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致原因各朝歷來大同小異：

1、永不停歇的戰爭機器

2、賦稅繁重造成貪汙腐敗

3、內部奪權，暗爭暗鬥

4、群雄紛起爭汗位

元朝之所以短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搖擺不定，那就是到底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元朝的創立者忽必烈是個強有力的統治者，所以在他在位期間，元朝的政治形勢相對還算穩定。

忽必烈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對漢文化非常推崇，元朝的國號就是取自《易經·乾篇》中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這句話。不過，忽必烈去世之後，元朝的蒙古統治者就在路線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一派堅持以蒙古為基礎的政策；另一派則是認為應該延續忽必烈的路線，以中國為基礎，採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

這兩個派系的蒙古統治者從爭論不休，發展到了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在忽必烈去世後到元順帝即位前，短短39年時間裡，元朝更換了九位皇帝。中央政局的不穩定直接就導致了元朝總體實力的迅速衰落，後來全國各地農民起義軍呈現燎原之勢爆發，可是元朝的最高層統治階層還是在忙著內鬥。到了十四世紀中葉，曾經橫掃天下的蒙古鐵騎已經變得不堪一擊了。

元朝建立不到百年就亡了，確實挺短的，究其原因，有這麼幾個方面:

一、沒有很好的籠絡漢族士大夫階層

窩闊臺汗、忽必烈汗在位時，對漢族士大夫還是很重視的，對有軍功的漢侯分封了大量土地，很多漢人在朝做官。元朝統一天下後，把人分為了四個等級，而漢族排在最後，政治地位地下，蒙古人殺漢人賠一頭驢就行了，可見漢人地位底下，造成很大的內部矛盾，這必然會招致漢人的反抗。

二、忽必烈之後沒有賢君

蒙古的歷代皇帝都是沉迷於酒色之中，就連還比較顯明的窩闊臺汗都是飲酒過度死的，統一之後的皇帝大多好酒好色，對朝政置之不理，政局混亂，叛變、奸臣迭起，遇到天災人禍，老百姓沒有人管，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只能等死。朱元璋就是父母餓死，親兄弟餓死，逼得走投無路才參加紅巾軍造反的。

三、蒙古貴族內部不夠團結

成吉思汗時代幾個兒子就不和睦，幾個兒子的後代之間關係更加緊張，各個派系時不時就有擦槍走火的風險。蒙哥汗死後，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這對親兄弟為了汗位甚至拔刀相見，忽必烈之後的皇族裡面也多次出現內訌，長期鏖戰的局面，這在不同程度上都削弱了元朝統制的基礎。

　元朝為何社會矛盾如此尖銳?造成這些矛盾的原因是什麼?接下來跟著阿晨一起欣賞。

　　元朝是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消滅南宋，結束了長期的戰亂局面。元中期政變頻繁，政治始終未上正軌。後期政治腐敗，權臣干政，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加劇，導致元末農民起義。

　　元代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主要體現在“四等級制”上，促使了元代社會矛盾尖銳化和複雜化。將不同的民族分為不同的等級，並用不同的政策進行管理，這叫一國四制，這是蒙古統治者學習了世界史後發明的，契丹族統治者曾將當時的人民分為契丹、奚族與漢族等不同的等級，明確規定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

　　元朝統治者在統治機構中，各個部委的一把手都是蒙古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漢人，南人參政議政的機會很少。在地方上，達魯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擔任，以色目人任同知，漢人任總管，同知、總管互相牽制，都要服從達魯花赤的指揮。在刑法上，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分屬不同機關審理。在量刑上，同樣做一件壞事，但懲罰方法卻不一樣。如規定蒙古人打死漢人，只需要去政府農場勞動;漢人殺死蒙古人則處極刑。蒙古人打漢人，漢人不準還手，違者嚴懲。漢人、南人犯盜竊案在臂上刺字，蒙古、色目人免刺。

　　元朝統治者規定，漢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不得田獵、習武、祈神賽社、夜間點燈等。這種民族等級的劃分，是促使元代社會矛盾尖銳化和複雜化的重要原因。元朝後期，為了加強統治，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寸鐵的禁令，每十戶居民才給一把菜刀，並且菜刀還用鐵鏈鎖在水井旁，這給巧婦做飯帶來很多麻煩，尤其是伯顏當政時竟藉口起義軍多為漢人，企圖挑起民族仇殺以壓制廣大漢族人民的反抗鬥爭，結果激起了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更激烈的反抗。土地兼併，賦稅沉重，貨幣貶值，在內地，蒙古統治者給貴族開綠燈，保護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

　　同時又把近300萬民戶分封給各級貴族，作為他們的食巳，並把北方和江南的大量田地賞賜給他們，用暴力扶植了一個新的封建特權階層。有些學者曾把這個階層稱為“種族階級”，即“種族地主”。在財政稅收上，蒙古統治者對中原和南方實行了兩種不同的賦稅制度。在中原有“稅糧”，包括地稅和丁稅，規定地稅多者交地稅，丁稅多者交丁稅。另外還有包銀。在江南則實行南宋的兩稅制，同時還要交納戶鈔和包銀。除此之外，各地農民還要負擔各種差役。元朝後期，圈地運動搞得很火，蒙古王公貴族透過“賜田”和掠奪，佔有大量土地。

　　武宗時的近幸為人請田，一次竟多達1230頃;順帝時伯顏先後獲得“賜田”兩萬餘頃。此外，和尚、尼姑也廣佔良田，仁宗時普慶寺得賜田8萬頃，文宗、順帝時大承天護聖寺前後得賜田32萬5千頃。元代後期，朝廷經常入不敷出，因此稅收不斷增加。仁宗時，包銀總數比元初增加了10倍，一般課稅(包括商稅)竟增加了50倍。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漢人、南人，包括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勞動者也普遍陷於貧困，和林附近的貧民甚至有賣子女給漢人富戶當奴婢的來交國稅和地稅。

　　元朝的皇室與官僚幹部紀律作風有嚴重問題，尤其是元順帝時期，腐敗程度已經無以復加。加上天災頻發，元朝後期朝政日益腐敗，各地農田水利失修，水旱災害不斷，災情年年擴大。1344年，黃河連續三次決口，饑民遍野，百姓流離失所。1356年，當朱元璋攻佔集慶，他大規模地招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朱元璋勢力日益高漲，但元朝皇室卻如日落西山。元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包括朝廷中皇權與後權的矛盾、皇帝與太子的矛盾、權臣之間的矛盾、各支軍隊之間的矛盾等跟雨後春筍一樣瘋長。

　　元朝社會矛盾，包括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兩個方面。

　　第一，繁重的賦役。元代的賦役制度極為複雜，南北又不相同。具體地說就是“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徵收賦稅。按1280年規定，丁稅每丁納谷三石，地稅每畝納糧三升。正稅之外又有“絲料”、“包銀”、“俸鈔”等各種雜稅，還有築路、並河、運輸、開礦等各種勞役、兵役等各種負擔。到了元朝中期，稅收比初期增加了10倍左右;元朝末期，更是高達50倍左右。

　　第二，土地兼併嚴重。貴族透過圈佔牧地、佔據無主的荒地等各種途徑，奪取了大量的土地。元朝初年，忽必烈雖屢禁圈地，仍不能禁絕。元朝中後期，一些貴族憑藉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又大肆蒐括民田。特別是元朝每個皇帝繼位後，都要透過“賜田”，使蒙古王公大臣獲得大批土地。土地兼併的結果，加深了社會矛盾。

　　第三，勞動人民身份下降，依附關係加重。元朝勞動人民身份下降，元朝勞動人民身份，比宋朝時下降，這是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蒙古統治集團內部，一直存在著爭奪權力的鬥爭。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為爭奪汗位展開鬥爭。忽必烈即汗位後，又發生了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先後奪權的事件。元末的皇帝大都又是荒淫昏庸，揮霍無恥之徒。政治腐敗，財政困難，更進一步加深了元朝的社會矛盾。

　　第五，民族矛盾尖銳。為了削弱人民的反抗力量，便於統治，元朝實行了民族壓迫政策。他們把全華人口，按征服的先後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為第一等;其次是色目人;再次是漢人;最低下的是，原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稱為南人。四個等級從政治待遇、經濟負擔、法律地位上都有區別。

　　政府規定中央或地方官，正職一律由蒙古人擔任，他們享受種種特權，而漢人與南人則遭百般歧視。法律還規定蒙古人打了漢人，漢人不得還報。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加劇了民族矛盾。

　　元朝是以蒙古貴族為主，並得到其他各族地主階級上層支援的政權，因此，對地主階級採取籠絡，並使他們能佔奪田地、應考科舉、做官，是他們一貫的政策。如漢族地主董俊、張柔、史天澤等人，由於他們較早地歸順了蒙古統治者，因而得到了同蒙古貴族一樣的優厚待遇。相反，對於蒙古人、色目人中廣大下層勞動者，其等級身價列為第一、第二等，但卻同樣遭受殘酷的封建壓榨，有的甚至淪為奴隸。在元朝統治下、受剝削受壓迫的不僅是漢族勞動人民，而且還有蒙古人、色目人中的勞動人民。所以說，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仍然是元朝社會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這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中，元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滅亡，最後各支農民軍與江南地區先後被朱元璋所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