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時天子沒落，禮樂等約束不興，方國並起，廣羅英才。

諸侯爭霸道，孔孟遵王道，被譏迂闊，不合時宜。

法家、兵家大行其道。

華人對儒家都理解錯了。孔孟被人歪解了。

首先，封建和皇權是兩回事，封建是家族管理，天下共治。

孔孟的儒家思想，用了“孝”和“禮”兩張牌，實際上是要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使他不能為所欲為，自然不會被重用。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社會就會穩定。德不當其位，就會被百姓趕下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秦焚書坑儒，亡於二世。後來的皇權統治者吸取經驗教訓，實行了外儒內法的管理，儒家是表面，法家是實際。

儒家思想為這個民族注入了它高貴的品質。

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溫良恭儉讓。

中國操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中國抱負，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中國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中國氣節，鐵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論窮達生死，直節貫殊途。

對於飢餓的人來說，一塊麵包永遠比一身阿瑪尼更為重要！

亂世之中，生存排在第一位，壯大自己排在第一位，消滅敵人排在第一位。總而言之，沒有賴以生存的力量，屁都不是。

力量是什麼？是地盤，是武器，是人口，是謀士，是銀子。而這些迫切需要的資源，孔子給不了，孟子給不了，儒學也給不了。所以，

在亂士之中，君主需要的不是孔子，不是孔穎達，不是叔孫通，不是蔡邕，而是張儀蘇秦，是張良陳平，是孔明郭嘉。陶淵明不得重要，不也是因為他所學的儒道之術無法給主上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麼？

而所謂的禮遇不是過是帝王為了豎起“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大旗而做做樣子，何況對方確是一個名人或是賢者，不過是見個面吃個飯聊個天罷了，又不少一塊肉，還能博得名聲，何樂而不為呢？

可笑那孔子孟子還偏偏以為機會來臨，七情上臉，六慾加身，萬種激動，結果不過是水月鏡花一場空。

《史記•商君列傳》中的記載可以真實反映君王的實際需求。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獻言的是“帝道”，秦孝公聽得昏昏欲睡。第二次見秦孝公獻言說的是“王道”，秦孝公只是客氣敷衍。第三次見秦孝公商鞅獻言的是“霸道”，秦孝公聽得興趣盎然，不停地將席子向商鞅靠去，數日不厭。

這就是現實。

不僅是秦孝公，劉邦也是如此，哪怕對於愛才如命的劉備來說，估計聽到孔孟之言也不會做得比孝公好多少，連一個安穩地盤都沒有人，哪裡會對忠孝仁義感興趣？

關於儒家那一套，打天下時的楊堅會重用？打天下時的李世民會重用？打天下時的趙匡胤會重用？朱元璋會重用？還是努爾哈赤會重用？

消滅了敵人，打下了江山才需要這種破爛！

孔子孟子是儒家是像現在的教授。是戰國時期人中國歷史認為是教育家思想家無論什麼家得要拿出公認的東西？就說孔孟世界公認嗎？不是的！中國都是非議的儒家。當初在戰國時期到處奔走呼號要克己復禮，要恢復周禮孔子現實嗎？能受歡迎嗎後邊的政權要遵守前朝的禮。傻子才聽。再說儒家思想和學說就那麼現代比黑格爾哲學以及現代教育跟不上孔子老子孟子嗎？他們的學說都是歷代的腐朽的東西只能借鑑不能頂替現代科技以及現代化管理？不服就華人繼續孔孟之道吧！

孔孟之道，也就是王道（比如三代以前的世道），其實是一種層次比較高的治國方法。古人云：“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欲為人之本，不可缺一焉。”

但大部分人只有在生活安穩的環境中才會遵守人本，就像管仲說的“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所以，孔孟之道，適合的是大一統安穩的時候，這也是那麼強勢的漢武帝卻獨尊儒術的一個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人心不古，社會動盪，戰爭不斷，需要的是霸道（可理解為對應法家思想），誠如商鞅向秦孝公獻策時，先講帝道再講王道，秦孝公都昏昏欲睡聽不進去，第三次進獻霸道思想時，秦孝公才興趣盎然而重用商鞅。

所以各個有抱負的君王，雖知道孔孟是大材，卻也不用他們，只是尊敬禮待。

孔子和孟子，作為思想家，他們創立和發展的儒家學說，在本質上是一種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學說，而並非政治學說，也並非是可以實施的治國理政的方略。也就是說，孔子和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們的政治思想，在戰國那個時代，僅僅是空想，是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孔子幻想的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的美好生活，我們可以看作是烏托邦，是原始的共產主義。當然，他所設計的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在今天已經實現，這也說明孔子的遠見卓識。但在那個時候，並不適合春秋時期動亂的國際秩序。

孟子追求的是仁政，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以人為本，他所幻想的仁政和王道理想，是典型的以民為本和以道德治國的理念。當然，孟子不僅精通哲學和辯論，對稅收等經濟學還是比較精通的，他設計的道路，其實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孔子指出，善政要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是庶，也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第二部是小康社會建設，也就是富，第三部就是加強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加強文化教育，提升老百姓的道德水平。不可否認，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在遠期規劃上來看，是比較有遠見和可行的，問題是，這需要時間來實現。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戰國時代，時間是各諸侯國的最大敵人。沒有一個國家能有安穩的和平的時間。大國忙著發動戰爭爭霸做老大擴張國土，小國忙著拍大國馬屁抱大國大腿左右逢源以求自保。當時戰爭的數量和規模都比春秋時期大大提升。據說整個春秋戰國時期，有500多個小國滅亡，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齊等七雄。就是這七雄還整天互相打來打去，哪有時間坐下來去搞什麼經濟，搞什麼文化和價值觀建設。所以孔子的思想不被採用，而孟子的主張更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實施。

也就是說，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而戰國時代，最有效的是富國強兵變法的四處征伐的霸道。

戰國是一個心懷鬼胎的時代，大國整天想著如何爭霸，小國想著怎麼在大國的夾縫中生存，所以，在諸侯國國君們的眼裡，孟子的思想“迂遠而闊於事情”。目光敏銳的史學家司馬遷就說，“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司馬遷認為，孟子拿一個方形木頭往圓孔裡面塞，結果可想而知。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王道就像是吃中藥，據說是副作用少，適合身體的調理，而霸道就是速效救心丸，緊急時刻來一粒，能救命。

“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實質上是儒家與法家的治國方略之爭。孟子是“王道”的忠實信徒和堅定倡導者，一生以反對“霸道”推行“王道”為己任。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只要對百姓仁心慈愛，把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對諸侯國不要以力壓人而以德服人，諸侯國就會心悅誠服，慢慢地魏國就強大了，梁惠王就真的“仁者無敵”，成為天下的王者了。孟子的“王道”思想聽起來很美好，但就像用中藥調理一個心臟病發作的病人，藥是好藥，但估計沒等到藥熬好，病人已經死了。所以，孟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三十年，也沒有一個國君肯實行他的“仁政”思想。道理很淺顯，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改革變法富國強兵對外征戰殺伐的“霸道”，才是現實的選擇。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王道”理想的“詩與遠方”固然有文藝情懷，但能活下去才最重要。因此，孟子一生鬱郁不得志，他的“王道”思想也一直被認為是“迂闊而遠於事情”。

儒家思想是限制和約束君權。

孔子曰：君君、臣臣。首先，以君道的標準約束君主。然後，才能以臣道的標準約束臣子。就是以禮法把權力關進牢籠。今日謂之：憲政。

儒家認為，暴政虐民，把人民當奴才的君主。必須誅殺。不稱職的君主應該下崗。孔子謂之：湯武革命。孟子謂之：湯武誅獨夫。

孟子謂齊宣王曰：“有人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是讓梁惠王這個不合格的君主下崗。

儒家約束限制君主。把君主的權力關進牢籠。再套上枷鎖。最後再戴上緊箍咒——諡號（不合格的君主，死後也不放過你！把你鞭屍！）

正因如此，孔孟二聖都得到君主的禮遇，卻不被君主重用。

齊王拜孟子為師。卻不重用他。孟子天天罵齊王。離開齊國後，諸侯國君皆禮遇孟子。哪個國君沒有禮遇孟子，沒被孟子罵過。就不是禮賢下士的賢君。就沒有人才投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