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夢想穿越，但穿越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語言——你和古人互相不知對方在說什麼。

穿越到清朝，勉強還能夠圓夢，穿越到元明，古人會覺得你口音怪異，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較慘，運氣好會被當做他國來客，由鴻臚寺接待後送去學習古漢語，運氣差點就會被當做外國奸細處理了。

有人說粵語是古漢語活化石，是現代最接近古漢語的方言。那麼，講粵語真的就可以和古人無縫對接嗎？

與拼音文字不同，漢字很大程度獨立於語音，也就是說語音的改變並不反映在文字上，這也讓一般人對於語音的變化缺乏意識。

唐朝時，廣東還屬於中原人眼中的蠻荒之地，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語音，一向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 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被稱為“洛生詠”。

當然，粵語雖非唐朝官話，還是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在中唐以後，北方陷入長期戰亂，嶺南卻少受北方音變影響。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語音變化更大。如金元時期出現過一種奇怪的漢兒言語，明朝後即消亡。嶺南地區語音上卻更趨保守。

不過，粵語雖儲存有不少古漢語語音，也多是兩宋時的中古晚期漢語，和南北朝到唐中期的典型中古漢語已經有不少區別。

所以，想要無縫穿越回唐朝，說一口粵語也是不太有用的。

方言曾作為軍事密碼使用

方言的差異性，會鬧出很多笑話。

2016年網上曾經流行一個段子，叫“藍瘦香菇”，據說是廣西南寧的一種口音。意思是難受想哭。這裡首先是n、l混淆，其次是g、k混淆。鄭子寧為南寧人鳴冤說：實際上南寧口音中，這兩組音都是可以區分的。g、k混淆，是受壯語影響。他個人認為有這種口音的，應該是廣西桂林柳州一帶的壯族人。

語言與語言的隔膜，有時還會被刻意強化。

溫州話素以難懂聞名，不但北方人一個字都聽不懂，就連溫州的鄰居台州、福州的居民對其也是無能為力。溫州話不僅在中國聲名遠播，就連美國電視劇《盲點》中也出現以溫州話編譯的資訊難倒美國FBI情報人員的橋段。

不過，對於坊間傳出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隊把溫州話當秘密通訊的工具，作者考證後認為不足為信。但是他指出用方言作軍事密碼，歷史上是有真實記載的。比如《左傳》中就有“楚言而出 ”的記錄，說明中原各國難以破譯楚華人內部交流時的楚國方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也有過一種語言——美國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納瓦霍人的語言納瓦霍語，曾因為其難度，作為通訊加密。194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招募了29名納瓦霍人，與他們合作製作了一套語音密碼。他們屢建奇功，尤其在硫磺島戰役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英雄事蹟後來還被改編成好萊塢大片《風語者》。

在有些特殊時期，一個方言發音的不同，甚至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在關東大地震時，日本為了在大量操著不同口音的日本災民中揪出北韓敵人，用“一元五十錢”等日本基礎語言，篩出6000名北韓人。同時，也有幾百華人和少數日本人被錯誤識別而平白丟了性命。

短短二十年後，日本人自己也成為測試物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宣戰。為避免日本人偽裝成美軍盟友，諸如華人、菲律賓人，美國一度使用一本名叫《中國指南》的書，建議美華人用“Smith left the faultless”作為測試，區分華人和日本人。

據說華人可以較為準確地說出這個句子，而對於日本人來說這卻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而在武昌起義後，革命軍也曾在城門設卡令念“六百六十六”，武漢方言六讀lou，旗人讀音有異，被識破者甚眾。

雙語教學可能產生“克里奧爾語”

語言差異無處不在，而人們為了突破語言差異，所迸發的創造力也令人驚歎。

比如，我們在很多反映抗日戰爭的歷史劇裡面都會聽到諸如：大大的有、咪西咪西之類，這並非某些編劇亂編的無稽之談，它其實是有根據的。

抗戰時，日本人並不會特別去花很大的精力學習“正常”的漢語，同樣華人要在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裡學會日語也不太可能，但是雙方總歸要打交道吧，於是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主要是在東北地區流行的一種語言——協和語。

協和語的特點是它會把大量的日語詞引入漢語，說得像中文，但語法上又受到日語的影響。

上海開埠之後，英華人來上海，洋行的買辦會說英語，但是大量的黃包車伕、女傭人等等沒有條件去學習。當時就出了一本書，教人們如何迅速學會英語（用上海讀音），比如“來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銅鈿‘吞的福’（twenty-four）……”

針對目前的中國雙語教學中，很多號稱“英語母語環境”、沉浸式教學的現象，鄭子寧表示不敢恭維。根據語言專家研究，一個孩子在3歲以下，暴露在英語中的時間在40%以上，才能算作英語母語環境。這樣嚴苛的要求，在目前國內很難達到。

孩子們極有可能被教育出奇怪的“克里奧爾語”。海地的克里奧爾語言並非孤例，有兩種或更多語言長期混居的地方，幾乎都誕生了相應的克里奧爾語。比如新加坡，英語是首要推行語言，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新加坡英語”。從純粹語言學角度看，各種語言並無優劣之分，不過家長們就不要對操一口道地的倫敦音或紐約音抱持太大指望了。

推廣普通話並非一蹴而就

如果說有什麼語言上的變化對今天華人影響特別大的話，毫無疑問當屬推廣普通話。它使人們的溝通變得順暢起來。

不過，推廣普通話並非一蹴而就。

早在雍正年間，就曾有過這類嘗試。當時為此還在廣東和福建專設有正音書院。但是卻告失敗。因為當時的官話有好幾種，比如南京官話、北京話，不知該學哪一種。師資也成問題，迫於無奈只得找了幾個駐防福州的旗人。

從福州留下來的教材來看，正音書院的第一課教的是“皇帝”“朝廷”“皇上的家”“我們都是奴才”。這樣的教法只會淪為笑柄，相反加強漢族士子對“普通話”的反感。加上當時中國各地交流有限，學習一門通用語沒有迫切性，推行不下去也是自然。

清末民初，民族熱情高漲，很多人將目光再次投向四分五裂、有礙團結的地方方言上。

辛亥革命後，北京話因為是清廷之語不招人待見，更令傳統人士反感的是，北京話沒有入聲，平仄混亂，會嚴重影響人們對古典文學的理解。甚至在北京口語音外，出現北京讀書音，北京讀書音人為地重現了在北京口語中已經消失幾百年的入音。

1913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老“國音”。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裡面有入聲之類帶古話語的語音，以及南方口音的一些特徵。

問題是老國音在現實中應用不多，純用北京話作為普通話的京音派與國音派互不買賬，不少學校甚至出現兩派互毆的景象。這次普通話推廣又宣告失敗。

最後，大家都選擇了以北京話為普通話的基礎，這才有了今天的普通話。

鄭子寧認為：語言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它可以作為互相溝通的橋樑，也可以作為互相隔絕的籬笆。而把它作為橋樑還是籬笆，在乎個人選擇。

語言差異無處不在，而人們為了突破語言差異，所迸發的創造力也令人驚歎。

比如，我們在很多反映抗日戰爭的歷史劇裡面都會聽到諸如：大大的有、咪西咪西之類，這並非某些編劇亂編的無稽之談，它其實是有根據的。

抗戰時，日本人並不會特別去花很大的精力學習“正常”的漢語，同樣華人要在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裡學會日語也不太可能，但是雙方總歸要打交道吧，於是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主要是在東北地區流行的一種語言——協和語。

協和語的特點是它會把大量的日語詞引入漢語，說得像中文，但語法上又受到日語的影響。

上海開埠之後，英華人來上海，洋行的買辦會說英語，但是大量的黃包車伕、女傭人等等沒有條件去學習。當時就出了一本書，教人們如何迅速學會英語（用上海讀音），比如“來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銅鈿‘吞的福’（twenty-four）……”

針對目前的中國雙語教學中，很多號稱“英語母語環境”、沉浸式教學的現象，鄭子寧表示不敢恭維。根據語言專家研究，一個孩子在3歲以下，暴露在英語中的時間在40%以上，才能算作英語母語環境。這樣嚴苛的要求，在目前國內很難達到。

孩子們極有可能被教育出奇怪的“克里奧爾語”。海地的克里奧爾語言並非孤例，有兩種或更多語言長期混居的地方，幾乎都誕生了相應的克里奧爾語。比如新加坡，英語是首要推行語言，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新加坡英語”。從純粹語言學角度看，各種語言並無優劣之分，不過家長們就不要對操一口道地的倫敦音或紐約音抱持太大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