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經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應該無價了，流於文玩市場就看誰的作品了，文學跟我們後代來說確實無法用對少錢來衡量。舉例這幾位：

姜宸英是清初著名文人，雅好古文、詩歌、書法和學術，成就斐然，現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學術觀照。文章對學界關於姜宸英各個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在此基礎上，指出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行路徑，以期推進、深化有關姜宸英的各個方面的研究。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號湛園，又號葦間，浙江慈溪人。早年，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為“江南三布衣”。康熙二十年（1681），被薦入史館，參與《明史》修纂。一生艱於科考，屢試不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進士及第，時年已七十歲。康熙三十八年（1699）為順天府鄉試副考官，因科場作弊案牽連入獄，不久死於獄中。一生著述頗豐，有《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詩箋別疑》等存世。

姜宸英命途多舛，但雅好古文、詩歌、書法和學術，用力甚勤，成就斐然。古文創作成就尤為突出，王士禛譽之為“本朝古文一作手”。詩歌“沉著工穩，亦斫輪老手”，是清代著名詩派“浙派”重要成員之一。書法秀潤清健，名重一時，清末吳德旋評曰：“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為娟秀。”學術著作《湛園札記》四卷，考證精詳，阮元曾取《札記》中有關經學部分，錄入《皇清經解》。由此可見，姜宸英在清初文學史、書法史、學術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對現有的關於姜宸英的研究成果試作述評，並指出進一步研究的學術增長點與可能性，以期推進、深化有關姜宸英的各個方面的研究。

一、姜宸英研究史述略

對姜宸英的研究始於清人。清人學風醇正，考證嚴密，誠如梁啟超所言：“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因此，其持論相對客觀，可資參考者較多。如清初著名古文家魏禧準確地揭示了姜宸英古文的創作風格與文壇地位，全祖望、李祖陶、李慈銘等學者精到地闡發了姜宸英古文的藝術特色，尤其是李慈銘所評，有理有據，很有說服力。姜宸英的詩歌和書法也較早地納入了研究者的視野，或探究其創作風格，或追溯其藝術淵源。凡此，均給後學以很大啟發，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20世紀，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西方文化觀念的衝擊，明清小說研究成為一時風尚，清代詩文則少有人問津。1949年以前，學界對姜宸英的研究幾乎一片空白，只有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提到一句：“清初為古文者，自侯魏以外，有汪琬、姜宸英、邵長蘅，皆顯於康熙朝。”值得注意的是，此論述把姜宸英與汪琬並列，並沒有侷限於宋犖所劃定的“清初古文三大家”的藩籬，顯示出作者較為獨特的學術眼光。

50年代後，政治日益干預學術，文學研究的視角日漸逼仄，方法也是侷限於人民性、階級性範圍的“以論帶史”。在這樣的學術生態下，姜宸英研究自然艱於起步，但也並非一無是處，如出版於60年代的鄧之誠遺著《清詩紀事初編》，對姜宸英古文、詩歌成就作了鉤玄提要的評述，尤其對其詩歌“調高格穩，頗有寄託”的揭櫫，頗為符合姜宸英詩歌創作的實際。

歷史的腳步邁入80年代，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一系列的“解凍”，學界也迎來了“春天”，對文學史、書法史、史學史上的很多問題都進行了重新考量和評價。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姜宸英研究也出現了轉機，學界貢獻了幾篇較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如鄭玉浦《姜宸英書法初探》（《寧波師院學報》，1985年第4期）、朱端強《姜宸英與〈明史·刑法志〉》（《南開史學》，1987年第1期）等，儘管數量較少，格局較窄，畢竟姜宸英的書法和史學進入了現代學人的研究視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對姜宸英的整體研究。

誠如蔣寅所言：“清代文學研究的高漲，尤其是詩文研究的全面展開，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儘管如此，對姜宸英詩文的研究還多是把他作為某個文壇大家的附庸或某個文學流派的成員出現。如出版於1983年的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一書“附錄二：交遊考”中，考述了姜宸英的生卒年，梳理了納蘭性德和姜宸英交遊的經過；出版於1997年的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一書，把姜宸英視為清代著名詩歌流派——“浙派”的一員，列專章（第三編第四章“古文家兼詩人姜宸英”）探討。

嘉慶二十三年鄭喬遷

歲寒堂刻本《湛園詩稿》

21世紀以後，關於姜宸英的研究狀況才漸趨明朗，學界出現了一批較紮實的學術論文。如古文方面，熊曲《姜宸英文學思想初探》（《船山學刊》，2010年第1期）、杜廣學《經世精神與姜宸英論體文創作》（《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1期）、杜廣學《姜宸英古文理論及價值芻議》（《勵耘學刊》，2016年第2輯）；史學方面，段潤秀《姜宸英與〈明史〉修纂考述》（《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後收入其專著《官修〈明史〉的幕後功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書法方面，高軍紅《從〈六行軒姜帖〉看姜宸英的書法風格和歷史地位》（《書畫世界》，2008年第2期）、楊勇《西風吹冷長安月——姜宸英及其書法》（《書法》，2012年第8其）；生平經歷方面，劉暢《康熙己卯順天鄉試案考辨》（《菏澤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杜廣學《姜宸英與納蘭性德交遊考論》（《文藝評論》，2015年第10期）、杜廣學《清初古文家姜宸英生平、著述若干問題考述》（《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2016年第2期），等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相關研究，如張則桐《計東與康熙初年文風》（《古典文獻研究》，2010年6月）、陳國安《清初文化變革與桐城派》（《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兩文，或追溯姜宸英思想學術的淵源，或置其於有清一代散文史上加以審視，視野頗為開闊，觀點很是新穎，遺憾的是限於文章的論題，論述只能三言兩語，我們無法領略其細密的論證和有效的闡發。

學位論文方面，現有三篇碩士論文、一篇博士論文，分別為：何麗晶《姜宸英書學研究》（吉林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趙祥《姜宸英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邵劼《姜宸英詩文研究》（寧波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杜廣學《姜宸英研究》（黑龍江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這些碩博論文對推進姜宸英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限於研究者的視野、學識，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憾。

早在1913年，馮貞群（1886～1962）即編成《姜西溟先生年譜》，但此譜一直塵封於寧波天一閣，直至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將其作為附錄於2016年印出，才顯明於世。受蒐集、整理鄉邦文獻思潮的推動，陳雪軍《姜宸英年譜》於2011年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因其是“急就章”，在蒐集文獻的廣度和辨析史實的深度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陳雪軍“在撰寫《姜宸英年譜》時即開始留心收集姜宸英詩文集的相關資料”，後在孫欣的協助下，點校《姜宸英文集》，於2015年9月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但遺憾的是，該書底本的選擇存在嚴重問題，標點、文字的錯誤也時常出現。2016年，雍琦整理的《姜宸英全集》作為“浙江文叢”的一種於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相較陳雪軍、孫欣的《姜宸英文集》整理有很大進步，尤其是披露了寧波天一閣藏有姜宸英有關的諸多資料，彌足珍貴，但該書在校勘、文字等方面仍存有不少錯誤。

綜上所述，三百年來關於姜宸英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仍留有進一步提升的學術空間，我們需要調整思路，更新觀念，對其進行更系統、更深層次的整合研究。

一級文物國家不允許私下交易，需要出讓應該先聯絡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常規一級文物的保管權都是政府，私人持有是極罕見的。文物這玩藝的價值實際上都是人為的炒作，祗要雙方願意則可成交。評估師祗是對存世量和品相提供的價值，僅供參考，說直的，他們的所謂"權威″祗是圈內的遊戲規則，文物本身實際價值僅存在在實時交易中。

所謂康雍乾清三代有價值的文物，國家都早已定性保護，一般都是禁止交易流通出境的。

明末清初文學家的手稿，能存傳下來更屬不易。既然國家文物部門已經定性為一級文物，自然是記檔存案重點保護。

樓主所言價值幾何？已經不屬於談論價格的問題了，無價之寶。

喜歡玩收藏的藏友都知道，瓷器易碎，物物易損，特別是能幾百年傳藏下來的字畫手稿，更是難以儲存。蟲蛀，潮溼，溼差，光線等等影響珍藏，加之變遷戰亂各種因素。

可以說，每一件文物的傳承都抒寫著各種傳奇……

傳承文化，保護文物，珍惜身邊每一件老祖宗傳承下的物件。不管它價值如何？都是對歷史文明的尊重，也是作為收藏愛好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