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人”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中貴族知識分子的形象，主要產生於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國貴族革命時期。當時，一些受過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影響，具有較高天賦和才華的貴族知識分子，既不滿上流社會的腐敗，憤世嫉俗，又無力與本階級決裂；既有朦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為，又脫離人民，遠離革命，結果，在碌碌無為中虛度一生，成為“既非孔雀，又非烏鴉”的“多餘人”。這些“多餘人”形象不僅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文學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學畫廊中的珍品。

“多餘人”系列形象：

1.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奧涅金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多餘人”形象。

2.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畢巧林

3.赫爾岑《誰之罪》：別爾托夫

4.屠格涅夫《羅亭》：羅亭

5.《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

6.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奧勃洛摩夫

俄國“多餘人”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們生活在貴族階級趨向沒落的時期，在反動的專制體制和農奴制下感到窒息，不願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汙;但因為遠離人民，無法擺脫貴族立場，缺乏生活目的，只能作為一個社會的“多餘人”。

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裡的奧涅金;萊蒙托夫《當代英雄》裡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裡的羅亭;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裡的奧勃洛摩夫等，都是“多餘人”的代表。普希金的代表作《葉甫蓋尼?奧涅金》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它的發表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確立的標誌。別林斯基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奧涅金》可以稱為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奧涅金的形象是俄國封建社會貴族青年的典型，他雖然受過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不滿於貴族社會的庸碌，和周圍的人格格不入，但貴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靈魂空虛，無所作為，成了社會的“多餘人”。這樣，奧涅金就成為俄國文學中第一個“多餘人”的形象。奧涅金的形象在俄國貴族革命時期的文學中乃至整個俄國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奧涅金也因此在俄國多餘人形象系列中成為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多餘人形象。

在其他多餘人形象中，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貴族社會里的佼佼者，是一個對上流社會強烈不滿的貴族青年。 

“多餘人“多餘人”之所以會“多餘”，是由當時的時代特徵和知識分子自身的特點決定的。19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正處在一場風起雲湧的社會變革之中，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浪潮席捲俄羅斯，特別是1812年衛國戰爭和1813至1814年的俄軍西征對俄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青年貴族軍官接受了歐洲的民主思想，又在西征中親眼看到了西方先進的文明、民主的制度和發達的生產力。在他們

的影響下，貴族知識分子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團體，普遍對俄國社會的現狀表示不滿，並開始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失敗使貴族知識分子社會變革的熱情消退，沙皇政府則變本加厲地加強控制。在這一動盪的歷史過程中，貴族知識分子始終充當著這個時代的思考者和領路人的角色，試圖喚醒俄華人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精神。他們向來喜歡追問“誰之罪”和“怎麼辦”，因為他們“固有一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追求精神理想，不滿足於平庸的物質生活”。他們總是幻想用自己的知識和思考去解決社會現實中的種種實際問題，但結局往往是不幸和無可奈何。這種特點決定了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彩虹般美好理想和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就是“多餘人”之“多餘”的根源。所以，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當貴族知識分子的軟弱、猶豫不決和無力積極干預生活成為社會前進的障礙時，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實踐能力的平民知識分子就取代了他們。由此可見，時代特徵和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共同促成了“多餘人”作為客觀人物的出現，而“作家只不過反映了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一種典型罷了”。所以，19世紀的“多餘人”是當時的俄羅斯社會現實與貴族知識分子之間衝突的結果，是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進行的一種反應方式，是他們在那種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的一種生存狀態，體現了現實主義作家對當時時代特徵和人物特點的理解與把握。

20世紀的俄羅斯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蘇聯。從20年代中期開始，俄華人民便處在動盪的政治旋渦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識形態話語的高壓下，失去了個性、自由和思想。之後，在漫長的幾十年間，大部分俄羅斯知識分子都經歷了短暫的欣喜、彷徨與懷疑、失望與痛苦，最終選擇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對一元化語境，揹負社會責任和歷史十字架的俄羅斯創作知識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說話。作家們讓筆下的主人公成為知識分子，成為“把自己放在人、人類、民族、人民、無產階級、生物或其他類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讓他們依靠自己淵博的知識來分析、思考、領悟、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驚喜地發現，“多餘人”和一系列類似“多餘人”的形象出現在俄羅斯後現代主義小說中，從不同側面反映了20世紀知識分子

的生存狀態。一方面，這是由於俄羅斯文學強大的現實主義傳統不斷延續的緣故。俄羅斯後現代主義文學雖以反傳統的面目出現，卻表現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在整合俄國文學、外國文學文化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另一方面，這是由相似的時代特徵造成的。在封閉、壓抑、不自由的歷史環境中，俄羅斯知識分子既遭到當局的壓制，又遇到被統一的輿論所催眠的民眾之不理解，然而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良心和社會責任感，堅持思考。第三，俄羅斯後現代主義文學是俄羅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創作知識分子修正壓抑的生存環境的一次嘗試。作家們嘗試透過揭示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來反觀社會現實。於是，新“多餘人”出現了。

俄羅斯後現代主義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奧多耶夫採夫的形象。“普希金之家”即位於聖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俄羅斯科學院普希金文學研究所，作品主人公廖瓦?奧多耶夫採夫就是這個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他從小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失去了個性和獨立的思想，只會按照別人的和現成的思維模式去思考。他的父親從一開始就把嚴酷而醜陋的真相隱藏起來，只教他虛無空洞的理想主義，讓他一直生長在幻想世界裡。“解凍”時期的一天，他素未謀面的祖父突然回到家裡。祖父莫傑斯特?普拉託諾維奇?奧多耶夫採夫喻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出現的精神貴族、知識分子精英。他個性自由，執著地為自由而鬥爭，曾因反對當局對人的精神壓迫而被判流放。多年的流放生活並沒有把他變成精神奴隸和順民。流放歸來後，老奧多耶夫採夫依然堅持其反對僵化的體制的立場，提出不同於官方的異端思想，因而被驅逐到生活的邊緣。透過與祖父的交流，廖瓦嘗試著拋棄幻想，去思索人生和尋找真實的自我。但是，幻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讓廖瓦變得迷惘，他只從祖父那裡接受了一些他認為必要的思想。廖瓦有才能，會思考，善推理，但沉湎於童話式的理想而不懂生活。他曾是一個有才幹的年輕人，但充斥社會的惡與危險卻慢慢地消磨了他的天賦，他變得害怕思考、害怕表達自己的思想，害怕成為當局批判和打擊的靶子。他的創作也是虛幻的，是對虛假現實的模仿。類似廖瓦的青年知識分子在當時的蘇聯還是很多的，這與“解凍”前後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這就是著名詩人葉?葉甫圖申科

所謂的“二十大的孩子”。

米拉舍維奇作為小說的第二主人公，也具有“多餘人”的氣質特徵。十月革命時期，年輕的米拉舍維奇因被牽連進一起謀殺案而入獄。出獄後，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爾貝涅茨市居住，並在那裡開始了文學創作。米拉舍維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青年時代曾經呼喚革命，並實踐革命。然而，米拉舍維奇親眼看到社會動盪中自發勢力所引發的暴力及其對法制的破壞，親身感受到了世態炎涼。他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會動盪對人的愚化和人們道德的滑坡，卻又無能為力。在經歷了一系列人生變革之後，特別是認識到社會動盪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貴們主張的欺騙性之後，他開始思考，換了一種全新的、有點類似於隱士和聖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邊緣，冷眼看著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局外人。

因此，可以說，俄羅斯後現代主義文學並不是什麼無根之水、“壞文學” 和虛無主義的時尚，而是堅實地站在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揚棄和發展的一種文學新流派。肇始於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多餘人”形象始終與時代脈搏緊緊相連，得以“後現代化”。 ”形象之所以在俄國文學中佔重要地位，是因為貴族革命家脫離人民，成為解放運動第一階段的大問題，但到了第二階段，時代變了，“多餘人”形象進步意義的一面消失了，生活要求的另一類新型人物，即官吏、小市民、商人、農民等平民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新人”形象也就應運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