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兩江總督，即為清朝之行政區域劃分，其為清朝九位最高階封疆大臣之一，總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軍務政務，官秩從一品。我們熟知的有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兩江總督所管轄之地是當時財政收入的重重之重，尤其在南京條約之後，兩江總督兼管五口通商事務，授為南洋通商大臣，管轄區域經濟貿易迅速發展，更有壓過直隸總督，成為第一封疆大吏之勢；洋務運動開始之後，擔任兩江總督的漢人逐漸增多，兩江地區洋務運動如火如荼，經濟文化冠絕全國，對中央朝廷更有聽調不聽宣之勢，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大臣。

首先明確區域，兩江，即江南省（今江蘇、安徽兩省及上海市）、江西省，地處長江中下游，是清王朝重要的糧食產地，故亦是重要的賦稅區域，所以歷來受到重視。戶部何以居六部之首，管賦稅，說白了，就是錢，一個道理。至於別的方面，暫且還沒有想到。

疆臣領袖一直都是直隸總督，而不是兩江總督。即使到了晚清，兩江總督權力夠大，也兼任南洋大臣。到最後大家公認的還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第一

有清一代，兩江總督一職都由朝廷重臣出任，也是地方督撫中的第一人，所以被稱為疆臣領袖。

這是由兩江地區的重要性決定的。

兩江這個名稱源自於順治朝。清入關後，將原明朝的南直隸省改成江南宣撫司，後改為江南省，江南省的轄區包括今天的安徽省、江蘇省、上海市，以及湖南的一小部分地區。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拆分成安徽和江蘇兩省，一直沿襲到清末。

兩江是當時江南省和江西省的合稱，兩江總督管轄的地盤相當於今天的安徽、江蘇、江西三省，上海市全部，浙江的舟山地區全部，以及浙江、湖南、湖北的個別地區。

兩江總督的駐地是江寧，就是今天的南京，太平天國佔據時改稱為天京。他管轄的三個省的巡撫分別將駐地設在蘇州（江蘇巡撫）、安慶和壽州（安徽巡撫）、南昌（江西巡撫）。

今天的上海市是當時江蘇省的松江府和太倉州，計有松江縣、上海縣、崇明縣、嘉定縣、寶山縣、華亭縣、南匯縣、奉賢縣、金山縣等。與江蘇省的其它地方不同，上海地區在晚清歸蘇松太倉道管轄，直屬兩江總督。這相當於兩江地區有四個省。

蘇松太倉道簡稱上海道，屬於分巡道，正四品，帶兵備銜，因此許可權與巡撫一樣，所以上海道與一般的道員不一樣，離任時一般都會直升布政使，甚至升巡撫的都有。

（兩江總督衙署西轅門，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汶祥刺死的地方）

最有名的上海道是邵友濂，他是外交官出身，曾隨曾紀澤出使俄國，參與收回伊犁的談判。他是李鴻章在兩江的眼線，他後來升任臺灣巡撫。

中國古代王朝不管定都在哪裡，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都城裡的皇室成員，數量眾多的官員，以及數量龐大的軍隊的糧食供給問題。

從隋和唐把首都確定在長安時，這個問題就已經很嚴峻了。解決的辦法一是遷都，再就是修運河，在首都與南方產糧區之間建立一條成本低廉的運輸通道。

隋朝第一次修建了以洛陽為中心、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但洛陽距離長安還有一段距離。這造成了許多不便，唐時，由於長安天險不再，皇帝甚至九次丟下首都逃走。隋唐以後中國的首都離開長安，糧食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

（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接見美國公使一行）

宋朝偏安一隅，但天子守國門的傳統卻一直保持著，即中央樞庭所在的首都距離北方邊境很近，以方便在有邊患時及時反應。因此，仍然需要運河來運糧，北宋定都開封，最主要的原因也是首都的糧食供給問題。

元朝開創了少數民族大一統政權的先例，元的版圖也異常遼闊，定都在北京，是將北京作為國之中心，同時兼顧蒙古族的生活習慣。但北京地區地處華北，在元代時不是傳統的糧食產區，糧食產量很低，品種也少，沒有辦法供應中央各機構的官員以及眾多軍隊官兵的生活所需。

於是，元朝將隋朝大運河取直，甩開洛陽，從北京直通杭州，確立了北京-長江三角洲的基本構架，以大運河為紐帶，將江南糧食主產區與北京緊密聯絡在一起。大運河成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中央政權也完全仰賴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供養。

這就確立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國家治理模式，即以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經濟基礎，透過大運河將糧食和賦稅收入運送到北京，用以維繫龐大的中央機構和常備軍的軍需。而帝國的其它地方則是耗費糧餉的地方，中央不指望長三角以外的地區提供更多的賦稅，而只希望它們安定，當這些地方有事，中央即派出軍隊去保障鎮壓。

這種模式到了清朝則得到進一步強化，清政府專設漕運總督管理糧食運輸，並在京杭大運河沿線設立常平倉，建立國家糧食儲備和平準制度。

有清一代，兩江自始至終都是天下財賦之區。最極端的時候，來自兩江的錢糧和賦稅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80%還多，僅江蘇一省，每年上繳的賦稅就佔全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從兩宋開始，中國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就成為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全世界城市化最高的地區，也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群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除了氣候適宜，雨量豐沛，日照時間長以外，這一地區還是廣大的長江衝擊平原，沒有高山和丘陵，河網縱橫，特別適合農耕，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

入清以後，兩江三省人口稠密，勞動力資源豐富，單位土地的糧食產量為亞洲和世界之最。 與此同時，江蘇、江西和浙江三省也成為全世界繅絲原料的主要產地，絲綢業、民間紡織業、刺繡和其它手工業非常發達。乾隆中期，僅江寧地區，織機就有三萬臺，織工有五萬人之多。

清代中晚期時，歐洲已經經歷了工業革命和大規模的城市化，但兩江地區的城市化率相比歐洲一點也不遜色，仍然保持世界領先水平，在亞洲範圍內，只有日本的江戶地區才能與之比肩。尤其是江蘇省和浙江省，已經有了一批專事消費的城市和市民階層，錢莊、典當和消費信貸等金融行業也很發達。

這些因素促進了兩江地區經濟發展的良性迴圈和持續繁榮，使得兩江地區異常繁榮，遠超中國其它地方。揚州、江寧、蘇州、杭州、紹興、寧波、鎮江、常州、安慶、嘉定、松江等城市，實際上已經躋身於當時的世界一流消費城市。“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就是在那個時候叫響的。

所以，從戰略地位上說，在清朝，兩江地方是中國的命脈所繫，沒有兩江，清廷一天也活不下去。

正因為如此，清朝的兩江總督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必須由最有資望和能力的官員擔任。兩江總督這一職位也成了督撫中最重要的工作，它幾乎兼顧清朝所有重要事宜，舉凡戰爭、軍務、籌餉、糧秣、漕運、外交、洋務等，事無鉅細，無一不需要兩江總督親自過問，並向皇帝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查清宮檔案，尤其是歷朝皇帝的硃批奏摺就會發現，皇帝幾乎沒有一天不與兩江總督通訊，而且內容極其豐富，從政務、人事，軍務、洋務，到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幾乎無所不包。尤其是晚清洪楊軍興以後，兩江總督要領兵打仗，節制江南各省的文武官員，甚至還要兼顧上海的租界，其重要程度僅次於皇帝。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以後，直隸總督崛起，取代兩江總督成為封疆第一臣，但兩江總督的地位一點也沒有下降，反而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清朝在道光中期開始呈外重內輕之勢，到了晚清已經完全無法逆轉，像兩江總督這樣的地位，實際上已經成為地方自治的實際領導者。1900年的庚子之亂，兩江總督劉坤一挺身而出，與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盛宣懷等朝中重臣一起發起東南互保。這個時候的兩江總督，已經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實際上是地方局勢的主導者。

有清一代，凡是擔任過兩江總督的大臣基本上都是當朝重臣，對朝局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比較有名的有于成龍、尹繼善、陶澍、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和劉坤一等。

晚清的江督以陶澍、曾國藩、劉坤一為最稱職。陶澍是道光名臣，他的任上改革了漕米徵收、開創了漕糧海運，以自身的學問、品行和風骨，成為後世漢大臣林則徐、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精神領袖。

曾國藩督兩江，節制江南七省文武大員，開洋務運動先河。劉坤一則繼承曾國藩衣缽，在晚清的內憂外患的大風波中獨撐大局，成為晚清政局中的中流砥柱。

有意思的是，晚清四大名臣中，張之洞和李鴻章都沒有當過兩江總督，張之洞曾經短暫署理，但從未實任。李鴻章當了27年直隸總督，一直想步他老師的後塵，當一任兩江總督，可惜陰錯陽差，同治九年時，朝廷命李鴻章署理兩江，正當他興高采烈準備赴任時，朝廷改了主意，讓他和他老師對調，李鴻章只好直奔天津。但也因為如此，李鴻章開創了一個全新紀元，從他上任那一天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取代了兩江總督，成為疆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