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閩總督胡宗憲堅持使用他做軍政大業的幕僚，其才能可見一斑。

其本人在詩文、書畫、曲藝等方面造詣也很高，難得的人才。在整個大明朝來說，有他的一席之地。

“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結婚，四處幫閒，五車學富，六親皆散，七年冤獄，八試不售，九番自殺，實堪嗟嘆！“

徐文長的一生可以用這首十字歌來概括，這位明朝的才子堪稱”中國梵高“，生時寂寞，死後為後人頂禮膜拜。

徐文長年少即以成名，六歲日誦千餘言，九歲即可作文，十歲時作《釋毀》，轟動全城。神童之名遠近聞名，被時人比之為劉晏、楊修。

這樣一位天才，在科舉之路上去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才勉強考中個秀才，此後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

這也並不是偶然的，當時以八股取士。而徐渭年少時便喜歡博覽群書，討厭八股文字，加之個性張揚，很難寫出合格的，死板規矩的八股文來。

雖然明知八股文毫無用處，對一些科舉出身而無才學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畢竟是當時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屢試不第，前途無望，對一個心高氣傲的讀書人人來說絕對是最大的打擊。

而他命途多舛的經歷，更是讓人唏噓：

三個月時父親即病故。

四歲時，二嫂楊氏去世，他便要像大人一樣迎送弔唁賓客。

十歲家道中道，生母被遣散出門，僅僅十歲的他與逃跑的僕人對簿公堂。

十四歲，嫡母去世。

二十歲，入贅潘家。

二十一歲，二哥去世。

二十五歲，大哥去世，家產被無賴霸佔。

二十六歲，妻子潘氏去世。

他就像個天煞孤星一般，親人接二連三去世，家境陷入困頓，縱然才華橫溢卻無處施展，心情跌到了谷底。

而接二連三的打擊對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使他逐漸在放浪狷狂的路上漸行漸遠。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對徐渭來說，是一生中最幸運的短暫時光。在這之前，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於兵備檢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徐渭一方面寫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

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後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

這些文章大多數寫得比較切實，不同於一般的書生議論。當時總督東南軍務的直浙總督胡宗憲讀了這些文章，又聽說了他的才名，便將其招入幕府掌文書。

布衣文士依傍軍事大員謀取名利，是嘉靖以來的普遍社會風氣。徐渭在窮困潦倒之際，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

入幕之初，憑著自己素來對抗倭戰爭的關注，親臨抗倭前線的實踐，以好奇計喜談兵的性格，為報胡的知遇之恩，他向胡宗憲獻計獻策，運籌帷幄，屢出奇計大破倭寇，為胡宗憲所賞識。他也希望藉助胡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負。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胡憲宗後臺嚴黨趙文華死。胡宗憲是由嚴嵩義子趙文華的舉薦而屢屢升遷的，在很多大臣的眼裡，胡屬於嚴黨。趙文華已死，嚴嵩失寵，胡宗憲的處境也就岌岌可危，眼看胡宗憲的抗倭大計即將毀於一旦。

就在胡宗憲絕望之際，舟山捕獲白鹿，徐渭為胡宗憲代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一品俸謝表》等並獻於朝中，得到嘉靖的賞識，視為祥物。胡宗憲因此獲得嘉靖的支援，保住了地位，繼續抗倭大業。自此，胡宗憲對其更為倚重，對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也格外優容。

據史載，徐渭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讚。

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見其都不敢抬頭，而徐渭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著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朝廷多年曾經炙手可熱的首輔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彈劾，並於次年被捕至京，後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渭也就此離開總督府。

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捕入獄，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

徐渭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株連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癒。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

徐渭自殺的場面，是極其慘烈的。據《明史》記載，他曾九次自殺：一次先以利斧擊自己頭部，“血流被面，頭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體，他以三寸長的柱釘刺入左耳數寸，然後用頭撞地，把鐵釘撞入耳內，繼續絲毫不覺得痛苦，又不死；後又用椎子擊碎自己的腎囊，仍不死。這些殘酷、極端的自殺方式，遠遠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和做得出來的。

雖然屢次自殺未遂，但他的“心疾”並未緩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獄。

在監獄裡，徐渭身帶枷鎖，滿身蟣蝨，冬天雪積床頭，冷得發抖，連朋友送來的食物也被搶走。後來他的許多朋友為解救他而四處活動，才使待遇有所改善。

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無忭，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終於借萬曆皇帝即位大赫之機獲釋。這一年是1573年，徐渭已經五十三歲了。

經歷瞭如此眾命途多舛，形影相弔，落魄狷狂，斑斑血淚，徐渭已不再有什麼人生理想及政治上的雄心，這時他才真正拋開仕途，四處遊歷，開始著書立說，寫詩作畫。

徐渭先在江浙一帶遊歷，登山臨水，結交了許多詩畫之友。命運的困蹇更激發了他的抑鬱之氣，加上天生不羈的藝術秉性，“放浪麴櫱，恣情山水”，一洩自己內心的情感，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人。

他的苦難與狂狷化成巨大藝術的能量迸發而出，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於筆端，創造了一幅又一幅驚世駭俗的水墨名畫。

他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法，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

他的潑墨牡丹，不拘於牡丹的高貴高雅特徵，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那如椽大筆向世人展現出其高超的用筆、結構以及章法技巧，筆墨蒼潤相間，滿篇點畫狼藉，筆畫跌宕起伏而從容不迫，筆意奔放豪邁，有如狂風暴雨，酣暢淋漓而蒼勁渾厚，飛揚恣意而又不失法度，令人歎為觀止。

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他的才氣還表現在戲曲創作之中，他的雜劇《四聲猿》曾得到湯顯祖等人的稱讚，在戲曲只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文書畫處處瀰漫著一股鬱勃的不平之氣和蒼茫之感。

晚年鄉居的日子裡，他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對權貴從不獻媚，也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所交流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

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賣，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傑作。

最後幾年，他幾乎閉門不出，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大文學家、藝術家淒涼的晚境。

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窮困潦倒的徐渭貧病交加，最後在自己破舊的小屋中以73歲的高齡離開人世，門口的對聯是自己寫的“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身下是雜亂無章的稻草，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極度悽慘。

他是詩人，是畫家，是書法家，是軍事家，是戲曲家，是民間文學家，是美食家，是酒徒，是旅行家，是歷史學家。

他與解縉、楊慎並稱為“明代三大才子”。他讓鄭板橋自稱是“青藤門下走狗”，令齊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他死後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發掘並大力宣揚他，讓這位才子能永久地名垂青史，讓無數後人追隨並仰慕。

梵高，只不過是西方的徐文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