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明白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

1. 商鞅變法主要內容

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獎勵耕戰，依軍功授爵位；

建立縣制；

此外，縣制的建立，使得統治階級更加貼近老百姓，組織結構扁平。變法的執行力度，效果都能很快得到反饋。因此，秦國迅速成為了最強大的國家。

2. 王安石變法主要內容

青苗法，就是幫助老百姓更好地生產，春天缺苗政府給苗，秋收之後還錢；

募役法（免役法），就是本來老百姓本來要服兵役，現在可以交錢給政府，政府花錢找別人代替；

市易法，就是政府建立倉庫，民間缺糧就平價放糧，民間多糧就平價購入；

等等...

簡單說明理解一下，發現出發點都很好，而變法的主要目標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但是很容易就想到這中間問題出在執行過程中。

青苗法規定每個地方有定額，出現了強行攤派。富戶根本不需要，結果攤牌給了窮人，最終卻還不上；

募役法對窮人而言，依舊毫無用處，沒有錢去免役，反而要去更多的承擔勞役，荒廢田地；

市易法也有類似的問題，執行過程中價格並非按照最初的指標去走，結果成了市場上最大的奸商；

總體對比下來，商鞅變法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受益的是絕大部分底層人民，於國家統治也大有裨益。而王安石變法則是要“理財”，增加政府收入。此時國家機關層級太多，任務一層一層向下分配，執行者得不到監督，最終完全走樣。

此外，統治階級的支援力度不一樣。秦孝公傾全力支援商鞅，反對派大都清出朝野。而王安石的支持者聊聊無幾，大多是曲意奉迎之徒，鑽營利益之輩，宋神宗久居深宮，不知民間疾苦，對王安石也無法聽之信之。所以王安石的失敗也不是無法理解的。

要想了解這兩次變法結局不同的原因，我們不妨先把這兩次變法的前因後果搞清楚。

商鞅變法發生在戰國前中期的秦國，變法的主導者是時任秦國君主的秦孝公以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地處當時的西部邊陲，土地貧瘠，經濟文化落後于山東六國。戰國前期的主要強國是魏國，當時的魏國在經歷了李悝變法以後，實力強勁，在此期間，秦國被魏國按在地上各種摩擦，而且還被奪取了河西之地，所以在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實力相比較其他諸侯國實在是拿不出手。等到秦孝公繼位以後，面對國家殘破的局面，一心想要有所作為的他決心大力招攬各華人才，富國強兵。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秦孝公和商鞅這樣一對歷史上配合極為默契的君臣走到了一起。

商鞅在面對這樣一個孱弱窮困的秦國，深知只有透過變法圖強才能讓秦國有一番新的面貌。既是變法，那就要對原有的利益進行劃分，透過打壓一個原有的利益集團來使社會煥發生機，進而富國強兵，鞏固國家的統治。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透過廢井田，土地私有，重農抑商，鼓勵耕織等等的舉措，是國家的經濟狀況得到大大的改觀。另外又透過嚴刑峻法，獎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度，壯大了國家的軍事力量，將內部的矛盾轉化到國家外部，將國家鍛造成一部強大軍事機器。

變法要想成功，首先需要有強權的支援，進而使得變法能夠擁有足夠強大的執行力來推行下去，秦孝公對商鞅變法的大力支援是商鞅能夠在舊有利益集團的阻撓下將變法貫徹始終的重要原因。秦孝公對於富國強兵的巨大渴望使其能夠一以貫之的支援商鞅，頂住各方反對者的壓力，最終將新法順利的推行下去。所以當初孝公在位之時，商鞅能夠穩居廟堂，而孝公一旦身死，諸方勢力瞬間開始對商鞅發難，導致商鞅最終被新上任的君主施以車裂之刑。

而王安石變法則是發生在北宋中期的神宗年間，北宗的政治環境是處在一個周邊強敵林立的環境下。北方的契丹建立時間比宋朝還早，自身接受漢文化較多，又佔據了東北要塞燕雲十六州，北宋初期曾一度想要收復此地，奈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西北的党項也已經崛起，尾大不掉，成為北宋王朝的一塊心病。西夏和大遼都不同於歷史上其他的胡人政權，他們是高度漢化的政權，經濟文化都較為發達，所以宋朝所面臨的外部威脅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北宋自經過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向來是以文人治國，在軍事方面一直羸弱不堪。

等到宋神宗繼位以後，憑藉年少輕狂的幹勁，年輕的皇帝想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於是乎，王安石的政治抱負終於等到了施展的一天。所以在神宗皇帝的支援下，王安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此次變法在開展之初就受到了保守派的嚴厲反對，導致出現了宋朝史上最激烈的黨爭。變法之初，神宗皇帝尚能一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主張，然而後來在反對方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漸漸力不從心，開始動搖，以致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職，變法遭受了巨大的打擊。此後，王安石雖然再度為相，但是由於變法已經得不到神宗皇帝的支援，已經漸漸難以維持，即便王安石重新被啟用也是無力迴天。到後來司馬光再度為相之後，原來所變之法被全部廢除，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王安石變法是想改變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局面，新法推行後，雖然有一些弊端，但也確實取得了非常不錯的反響，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的財政收入。但是由於反對的聲音太大，而主政的神宗皇帝在變法的問題上也開始動搖，未能一以貫之的將變法支援下去，最終變法在一片反對聲中無疾而終。

相比較於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短板就是統治階級的支援力度不夠，商鞅變法受到了秦孝公的絕對支援，從而使商鞅能夠放開手腳大幹一場，而當孝公逝世以後，新上任的秦惠文王雖然車裂了商鞅，但卻並沒有將新法廢除，使得新法能夠一直貫徹執行下去。而王安石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支援，王安石變法自始至終都沒有很好的貫徹下去，導致最後新法被廢，所有努力付諸東流。從這一點看，所有的變法改革要想成功實行，都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執行環境，而失去這個環境，再好的新法也終將無法有效執行。另外商鞅所處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社會處在急劇的變革之中，舊有貴族集團的力量不夠成熟與穩固，這也為商鞅變法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外部條件。

商鞅面臨的問題是：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需要將全國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為生存而戰。

王安石面臨的問題：國家出現財政危機，農民出現大規模破產失業現象，軍隊人數臃腫，但戰鬥力不強。

商鞅和王安石他們所處的朝堂，要進行變法的共識是存在的，但變法的方式方法存在爭議，商鞅和王安石都選擇了按照自己的思路來。商鞅用的方式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王安石的思路是增加社會財富滿足國家的財政需求。

我們作為後來者，可以清晰的看到，商鞅變法所處的環境是生產力被束縛，需要解放生產力，當釋放出底層人的生產力，秦國驟然崛起，變法也就成功了。到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生產效率已經到達可以達到的頂點，不可能再透過解放生產力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

利用現代經濟學的原理來看當時王安石碰到的問題，當時生產力水平在農業社會已經達到了頂點，糧食產量很高，已經超過了所有人可以消化的總和，造成供大於求的情況，也就是到了通貨膨脹的地步，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變得很便宜，但地租國稅沒有變化，造成農民越來越窮。當時問題的根源在於需求不足，產能過剩，依靠市場自己的調節顯然是不現實的，不可能讓老百姓不去種地，把產量降下來，他們只會更加努力的多生產糧食，價格上不去，就走量，這樣只會越來越供大於求，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嚴重，造成大量的失業農民。國家為了不讓這些失業農民鬧事，就把他們編到軍隊裡，利用國家財政養著他們，造成財政困難。財政困難就需要多收稅，多收稅，農民越難生存，又造成更多的失業農民，如此惡性迴圈。多收稅、養太多兵就需要大量的官員和配套設施，更進一步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王安石面對這種情況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青苗法，失業農民沒錢了，無法從事下一年的農事生產，那麼國家借給你錢，等你明年產出糧食來，把本金和利息再還給國家。但農民為什麼破產失業，是需求不足，糧食過剩，現在讓他們加大生產，產出來的糧食賣不掉還要還利息，變成了變相剝削。還有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等，本質上都是讓人多生產糧食，還是沒有解決生產出來的糧食怎麼消化掉的問題。

軍事上的改革可以概括為精兵簡政這幾個字。將大量的軍隊裡的人放逐的社會上，而又沒有給予妥善安置，又讓他們去種地當農民，使得農民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縮小。如此一來，國家倒是有錢了，但農民難受了，造成農民怨聲載道。之前一直都說是因為腐敗造成的失敗，其實不盡然，還是違背了經濟規律，利用國家手段強制干預市場，干預的方式又有問題的，加重了社會的矛盾。

所以說，王安石變法是註定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