信中指名道姓地痛責羅振玉，稱其“偽造欺人”早有案底，稱羅氏曾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漢唐人手跡及元明以來札牘以欺彼中好古之人”。
1939年3月25日，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制言》第五十期將這四通回信全部整理成文，冠以總名《答金祖同論甲骨文書》一併發表了出來。以這樣的方式將章氏“遺書”全文刊發出來，也表達著本就是章氏陣營代言刊物的《制言》的學術立場，仍然是堅持“甲骨文”純系偽造，羅振玉等“偽造欺人”這一基本觀點的。
1941年底，金祖同又將這四通回信重新整理一遍，以全文影印與釋文的方式，並請“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作序，金氏自己又撰寫了跋文，輯成一冊《甲骨文辨證》，重新刊印了出來，在友人之間傳閱。當然，郭、金二人在各自序跋文中，均針對章氏觀點發表了不同意見，間接向學術界傳遞了“甲骨學”陣營的主流聲音。可惜的是，已經逝世五年之久的章太炎再也看不到，也無法迴應這樣的意見，而此時又時值抗戰最艱苦的期間，此書的流傳範圍也因之有所侷限。
章太炎給金祖同的書信中質疑“甲骨文”。
章門普遍質疑“甲骨文”
章太炎並非晚年才公開質疑與抨擊“甲骨文”，其早年名著《國故論衡》（1910年）中有“理惑論”一篇，就明確表達了對“甲骨文”的質疑。章氏認為，即便古代人骨都會朽壞，龜甲如何能長久遺留至今？言下之意，這龜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偽造者的“新材料”。章氏這一質疑看似有力，實則後來也為郭沫若對龜甲在刻字前後可能經過藥水浸泡、防腐處理的設想所化解。至於聲稱“得者非貞信之人”，乃是直指羅振玉等人的人品。因為對某位學者個人無好感，遂成了批駁其學術的理由，恐怕也是其自始至終不認可“甲骨文”的重要原因。
不難想象，如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家，都始終質疑“甲骨文”的真實性，且對參與其中的“甲骨學”開拓者們抱有極不信任的態度，那麼，眾多章氏門徒以及一向推崇與敬重章氏的傳統學術陣營中，對此有所認同與默契者，應當不在少數。即便章氏逝世之後，這種“門戶之見”上的認同與默契，仍在繼續。
章氏門下徒孫輩、黃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書，承續章氏觀點，繼續闡揚師說。書中附有一條關於“甲骨文”確係偽造的“新證”，稱“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而所謂甲骨刻畫宛然，刀鋼之痕此亦偽，彌之彰彰者”。關於這一“新證”，後來也為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幾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後來在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數件青銅刻刀，也證實了商代早已能製造出鋒利的工具，並非徐氏所採信的“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之說。
不過，要推翻這一“新證”乃至這一“新證”背後的普遍質疑，還要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才能予以實現。可以想見，“甲骨四堂”及其後來的追隨者，如金祖同那樣的年輕學者，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式各樣的質疑與責難，在他們的治學歷程中，註定還有很多僅憑書齋研讀難以確證的疑點與難點。“甲骨學”要一躍成為中國學術裡的“顯學”，還需要“一錘定音”式的證明——那就是持續規模的、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
董作賓“一掘定音”
“彥堂”董作賓，就是為“甲骨學”一掘定音的著名學者。
1928年初，已在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的董氏，因要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不得不返鄉在南陽第五中學任教。也正是在這一年暑假期間，他去安陽考察時，發現當地村民在殷墟挖掘並出賣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議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進行系統發掘。同年10月13日，董作賓首次發掘並獲得甲骨殘片800餘件。
事實上，被章太炎認定“連環偽造”的這一次考古發掘，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董作賓在事前擬出發掘計劃和方法，把小屯遺址分為三區，採用平起、遞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輪廓後，分三步實施大規模的發掘。透過系統科學籌劃，此次在殷墟的“心臟”地帶——小屯，挖掘了40個坑，面積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銅、玉等各種器物近3000件。
這一考古發掘的結果，以實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確證了“甲骨文”的真實性，為當時正在勃興的“甲骨學”奠立了無可辯駁的考古學基礎。可以說，董作賓於九十年前首掘安陽殷墟，為確立“甲骨學”的主流學術地位，有著“一掘定音”之功。傅斯年擲地有聲地宣稱：“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
董作賓繪殷墟出土甲骨（大龜七版）手稿
其實，就在此次發掘兩年之前，可能是當時“最善疑古的史學家”顧頡剛，也已經公開表示確信“甲骨文”的史料價值，並且已然與其早年推崇的章太炎學說保持距離，轉而追隨王國維的學術路徑。在其1926年撰發的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坦陳自己治學理念的轉變，就曾評述過章氏學說的積弊，確認了“甲骨文”研究的價值。
而另一位“疑古”健將，自“五四運動”以來嶄露頭角的著名文字學家錢玄同,本是章太炎門下得意弟子，他早年篤信師說，以篆文為宗，可也早在1923年前後轉變觀念，逐漸認可並接受了“甲骨文”及其相關研究成果。據其日記可知，錢玄同1923年稱“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歷史”。
在首次發掘初獲成功的激勵之下，從1928年到1937年，董作賓、李濟、郭寶鈞、梁思永分別主持了15次後續發掘，共計出土甲骨近兩萬五千片。其中，董作賓曾8次主持或參加安陽殷墟的發掘（前7次和第9次發掘）。隨後，他充分吸取各次考古發掘之成果，專門從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1931年，董作賓撰發《大龜四版考釋》一文，首次提出由“貞人”可以推斷“甲骨文”的時代。1933年，撰發《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全面論證了甲骨斷代學說，確定了甲骨文的10項斷代標準，並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為5個時期，創立了甲骨斷代學，為“甲骨學”開闢了新的學術路徑。而董作賓也因其在“甲骨學”方面的卓越成就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