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洛陽理工學院金勇強博士梳理前人和他自已的研究，唐宋時期(大約公元600~1000年)中原地區經歷了5次較為明顯的寒冷過程，第一次出現在600~630年，中原地區氣溫比現在高1.8度，到了630年後，比現在低0.4度，下降了2.2度。第二次寒冷過程約在690~710年，下降1.2度，820年後逐漸回升。第三次約在780~820年，這一時期下降近1.1度。820年後逐漸反彈。總之，唐宋時期中原氣候在變冷過程。甚至有專家認為唐朝由強變弱也與氣候變化有關係，有專家分析，由於中原地區氣候寒冷，絲織品生產，糧食產量都受到影響，戰爭次數增多。

古代詩文中，唐宋氣候的變化！

在人類自然科學的範疇裡，有一個門類叫“古氣候學”。

這個學科主要研究的是各個地質時期，氣候的變化規律，為預測今後氣候變化及應對方案提供服務。

在此學科探索上，中外科學家走出了兩條涇渭分明的道路。外國學者更重視考古發掘，透過挖掘探坑採集古代植物標本、花粉來進行科學分析。

而中國科學家在田野科考之餘，還一頭扎進古代文獻記載中，猛刨先祖們留下的記述。

說起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們，通常都會有種幸福的“煩惱”。作為地球上最喜歡“碼字”的族群，漢族先民個個都是寫史狂魔。

再加上，從未斷絕的漢字文化，讓我們可以很容易瞭解到古代發生的事情。而這造成的結果是，先人們給我們留下龐雜到令人髮指的紙面記載。

這其中，不但有官修史志，還有大量的野史、方誌、遊記、筆記、小說、詩詞歌賦等等。這些史料中，均儲存了很多各地氣候變化的資料。

今天，我們就從古代涉及氣候的詩文記載中，看看唐、宋時期的氣候，都發生了那些變化。

先從宏觀的角度上，闡釋一下中原地區，幾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大趨勢。

經過竺可楨、朱士光等前輩學者的研究，中國歷史氣候的波動變化週期，已被國內外氣候學界廣泛認可。

在最近四、五千年來，中原地區的氣候大環境，總體上呈現起伏趨冷，逐漸走低的大趨勢。

其中，在“仰韶文化時期”、“秦漢時期”和“隋唐時期”分別有過三個氣溫的高峰，稱為“暖期”。

而在“西周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和“明清時期”，則處於氣溫低潮期，稱為“冷期”。

注意表中的橫線，這是現代氣溫的等位線，對應的溫度為9℃。

由此可知，三個暖期的平均溫度高於現代平均氣溫，最高的仰韶暖期高出2~3℃。秦漢、隋唐兩個暖期雖數值趨落，但依舊高於現代均值。

從橫軸上看，中國大陸的氣溫，大趨勢是暖期不斷縮短，冷期愈來愈長，冷期降溫的幅度逐漸加大。

例如，“仰韶暖期”歷時幾千年，“秦漢暖期”延續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

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100多年，魏晉南北朝冷期則經歷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則長達八、九百年，到17世紀中葉又形成了最近四、五千年來最寒冷的氣候。

透過上圖，我們能夠很直觀的得知，從隋唐至宋，中原氣溫處於下降的通道，並且圖上顯示的下降曲線很陡。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古人詩文中的描述和上述論斷是否相符吧！

先說古代人最喜歡的題材——梅花，因梅花一年中開花最早，被推為花中之魁首，故歷朝歷代詠頌者眾多。

北宋（960—1127年）詩人林和靖（林逋，967年—1028年），隱居於杭州西湖小孤山，以“梅妻鶴子鹿家人”聞名，其詩作“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園小梅》），在中國詠梅詩中堪稱不世之作。

這說明，當時杭州西湖的梅樹長勢良好，林和靖才能以梅相伴。

在杭州稍北的南京鐘山，年過半百，心恢意懶的王安石，對著數枝怒放的寒梅，鬱郁中寫下了，“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但北宋時期，華北地區已無梅樹可尋。

蘇軾（公元1037-1101年）在其詠杏花的詩中寫道，“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強充鼎和”（《杏》）。

而王安石則在另一首詠梅詩中，乾脆嘲笑北方人沒見過梅花，將其誤做杏花，“春半花才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紅梅》）。

但如果王安石生活在唐朝，他是沒有機會嘲笑北方人的，因為當時關中梅樹遍佈，並不稀罕。

唐玄宗時期（公元712-756年），梅樹可以生長於長安的皇宮，妃子江采蘋因其所居種滿梅花，被稱為“梅妃”。

詩人元稹（779年—831年）在《和樂天秋題曲江》中，便寫到了曲江的梅樹，“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而杜甫《病橘》一詩中寫到，李隆基在蓬萊殿中種植了柑橘，“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要知道，相比於梅樹，柑橘更不耐寒。一般來說，梅樹在-14℃以下，便會生凍害，而柑橘更差-8℃的低溫，就會讓它結果困難。

唐代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裡記載，“天寶十年（公元751年）秋，宮內有幾株柑樹結實一百五十顆，味與江南蜀道進貢柑桔一樣。”

而在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2200平方公里的太湖，全部結冰封凍，且冰堅實的足可通車。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名的柑橘全部凍死！

可見唐宋兩朝巨大的氣溫差距，而時間再向前推，到商周時朝，梅樹則更為普遍。

《詩經·秦風》中有“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的詩句。

此時的梅樹，可以在終南山野外自然生長，這比唐朝長安城內的小環境更惡劣。說明商周時期，氣溫應該比隋唐更溫潤多雨。

另外，在商周時期，梅樹的作用可不是簡簡單單欣賞而已，梅子還是種重要的調味品。

《書經·說命篇》說:“若作酒醴，爾惟麴櫱；若作和羹，爾唯鹽梅。”

說完了梅樹和柑橘，我們來說另一種吃貨的最愛——荔枝。

荔枝是種典型的熱帶水果實，比橘柑更不耐寒，-4℃的溫度便會凍死，其常規種植區域多在廣東、廣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

但唐朝詩人張籍(公元765—約830年)在其《成都曲》一詩中寫到，“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這說明，當時成都周邊便有荔枝種植。因此，傳說中“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貴妃愛物，當不是來自嶺南。

北宋蘇軾（公元1037-1101年）時候，荔枝就只能生於其家鄉眉山（成都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樂山了。

到了南宋，陸游（公元1125-1210年）和范成大（公元1126-1193年）均在四川居住過一段時間。

從二人的詩文可知，此時四川眉州已不生荔枝。作為經濟作物，荔枝的種植區已南移到四川南部沿江一帶，如宜賓、瀘州大量種植。

在蘇東坡心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竹子，隨著氣候的變化，種植範圍也出現了大範圍變動。

在隋唐時代，河內（今河南省博愛）、長安和西京鳳翔（今陝西省鳳翔縣南）均設有管理竹園的特別官府衙門，稱為竹監司。

到南宋初期，只有鳳翔府竹監司依然保留。河內和長安的竹監司，因無竹可監已經取消了。

元朝（公元1268-1292年）初期，長安、河內又重設“竹監司”衙門，可見氣候再度轉暖。

但《元史·食貨志》記載：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懷(慶)、孟(津)竹課，頻年研伐已損，課無所出”，再度撤銷，只有鳳翔的竹類種植繼續到明代初期才停。

這表明，隨著氣候逐漸轉冷，明初以後，竹子在黃河以北，已不再作為經濟林木而培植了。

另外，唐朝時期，農作物的生長季節也比現在長。

唐人樊綽的《蠻書》中記載：“雲南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可收穫兩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麥或大麥。”

現在曲靖一帶的農民，也做不到一年麥稻兩熟，只能在收稻後，補種豆類作物。

綜上所述，從古人留給我們的詩文中可見，梅樹、柑橘、荔枝、竹子的等作物的生長範圍，在唐宋兩朝差別甚大。這種變化，主要源於氣候的轉冷。

而北方氣候漸冷的趨勢，使漢唐時期經濟的主要引擎黃河流域熄火，並在一定程度上，使江南地區一躍而成中國經濟的中心，成就了“蘇杭熟，天下足”的佳話。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江南的開發除了三次衣冠南渡外，還有氣候因素使然。

甚至，氣候因素的加成可能會更大些。因為北方地區保持溫暖氣候的時期，恰恰是中原王朝最強勁的幾個朝代。

而之後天氣轉冷，乾旱少雨頻仍，中原朝代便漸漸奄奄一息，再無勒石燕然、牧馬天山的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