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世人都認為《周易》比《道德經》出現的年份要早，其實並不是如此。仔細去讀這兩本書，你會發現，《道德經》所簡述的“道”是獨家理論，僅此一家，別無分號。雖然僅僅只有五千餘字，但它沒有記錄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事件，也沒用借鑑前人的任何一句名言。不信，你可以一句一句的去比對。單這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對於宇宙的概念，之前的並沒有出現，要不然老子不會用“強”這個字。可見關於宇宙觀念，出老子外，沒人提及。另外，關於老子的出生，及其詳細資料，第一次出現的是在《史記》裡。司馬遷作為嚴謹的歷史學家，關於老子這位大聖人，僅僅只用不到500字去描寫，另外司馬遷連老子具體死亡日期只能用大概這個詞，足矣見得司馬遷對老子的認識僅僅只是傳說。因此老子與《道德經》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商周之前。

個人認為，最古老的書籍應該是《道德經》然後再有《易經》這個易經僅僅只是《周易》，還有《連山易》`《歸藏易》。這兩本《易經》出現的年代比《周易》要久遠，可惜這兩本書已經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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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因為老子在周朝就職於皇家藏書館，藏書館肯定有書啊！而且撰寫《道德經》就是總結了歷代君王的治國之道並加入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的。

老子的《道德經》原名《老子》，傳說著書於春秋戰國。

早在秦始皇時期，就有“焚書坑儒”的故事了。

《史記·儒林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都在《道德經》之前。甲骨文還要在先。

《三墳》是三皇的書，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三皇所著的經典就是《三墳》。

《五典》是五帝之書，是指記錄五帝事蹟的五典，“典”的原意是指放在桌几上最重要的文書，有可能是有從契約演變而來，據說典的發明者可能是少典族，然後典進化成冊，也就是後來的竹簡或者木簡。

《八索》為《道索》、《政索》、《牧索》、《天索》、《地索》、《水索》、《山林索》，每索八篇，共六十四篇，據傳是黃帝時一個國君所著，也有說是伏羲時代的書籍，這就需要科研人員們努力解鎖了。但是八索也有另一說，是為八卦，在《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們對文物的開採，人們更相信前一種“八索”。

《九丘》，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所以說《九丘》是為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有可能是一幅畫，畫中有著山川河流，以及那裡的人文景觀。

《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

這裡說的典冊指的就是書籍，可見早在殷代我們就有書籍了。

現代考古發現古人把《道德經》內容做成竹簡，存於墓中。由於古墓被髮掘，古代《道德經》內容也展現在考古者的眼前。從現代考古研究來看，古人傳播文化知識主要透過形、意來表達。漢字也是透過形和意來表達思想的。而現代的紙質、電子書籍也是用圖（形）和字（意）來表達的。所以，有圖（形）、符號（形）、文字（形、意）的古代文物（時代屬春秋戰國以前）都可看成比《道德經》早的書籍，其數量相當可觀。其中陶器、王器、青銅器、骨器、石器都能有表達思想、教育後人的作用。

第一， 我們先來看明確早於《道德經》的黃帝書文獻。

第一個明確早於《道德經》的黃帝書文獻是黃帝《金人銘》，黃帝《金人銘》銘刻於周太廟右階之前的銅人背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金人銘》，是孔子之周親自從三緘其口的銅人背上抄錄下來的。幾乎《金人銘》的每一句話，均能在《老子》一書找到痕跡，《道德經》一書對《金人銘》的基本思想進行了引述和分析。《道德經》四十二章明確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老子視《金人銘》作者黃帝為其教父，這是符合老子的學術傾向和思想傳統的。《金人銘》是黃帝學說具有獨立性、古老性和真實性的鐵的證據。所有主張黃帝書為偽託說的學者，都無視這個鐵的證據。

第二個明確早於《道德經》的黃帝書是黃帝《丹書》，《丹書》因為武王丹書受戒而聞名於世。戰國時魏國史書《竹書紀年》載：“（商帝辛）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竹書紀年》成書早於《史記》兩百年，其所載史實大多為甲金文所證實，可信度非常高。來源於戰國古禮記的《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對丹書受戒作了詳細記錄，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武王踐阼》這篇文獻是武王時期的實錄，屬於戰國中期的上博楚簡亦發現了兩枚《武王踐阼》殘簡，出土文獻肯定了《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作為實錄文獻的真實性。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載：“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說明《丹書》記載的是黃帝與顓頊之道。隨後舉行的受書儀式非常神聖與隆重，說明黃帝與顓頊之地道位之崇高。

《武王踐阼》所載《丹書》內容，亦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上博楚簡黃帝書《三德》、黃帝《金人銘》，說明黃帝書在文獻上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傳承性。《丹書》證明黃帝書在商代就已明確存在，商末太公、辛甲、粥（yù）熊均是以黃帝書為知識背景的大學問家，為商代諸子。

第三個明確早於《道德經》的黃帝書文獻是黃帝《歸藏》。黃帝《歸藏》目前已經得到了考古驗證，證實了《歸藏》遠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存在。距今5600年的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了一套玉龜和玉版，玉版的內容陳久金、張敬國先生認為是歸藏之河圖洛書，此即歸藏〔龜藏〕的直接物證。與黃帝文化相對應的廟底溝文化，其彩陶紋飾刻意表現為地紋或陰紋旋紋圖案，覆蓋了中國史前全部較為發達的地區，王仁湘先生認為這說明在黃帝時代已經具有一個共有的原始宇宙觀體系，這個原始宇宙觀體系就是歸藏。

第四個明確早於《道德經》的黃帝書文獻是《三墳》。《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是楚靈王十一年東征伐徐，楚靈王對右尹子革說的話。楚靈王十一年是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老聃生於前580年前後，卒於前500年前後，是周景王和周敬王時期的史官，與左史倚相是同時代的人物，老聃做為周天子的史官，應當比左史倚相更熟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穎達《尚書序》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一個很好的解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島之志，謂之《九丘》。”

在我們所學的古書當中，《詩經》是比較古老的書了，我們不禁想起古人那青澀的愛情，初見時的害羞，感嘆古人的學識和對愛情的單純。那麼我們不禁問起，中國最古老的書是什麼呢？那些很早的文人又是在哪裡學到的知識？在“詩經”成書前是不是還有書籍出現過呢？確實，現在所知道的中國最古老的不是《詩經》，而是《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三墳》是三皇的書，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三皇所著的經典就是《三墳》。那麼為什麼叫做“墳”呢，在《尚書序》中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也都是按照這個意思解讀《三墳》，但是隨著對符號的解讀，，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對《山海經》的考證，讓人們開始思考《三墳》是不是就是如《尚書序》所說，再後來學者發現，“墳”字其實是指當時的圖書和文字都是用土製成的，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會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來記錄當時發生的事。

《五典》是五帝之書，是指記錄五帝事蹟的五典，“典”的原意是指放在桌几上最重要的文書，有可能是有從契約演變而來，據說典的發明者可能是少典族，然後典進化成冊，也就是後來的竹簡或者木簡。

八索為《道索》、《政索》、《牧索》、《天索》、《地索》、《水索》、《山林索》，每索八篇，共六十四篇，據傳是黃帝時一個國君所著，也有說是伏羲時代的書籍，這就需要科研人員們努力解鎖了。但是八索也有另一說，是為八卦，在《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們對文物的開採，人們更相信前一種“八索”。

《九丘》，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所以說《九丘》是為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有可能是一幅畫，畫中有著山川河流，以及那裡的人文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