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諸子百家中最容易被統治者接受的是法家，特別是到了戰國之後，法家思想的接受度更好。

這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春秋戰國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各國都先後經歷戰爭，所以統治者要考慮的事是如何才能讓自己的國家在戰爭中取勝。而法家的思想是變法圖強，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這一主張符合當時統治者的需要。秦孝公接受商鞅的主張開始變法，使秦國變得強大。事實上，商鞅先給秦孝公提出過儒家和道家的治國主張，但被秦孝公拒絕了。這也可以看出，當時儒道兩家並不適應當時的社會形式。

孔子周遊列國，處處碰壁。墨子周遊列國，也處處碰壁。

二子唯一的不同，孔子雖然不受國君重用，諸侯往往會宴請孔子，孔子可以美餐一頓。而墨子由於是平民出生，職業是百工。楚王聽聞墨子想拜見他時。說墨子學說是賤人之學，不可登大雅之堂。墨子連見國君一面，都困難。

與儒墨不同的是法家。秦王讀到韓非子的著作後，說出了肺腑之言：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足恨！

法家為什麼那麼受國君待見？從其思想中可以找到答案：

一、以刑罰捍衛君主，奴役臣民。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韓非謂之：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

二、以陰謀詭計捍衛君權，奴役臣民。

三、實行愚民措施。讓人民成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四、貧民、辱民、弱民、疲民、虐民。

五、三綱理論。韓非謂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治常道也。

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韓非謂之：主而誅臣，焉有過！

七、讓君主擁有無限權力。讓臣民成為狗奴才。大臣是：從主之法，順主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人民是：寡聞從令。

而儒家恰恰相反。孔子曰：君君、臣臣。首先，以君道的標準約束君主。然後，再以臣道的標準約束臣子。就是以禮法把君主和權力關進牢籠，今日謂之憲政。儒家還主張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

儒家主張，把人民當奴才的暴君，必須誅殺。孔子歌頌湯武革命。儒家當然不受君主待見。

黃老學派一方面，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另一方面主張，以刑罰捍衛君權，奴役臣民：

生法者，君也，守法著，臣也。主上，執大分，以生殺，以刑賞。

黃老學派繼承了商鞅‘以奸治民，則民親制’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將其發揚光大——奪，然後予；貧，然後富。天下可舉！

戰國時期，秦國重用法家。六國重用黃老學派。而儒家被國君卿大夫尊崇，卻不受重用。

儒家大師，以及孔子後人到某國後，倍受國君、公子款待：先生聖人之後，我對你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延綿不絕，又猶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然後一拜再拜，以師禮待之。這完全是做做樣子。向世人表明自己禮賢下士，以吸引人才。

感謝郭文宗的邀請。

先來審一下題。嚴格來講，春秋和戰國的主要社會現象，社會矛盾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另外，王侯將相也是個通俗的說法，因為比如春秋時期的霸主的爵位是公，就是諸侯的級別；到了戰國才有很多稱王的君主。王是一身兼三職的，代表君親師來推行教化。至於將相和諸子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我們知道孫武，孫臏可以歸到兵家，張儀、蘇秦可以歸到縱橫家。

所以我打算重點談談國君（春秋的公，戰國的王）和諸家的關係。

無論是春秋，還是戰國，地方實權派——國君，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地盤和人口，就是資源的問題。所以整個春秋戰國的社會現象就是資源爭奪戰。

但側重點又有所差別，體現在：春秋時期的生產力情況導致兵農是合一的，在資源爭奪戰中擁有優勢的是老牌的諸侯國，比如齊國，晉國，楚國這些大國，廣大的其他諸侯國在當時的背景下顯得黯然失色了。這一時期也有大戰，也有決戰，但大都由稱霸者挑起，和小國關係不大。戰國時期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國家的減少，主要諸侯國只剩下七個，而且都可以稱雄一方，彼此制衡。在春秋時期推行的賦稅制度，到了戰國已經普及，而且許多諸侯國進行了變革，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典型的特徵就是商業活動頻繁很多。這一時期的戰爭規模大，週期長，場面慘烈。可以說資源爭奪戰正在被秦的統一理想所取代。

好，交代背景有點長，其實應該更細緻，更完備的，限於篇幅，就來回答問題。

春秋時期，諸家最受諸侯國接受的是哪一家？前面交代了社會現象——資源爭奪戰，那自然排除掉醫家，農家，乃至儒家。儒家的仁政和王道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孔子親自去列國介紹他的治國理念，但當時的歷史條件，諸侯國君都沒能採納他的建議。道家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因為道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西周的開國功臣——姜太公，所以，道家學派在當時是最有廣泛性的。不過，這裡所將的道家學派，和老子那一派有所不同。他代表大道——中華文化的根，我認為和周公，姜太公很接近的學派。

從“春秋五霸”的影響力來看，齊桓公，晉文公和他們的謀臣——管仲、鮑叔牙還有五賢士等，都表現出各式各樣的側重，比如管鮑可以歸到法家；五賢士可以算作兵家，但是我覺得這樣劃分並不公允。

理由如下：春秋時期，齊晉秦楚都是西周的諸侯國，都受周公，姜太公的影響。所以他們的作為可以稱得上有勇有謀，能文能武，這些君主和謀臣應該可以和姜太公劃到同一學派——道家。這個道不是老子那個道，而是中華文化，學派大道那個道，伏羲，文王那個學派。

到戰國時候，春秋時候產生的諸家很多依然存在，並且得到了發展。儒家就不談了。醫家，農家也不必談。

顯而易見的是兵家，春秋時候的孫武就是典型的代表，戰國時候的孫臏，龐涓也都是。他們是所有君主共同的選擇嗎？看看孫臏的職務——軍事，龐涓的職務——大將軍，就知道應該不是最顯赫的。當然影響力是很大的，比如後來秦國的王翦都是兵家的代表。還有那個有名的四大名將，都可以體現出兵家在戰國時期擁有的顯赫地位。還有墨家，墨家和諸侯國的關係很密切，墨家有廣泛的知識分子群眾基礎，可惜，始終沒有走上歷史舞臺。

蘇秦張儀這種縱橫捭闔之法——類似今天的國際斡旋，搞外交，組織結盟對抗另一個組織。這在七雄並立時期，勢均力敵的時候管用過一陣子，後來被商鞅的富國強兵策略打破了這種平衡，因而也是曇花一現。

所以，不得不承認的是戰國時期——商鞅所代表的法家學派最受君主喜愛。從管仲到商鞅，再到後來的李斯都是這個學派的代表。也許這是亂世用重典的原因之一吧。但是商鞅本人的遭遇以及秦王朝的短命都告訴我們，法家其實是很糟糕的治國之法。嚴刑峻法下的統治換來的是老百姓激烈的反抗。所以，漢朝建立之後，馬上恢復黃老之治。

綜述，春秋戰國，諸家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之下，真正經得起考驗的是儒家和道家。而這兩家的源頭就是周公，姜太公所傳下來的道——中華文化的大道。就是我在這裡談的頭頭是道，您覺得有道理或沒有道理的道，這個道就是自然律，就是人性，就是人人都向往的愛與安全感。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為中華民族貢獻了璀璨的思想文化，直到今天，仍然影響深遠。

諸子百家中，要說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儒家。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儒家文化深刻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我們今天所信奉的某些價值觀，比如仁義，誠信，忠於國家，孝敬父母，都是來自儒家思想。

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並不被各國的國君們所接受。因為那時是亂世，最需要的是競爭，而提倡“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只適合於治世。所以，孔子帶領弟子們周遊列國，卻一次次吃了閉門羹，一路上風塵僕僕，惶惶如喪家之犬。

春秋戰國時期，真正被國君們接受的，是法家思想。因為法家思想能夠最快速地增強國力，從而在與別國的競爭中取得領先。

那時候的強國，全是靠著法家思想在治理國家。

比如齊國，因為重用管仲，國力大為提升，齊桓公因此成為諸侯中的霸主。管仲的思想，就是標準的法家思想。管仲一死，齊國很快就衰落了。

比如秦國，不管是秦孝公重用的商鞅，還是秦王嬴政重用的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商鞅變法，使名不見經傳的秦國變成了強國。李斯的輔佐，則使嬴政滅掉其他六國，統一天下，建立秦朝，成為始皇帝。

說了這麼多，到底什麼是法家思想呢？

很簡單，一切都以國君的利益為最高利益，就是法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可在法家思想中，老百姓都是國君的工具，都要為了強大國君的國家而各司其職。甚至是那些大臣們，也都要像騾馬一樣，甘心被國君所駕、驅使。如果國君無法駕馭，那就殺了他。

不過，法家思想是一柄雙刃劍，容易傷人，也容易傷己。比如為秦國強大立下汗馬功勞的商鞅，最終落了個五馬分屍的下場；比如幫助嬴政統一天下的李斯，最終也落得個滿門抄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