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後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麼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願意支援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中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洋務派主觀上並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但由於洋務派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係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採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於近代民用工業，終於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
此外，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的批判，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於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於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最後，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 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佔”，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一千三百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井。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後，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後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麼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願意支援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中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洋務派主觀上並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但由於洋務派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係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採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於近代民用工業，終於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
此外，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的批判，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於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於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最後，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 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佔”，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一千三百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井。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後，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