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髮生在中國唐朝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公元77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主要由唐朝邊疆節度使安祿山和史思明反叛唐朝而引起的。

1.經濟矛盾

唐玄宗李隆基初年，唐朝正值盛世，經濟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有了一定經濟基礎，上層人士便不滿於現狀，開始了奢淫浪費，導致國庫空虛，百姓賦稅年年加重，百姓民不聊生，促使並加劇了社會矛盾。

2.名族矛盾

唐代至建國以來，不斷的透過兼併收復了大部分領土，尤其以東北和西北領土之大。至使統治階級在東北西北建立9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並多數任命當地的少數名族將領，以便廣大領土的管理，由於朝廷漢人對胡人的偏見，也導致漢胡之間矛盾的升級。

3.階級之間的內部矛盾

唐玄宗末期沉迷於美女酒色，特別是楊貴妃得寵，她的兄弟姐妹個個得利得勢，權臣當道，朝廷從上到下，腐敗透頂。楊貴妃的哥哥王國忠因為妹妹而得寵，官至宰相，此人愛財 愛權，無惡不作，貪婪無比。行官受賄，剋扣官兵軍餉，特別和安祿山的權利之爭，也是發生安史之亂的導火索。

4.權利之間的矛盾

安祿山任三地節度使，傭兵達17萬之多，佔據當時整個唐王朝正規軍的百分二十左右，並且都是常年駐守邊關，能征善戰的猛將，而朝廷多數是駐守關內的“童子兵”，安祿山覺得自己傭兵過萬，應該擁有很大的權利，不滿足現狀

多重的矛盾，經過時間的積累，最終爆發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也在警告後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只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樣才能長泰久安，天下太平。

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法紀不法。從武則天開始，為了稱帝對唐朝的法紀破壞嚴重。唐玄宗上臺後雖然進行了撥亂反正，但畢竟還是受到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唐玄宗中後期，心灰意懶，貪圖享樂，無進取之心，處理國事全憑個人好惡。

二是上層腐化。唐朝統治者過著聲色犬馬、極度奢靡的生活。唐玄宗為了博得楊貴妃的歡心，重用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並賦予他們一家肆意揮霍。

三是土地兼併。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貴族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開始了土地兼併。百姓在失去土地的情況下，只能四處遷徙流亡。

四是藩鎮割據。由於節度使掌握一方軍政大權，邊疆軍隊逐漸形成了藩鎮割據，財政自留不上交朝廷，導致了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和安史之亂的爆發。安史之亂後，雖然安、史的叛將被誅殺，但是仍然安排了安祿山原來的部下擔任節度使，最嚴重的是河北三鎮，即成德、盧龍和魏博。這三鎮官員自派，財稅自留。原任死後，由兒子接替，這就形成了世襲。

我們先看安史之亂經過：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及影響：

1.安史之亂的發生原因有多個方面，它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等等。

（1）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均田制被破壞，均田農民失去上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2）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導致安史之亂髮生的直接原因。此外，西北派軍閥哥舒翰與東北派軍閥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3）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4）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爆發的最為重要的因素。

2.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安史之亂給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破壞。北方的經濟衰落了，而江淮地區未直接受到安史兵禍。所以，從此之後，南方經濟的發展日益超過北方，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了。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嚴重削弱了中央集權的力量。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起義，形成唐中葉農民起義的高潮。 第四，安史之亂也使唐王朝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3.總而言之，安史之亂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亂後，統一、繁榮、強盛的統治局面成為過去，唐王朝開始走上下坡路。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安史之亂的根本癥結，既不是玄宗的政治把戲的高明或拙劣，也不是安祿山個人品格的陰險或者磊落。

造成安史之亂的，也恰恰是造就盛唐的那個東西：城傍。

城傍，就是將被征服的草原部落打散部落統屬，安置在邊境附近草場的族群。

他們同樣是唐帝國的子民，甚至不是簡單的羈縻。他們繳納很少的物質賦稅，但是負有承擔軍事徵調的義務。

他們在生產和生活方式上仍舊保持遊牧色彩，但是在軍事組織和部族內的人際關係上，則出於唐帝國的軍事需求，而被嚴密的組織化了。

唐帝國在軍事上的能量，和它整個國家的經濟能量、財政能量是不匹配的。我們把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機體，經濟能量可看作機體所能獲取的食物總份額，財政能量可看作機體所能實際吃掉的份額，軍事能量可看作機體能將所吃掉的東西轉化成四肢力量的份額。

唐前期國力、財力均不如前隋，但是他的軍事征服卻陡然特出，即便放在整個古代史上，也是難以複製的。這就好比一個人在食物匱乏的環境里長期徘徊在溫飽，但是卻四肢健壯，甚至能獵熊博虎，不奇怪嗎？

原因就在於：城傍。

軍事力量，簡單講：就是我能提供多少物資，然後這些物質能招募和訓練多少高質量的戰士。

遊牧民族進行軍事徵調的成本極低，士兵的軍事訓練成本極低，但是軍事組織的效率低，協同作戰的能力低。

漢族進行軍事徵調的成本高，士兵軍事訓練的成本高，但是軍事組織上更成熟，各部隊協同作戰的軍事指揮能力更高（在成熟的漢族軍隊框架內）。

城傍和唐帝國的邊境軍事體系一結合，一下子就取胡漢之長，避胡漢之短。用成熟的軍事組織和軍事指揮系統，來統御質優價廉的城邦兵，造就了漢民族政權的擴張奇景，這也是造就盛唐的最重要軍事支柱。

唐帝國因為在前期面臨巨大的邊境軍事壓力，放權給地方長官，徵調外族士兵。因其族群的特殊性，難以用中央集權的嚴苛辦法來層層監督。地方軍事長官為了籠絡這些城傍，玩玩結為義子，安祿山如此，僕固懷恩也是如此，郭子儀雖然不認義子，下屬們卻叫他爸爸。

這其實是為了借用胡兵之力不得不做的妥協，唐帝國在前期邊境軍事管理上，始終未能實現精細化管理，原因也在於胡兵作為唐帝國的軍事基本盤，裝不進那麼嚴苛的科層制體系裡。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安史之亂，安祿山不僅僅是作為三鎮節度而反，他是作為三鎮城傍的軍事頭目而反。被裹挾著進入河北地區的，何止是藉冊上的十八萬兵。

可以看到，不僅僅是安史叛軍，即便是郭子儀、僕固懷恩的朔方軍，其作為一個整體，對唐帝國的忠誠度也要打個問號。安史之亂，暴露的問題就是：這些唐帝國倚重的優質兵源，從族群文化上和組織結構上，都不能被中央集權體制控制。也就註定要成為中央集權的腫瘤。

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觀察來講，這個腫瘤是歷經河北藩鎮、唐末混戰、五代更迭，最終將胡兵一半物理消解（戰爭損耗）、一半化學（長期胡漢雜居）消解，才最終祛除。

為了一百年的璀璨，賠上了二百年的蕭索。這兩個時間段的分界，就是城傍的反噬：安史之亂。

一，從歷史必然性上說，任何封建王朝都逃不脫“週期率”，王朝的壽命一般不會超過五百年。二，安史之亂髮生的直接原因是皇帝荒淫無道，寵信楊貴妃，引起人民的不滿。

安史之亂亂在於，即使經濟達到了空前盛世，發展的十分迅速，但是由於土地的兼併政策使許多的老百姓都流亡，成了所謂的富的富死，窮的窮死。加上當時的皇上只看到了盛世，過於荒誕，只沉醉於酒色之中。特別是到了唐玄宗後期，李林甫的出現，他執掌權證，嫉賢妒能，造成了很多人才的流失，而且還有安祿山的反叛之心給了機會，所以以後的戰爭不由分說的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