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及文化史上，有兩類現象比較值得注意：一是歸隱，一是流亡。它們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爭”一類的詞聯絡在一起，同時又往往呈竹籬月簫、風沙渺茫的詩意世界。而這兩者背後的許多“不得已”與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試就“隱逸詩人之宗”(1)陶淵明來淺談一下“被詩化了的歸隱”。

陶淵明的歸隱之路不僅不是詩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與思想基礎。陶是名將陶侃之後，深受著儒家思想的影響。逯欽立說，“從陶的詩文看，他是喜愛六經深受封建教養的”（2）， “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者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的一生的倫理道德觀點”（3）。

這裡摘錄陶的部分詩文，以為佐證：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榮木》）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二十首》)

從陶的時代及生活的環境來看，他所可能受的影響是龐雜的。但對於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艱難的陶淵明來說，他的體驗是切身的、堅實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響到他的骨子裡去，甚至他的歸隱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樣主要來源於佛、道的影響，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貧樂道”的影響。

我之所以反感詩化歸隱的行為，一部分是因為這種思維方式忽視或弱化了經濟、政治等“物”的因素對人的影響。以陶淵明的出仕問題為例，陶在《歸去來辭》的序中說“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可見陶是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欽立在分析陶仕於恆玄的原因時也說他“企圖以祿代耕”（4），但同時，逯更指出，陶是一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願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後來仕於劉裕，東下附“義”，也是出於“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這與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礎顯然是一個自然的邏輯過程，所以，陶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一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飢寒痛苦”（6）。

如此看來，歸隱並不是陶的“心甘情願”，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為一個隱士，決定於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於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7）。也正是由於如此，魯迅先生說，“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十一個人”，又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8）。

那麼，為什麼在後世這個不得已而為之的歸隱被渲染抬高，成為一種卓絕的姿態、士大夫的歸宿乃至精神堡壘了呢？在分析之前，筆者欲先解決一個邏輯問題：即“陶的歸隱，並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9）。陶是在歸隱生活中體現了他的偉大，而不是“因為歸隱所以偉大”，並恰恰因為他並不是一上來就選擇歸隱，而是有過艱難的探索才顯出偉大的。而且，“詩人本身並沒有把隱居看的了不起，他說‘襤褸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10）。

筆者認為，後世抬高歸隱是由於陶所經歷的“時代與社會黑暗”的現象反覆出現，而歸隱顯然是一條極佳的解脫之路。即它更具現實操作性，並且在入世/出世之間保留了後路。抬高、詩化歸隱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與傲氣。實際上後世許多人就依靠這種姿態被視為“高人”、“賢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與佛、道的與世隔絕相比，歸隱生活仍然是現實的、不排斥許多俗世的幸福。與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遺俗而獨往”相比，歸隱生活又是“一個窮苦到至於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對現實所能尋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沒有玄學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樣高不可攀，也沒有佛學那樣的神秘虛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實現一種審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靜、安樂，受到後世讚賞也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而要考察歸隱後的陶淵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記》。可以說，這是“一篇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13），“是同陶淵明的人生理想、審美理想密切聯絡在一起的，其主要意義不在提出一種社會或政治理想”（14），長期的農耕勞動和生活鬥爭，使陶淵明逐步接近農民、瞭解農民，並由此設想一個理想的社會：人人勞動、天下平等。熟悉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可以很輕巧地看出這裡的問題，但陶的價值在於雖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無的、反歷史的、倒退的，但他從勞動人民那裡獲得了堅實的基礎，擁有對人生艱難的深刻體驗以及在這種體驗之後仍然不失去對人生的親切愛戀的感情，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設上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甚至對政治也還奇妙地發生了一點良性作用。筆者在這裡無意於對其侷限做出另一種詩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個人足夠“真”，能夠抓住生活的內在矛盾，能夠不完全脫離現實，即使走錯了一些路，也還是能獲得好的價值的。列寧說過，聰明的唯心主義要比愚蠢的唯物主義強，便是這道理。

筆者認為，陶淵明

弄清楚他隱居的原因，就必須要先了解他所處的時代。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期至南宋初期，這是一個動盪不安、戰亂頻繁、朝政貪腐的時代，整個中國處於分裂的局面。

他自小父母先後離世，跟隨外祖父生活，並且學會了一切士大夫精通的才藝，琴棋書畫樣樣過人。青年時期不斷做小官，遊歷山水田園，期間幾度辭官，居無定所，心生厭惡。

陶淵明最後一任是彭澤縣令，此時妻已亡故，就徹底放棄了官場生涯，在著述完《歸去來兮辭》後正式隱居起來。

作為晉代著名的詩人，散文家，田園詩派的開創者，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即便是盛唐時期那些大詩人，如李白丶王維等，都對他是頂禮膜拜。尤其是王維的山水詩，無論從意境或寫作風格，都極其神似。甚至我認為，王維後期隱居終南山也是模仿偶像的一種生活態度。

後世人們普遍認為陶淵明的隱居是一種消積避世，安貧樂命的思想，甚至認為他繼承了老莊那種“無為”"知天命"等順其自然的哲學思想。

我則認為，“寧靜以致遠，淡泊以明志”未嘗也不是絕佳的處世法則和生活態度。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要求一個身處亂世，人微言輕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和人類做出鉅變，他只留下"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類的詩句就好了！歷史程序中，自會出現改變命運的事件和人物。(圖二三來自網路)

【陶淵明】 (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

⊿其詩大致可以分為述懷、哲理和田園詩三部分,共約六十首左右,而田園詩三十首左右,約佔一半。陶淵明的田園詩在中國詩史上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是中國田園詩的奠基之作。

代表作：《飲酒》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的田園詩在東晉末年產生，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緊密相關。當時的士族文人往往生活糜爛，意志頹廢，精神上紛紛向“玄之又玄”的老莊道學尋求寄託，有的縱情山水，以隱居逃避現實，所以文學領域玄言詩、山水詩盛行一時。與此相反，一部分不滿現實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於是棄官歸隱，躬耕自食，去探索人生的真諦，尋求個人安生立命的場所，漸漸與統治集團有了距離，因而更接近於廣大勞苦大眾。陶淵明就是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傑出代表。

⊿陶淵明三十歲左右進入仕途，或出或入，終因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解綬去職，歸隱田園，息交絕遊，開始了真正的隱士生活，寫下了大量的田園詩。這些田園詩反映的生活內容豐富多彩。

㈠首先是儒家的“用世”思想與道家的“避世”思想的矛盾。他在《飲酒》詩中說：“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六經，指儒家的六部經典。這極鮮明地反映了陶淵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

㈡陶淵明的田園詩，既體現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意識，又表現了心理上閒適自得的一面，特別是莊子順應自然的宇宙觀，對他有深刻的影響，但他並沒有忘卻世事，精神深處常常進行著“獨善”與“兼濟”、“出仕”與“歸隱”的激烈鬥爭。他的詩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為什麼有這種焦慮呢?正表明“仕”與“隱”的思想互相在鬥爭，他怕某一天改變心意出去作官，而辜負了現在的志向。

△陶淵明的田園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它開創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流派，在藝術上取得了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