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籍讀過幾本，但自古以來為官者德為先、信為本仁義治天下，德才兼備國家之福，有才無德萬民唾棄。失民心者失天下，現在的官又有幾人心裡有百姓，只有開始培養下一代從小做起，做到有道德、有品質、有信仰的新一代後備力量。如果一個人身上沾上了銅錢的臭氣，是很難清除的。

三字經、道德經等修養品性的書籍已經在課堂上消失很多年了，難道我們的孩子不應該從小開始做一個有品德修養的人嗎？房子的好壞，基礎是關鍵。做人也是一樣，要從娃娃抓起，認字就要知道怎麼做人，只有知道如何做一個好人，才能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官。

前124年，漢武帝聽從董仲舒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建議設立了太學，設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初時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五經博士獨佔官學權威，儒家外的諸子百家失去在官學的合法地位，是漢代官方教育的開始。

太學生也有畢業考試，分甲乙二等，甲等分配為郎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主要職責為守衛門戶，出充車騎，還隨時備帝王顧問差遣，近水樓臺先得月，升遷自然快人一步。乙等的外放回家鄉為“吏”，漢制規定，地方主官為中央任命，而其他官吏則必須從本地選取，不能異地取用，太學生回家鄉任職稱為“補吏”，幹出成績便可到中央做郎官。

漢朝太學的興立，推動民間向學的風氣，高門子弟壟斷官位的情況有所改觀，少數寒門出身得以躋身官場。到西漢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亦設員三千。

東漢劉秀曾做過太學生，稱帝后更重視太學的建設配置，陰麗華之子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後逐漸成為私黨聚集，聲氣標榜的地方，功臣外戚也大多送子弟入太學，太學已不是認真研究學問之地，成為政治鬥爭場所。

漢朝學校可以分為官學、私學兩類。

相較於秦朝，漢代開放了私學，允許“挾書律”，激發了人們抄錄書籍的熱情，也增加了社會圖書總量。

官學又分為朝廷主辦的中央官學，各地主辦的地方官學。中央官學有博士教學的太學，授有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等科目。皇室、外戚所在的宮邸學，如四姓小侯學，劉宏設立的鴻都門學。

太學的博士為五經博士，學生稱“諸生”、“太學生”。課試標準以通一經、二經、三經、四經、五經來決定授予什麼官職。

魏文帝曹丕廢除了東漢時期兩年一試，改制五經課試法，初人學者稱為“門人”，學滿兩年能通一經者稱為“弟子”，這才算普通太學生，沒透過的就可以回家了。學通兩經者可以出任文學掌故一職，沒透過的可以下次再來補考。

文學掌故任滿兩年，並學通三經者，可以出任太子舍人，同樣可以補考。太子舍人任滿兩年，學通四經者，可以出任郎中。郎中滿兩年，學通五經，就可以因材施用了，至此算是太學畢業。所以一般來說，想在太學畢業至少要待滿8年。如白居易所言“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璞玉渾金還待打磨。

不好好學習也有懲罰，態度不端正、怠慢師長、酗酒、愛打官司都受懲罰，簡而言之不聽話就罰喝水三升，魏晉時期一升為204.5毫升，一口氣喝一瓶礦泉水...

《魏名臣奏》曰：蔣濟奏太學堂上，官為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皆當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地方官學有學、校、庠xiáng、序，有盛況如“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相應的官員有文學博士、文學祭酒、文學掾等。其學生被稱作“文學弟子”、“學官弟子”、“郡學生”等。

私學，有學館、經館，學館教師稱“書師”，負責啟蒙教育。經館又稱精舍、精廬，傳授儒家經學，作用與太學相似。其教師多為名士大儒，往往一名講師，授業數千學生。因此有著錄弟子、及門弟子之分，著錄弟子屬於掛名的，及門弟子會得到親自傳授。

一個人是教不過來的，採用的是次相傳授，即學業有成的“高業弟子”代為傳授，太學也有相似的做法。

漢代太學的教官由博士擔任。博士各專一經，或《詩》、或《書》、或《易》、或《禮》、或《春秋》，在太學中以專習的一經對弟子進行講授。這些博士均是當時的名師碩儒，政府給予優厚的待遇，學生對博士特別尊崇。

　　漢代學制系統圖

　　漢代太學的學生為博士弟子，也稱太學生為“諸生”。太學初建時有太學生50名，以後逐漸增加。除由京都直接挑選入學的“正式生”外，各郡國縣邑選送的地方知識青年為“特別生”。在年齡上要求不嚴格，有的太學生天資聰穎，不足18歲就應選了。太學裡有12—13歲的“童子郎”，也有60多歲的白髮老人。在出身方面，太學生中貴族子弟居多，但也有家境較為貧寒的子弟。“正式生”為公費，政府給俸祿；“特別生”為私費，食宿自理。有個別貧寒子弟，一邊學習一邊做小工，或者其母隨至長安為人織布做鞋以供讀書。太學生的數目在西漢末年已增至3000人。隨著學生的不斷增加，西漢末年曾大規模地擴建校舍。東漢時太學生人數大增，最多時達三萬餘人，京師形成太學區。匈奴等少數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學。太學建有博士宿舍和內外講堂。至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拓建房屋共計240房，1850室”。如此規模的太學出現在中國漢代，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標誌著中國漢代的經濟文化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太學以儒家經典為教材。西漢末，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今文經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古文經晚出，以戰國時古文字書寫。同時，經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說也有差異。今文經得到政府的支援，在太學中設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經博士。古文經只在民間私學中傳授。當時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dou 豆〕皆靠口授，故博士講解經書重視傳授關係，形成師法和家法。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賞識被立為博士，這位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相傳，遂有不同解釋，自成一家之言，再傳下去，便成家法。漢代博士各以師法、家法教授弟子。同是一經有了不同的解釋，在學術上就產生了不同的流派。如自立門戶，各家對經書章句紛紛進行詳細解說，甚至不惜以幾萬字或十幾萬字去解釋一句話或一個典故。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太學的教學方法比春秋戰國時期有了較大的進步。西漢時就有了用植物纖維造紙的技術，到東漢蔡倫(？—公元121年)發明“蔡侯紙”後，物美價廉的紙開始流行於世。同時絲織技術也有了極大進步，已能織出薄如蟬翼的絹帛。絹帛的增產和紙的普及，為書寫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條件，用絹帛和紙抄寫的書逐漸增多起來，不僅朝廷有“蘭臺”、“石室”、“廣內”、“延閣”等圖書館，而且太常、太史、博士等也都有藏書，東漢洛陽還有了買賣書籍的“書肆”。書多了，書寫方便了，教學方法由個別口授的問答法教學變為大班上課。太學的講堂長10丈、寬三丈，同時聽講的人數總在幾百人以上。學生聽課帶有書卷和紙筆，隨時可圈點記錄，積累了很多材料。學生的學習是以直接間接聽講與自修並重，從時間上來說則大部分時間用於自修。有的太學生利用充裕的自修時間，除正課外還研究其他經學或自然科學，而成為著名的學者或科學家。有的學生除在校內聽博士講誦外，還拜校外某經的專家為師，如王充(公元27—約97年)拜班彪(公元3—54年)為師，符融拜李膺(公元110—169年)為師，後來他們都成為有卓越成就的學者而名垂青史。

　　太學的教學制度並不嚴密，沒有規定學習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但卻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來督促和檢查學生的學習成績。太學建立之初，漢武帝規定用“設科射策”的方法每年考試一次，稱為“歲試”。所謂“射策”，即抽籤口試問答，所謂“設科”是按試題的難易分甲乙兩科。學生可抽籤應試，簽上寫有試題。考試後甲乙兩科各擇優錄取數名或十數名，授以不同的官職，如郎中或太子舍人等。經考試，發現有不合格或不能通一經的學生，即令退學。東漢桓帝時改甲乙兩科為上、中、下三等，後又改為兩年考試一次，不限制錄取名額，根據通經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職。已授官的和不合格的兩年後還可再試。有的學生竟有屢試不第的，甚至有年過60歲還留居太學的。

　　漢代太學確也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並有一些出身卑微的布衣寒士由此而顯名。如匡衡“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兒(倪)寬“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以為同學燒飯來換取讀書的機會。又如翟方進家境貧寒，其母跟他一同去長安“織履”，以供方進讀書。匡衡、兒寬、翟方進均以“射策甲科”而榮擢。匡衡、翟方進為布衣丞相，兒寬官至御史大夫。出身微賤而入太學者不乏其人，太學也確為門第低下、卻勤奮好學之士開拓了一條入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