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歐洲的金融危機源於幾點：一是資本逐利貪婪的本性。二是市場信任的缺失。三是金融市場機制體制的失衡。

首先，主權債務問題實際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一般來說，經濟繁榮期，私人部門的負債相對較高，而每次危機之後，政府的財政赤字都會出現惡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也點燃了歐洲暗藏於風平浪靜海面下的巨大債務風險。各國為抵禦經濟系統性風險的救市開支巨大，部分國家多年財政紀律鬆弛、控制赤字不力，使得目前歐元區16國平均赤字水平超過6％，各國財政赤字過高和債務嚴重超標直接引發了本次債務危機

其次，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導致了主權債務問題的產生。一方面，歐元區財政政策的溢位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各國面對危機衝擊時，過多依賴財政政策，而且有擴大財政赤字的內在傾向；另一方面，歐元區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使希臘等國能夠盡享獲得低廉借貸，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掩蓋了其勞動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經濟危機下這些問題日益凸顯，希臘和西班牙等國越來越難越履行債務，最終引發大規模違約。

再次，歐元區各國（如PIIGS國家，即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內部經濟失衡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深層原因。如希臘長期財政預算超支，公務員隊伍龐大，偷公共事業佔總GDP的40%，稅逃稅嚴重，私人部門赤字過大，經濟危機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使得情況更加嚴重；葡萄牙的經濟增長在本世紀的前十年迅速回落，其人均GDP只有歐盟平均的2/3；愛爾蘭經濟在過去的兩年陷入衰退，其房地產泡沫破滅嚴重影響了政府稅收和民眾消費能力；義大利經濟近年來發展緩慢，併為高失業率、高稅收所困擾；西班牙的經濟在高於歐盟平均值之上增長十多年之後陷入了嚴重的衰退之中，失業率在過去的一年裡大幅上升，其財政赤字也遠遠超出歐盟所允許的上限。

第四，歐盟內外部的結構性矛盾是債務危機爆發的制度性因素。一方面，由於歐元區內部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差異的擴大，德國、荷蘭等出口大國與希臘等危機國之間存在鉅額經常專案失衡。德國和荷蘭基本一直處於經常專案順差，兩國去年經常項下盈餘仍高達GDP的5%，而希臘、西班牙等危機最為嚴重的國家則出現了鉅額貿易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

另一方面，迫於政黨和工會組織的壓力，希臘等國多年來過度提高工資和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待遇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這不僅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也提高了單位勞動成本，使希臘在與亞洲低成本國家的競爭中不斷處於劣勢，長時間的積累導致政務債務和對外債務不斷攀升。我們用1999-2008 年部分歐洲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和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的散點圖，結果發現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國家，財政赤字也較高。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程序的加速，面對亞洲市場的競爭，以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優勢盡失。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這種歐元區內外的結構性矛盾和不平衡無法透過貨幣貶值等手段來糾正和調節，政府只能採用財政政策來刺激和維持國內經濟，加劇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產生，成為本次危機的導火索。

最後，國際炒家的投機炒作加速了本次債務危機。10年前，高盛公司幫助希臘政府掩蓋真實債務問題而加入歐元區，2002年起，誘使希臘購買其大量CDS等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當前債務危機。危機後，大肆沽空投機歐元，在金融衍生品的助漲下，希臘貸款成本飆升，危機被放大蔓延至整個歐元區。

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統一貨幣和分散財政的矛盾。

只有實現貨幣和財政雙統一，歐元區國家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危機的重演。雖然目前幾個主要危機國的救援方案和減赤計劃已基本就位，但要徹底擺脫危機，還需經歷一個漫長的痛苦過程。歐債危機並非歐元危機，因此，各國外匯儲備在危機中遭受的損失不大。真正對全球以及中國經濟造成嚴重傷害的是歐洲經濟很可能因此長期陷入衰退。考慮到歐洲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建議政府可在多邊框架下對歐元區進行必要救助。國內企業尤其是銀行企業應抓住有利時機，積極發起對歐洲優質資產的併購活動。

　　 由於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資金相對匱乏的小國可以搭資金充裕國家的便車，坐享歐元區統一低利率所帶來的好處。預計，第二輪救援計劃實施後，希臘政府在2013年～2015年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今後來自希臘的主要風險是現政府在執行財政緊縮和赤字縮減計劃過程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

　　 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統一貨幣和分散財政的矛盾

　　 儘管引發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正如大多數人所認同的那樣，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歐元區“統一貨幣”和“分散財政”的矛盾。由於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資金相對匱乏的小國可以搭德國、法國等資金充裕國家的便車，坐享歐元區統一低利率所帶來的好處。同時，由於財政決策分散，各國政府在本國財政政策選擇上有充分的自主權，為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實力偏弱的國家有很強的利用低利率融資（而不是高稅收）來維持其高財政開支的動機。較低的利率環境和較高的公共開支又會刺激私人部門擴大借貸規模。這樣一來，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債務就會長期處於超量擴張狀態，結果必然導致其國內工資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而工資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會嚴重損害這些國家產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導致出口減少，國際收支惡化，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政府稅基萎縮。當上述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發債務危機。

　　 由於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普遍建立了高福利制度，因此，很多學者將此次歐債危機歸咎於歐洲所實行的高福利制度。但若仔細觀察後會發現，雖然高福利制度通常會導致高失業，但高福利制度並非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瑞典、挪威等貨幣獨立的北歐國家，雖然長期實行高福利制度，但其國內債務問題並不嚴重（儘管失業率偏高）。原因在於，這些國家都擁有獨立的主權貨幣，如果政府過度依賴發債融資，那麼，可能的後果有二：（1）推高利率，抑制投資、就業和經濟增長；（2）保持低利率，但會因此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雖然瑞典、挪威等貨幣獨立的國家實行高福利制度，但所需資金主要是藉助稅收而不是依靠發債籌集的。

　　 在歐元區統一貨幣制度下，由於希臘、葡萄牙等高福利國家的政府能以很低的利率融到資金，因此，更傾向於透過大量舉債而不是透過提高稅負來維繫其高福利開支（充分利用歐元區統一貨幣的好處）。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知道，由大規模發債所引發的通脹，是由所有歐元區國家共同承擔而不是由其一國承擔。當貨幣區內經濟狀況良好、借貸利率保持在低位時，這種融資模式尚可維繫。但是一旦經濟狀況惡化，政府收入銳減，信用評級下調，融資成本攀升，則很容易爆發債務危機。因此，高福利制度並不是引發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引發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統一貨幣”和“分散財政”的矛盾——因為它助長了歐元區成員國過度發債融資的道德風險。

　　 儘管高福利制度並不是引發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但從長期看，高福利必然導致高失業。一方面，高福利必然伴隨高稅收，而高稅收會增加企業稅負，削薄企業利潤；另一方面，高福利制度也會推高勞動力成本，從而進一步壓縮企業利潤。因此，高福利制度抑制企業投資，推高失業率。根據歐盟委員會的統計，最近10年，歐盟27國的平均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高達45%左右，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即使在經濟景氣度較高的2007年，歐元區的失業率也在7%以上。

　　 此次歐債危機，除因實行高福利制度導致政府過度舉債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爆發後，歐元區部分成員國房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壞賬激增，政府因對銀行實施救助（注資），導致赤字大幅飆升，最終演變為全面的債務危機。此次歐元區債務問題比較嚴重的幾個國家，都或多或少與房地產價格泡沫破裂有關，這其中最典型的是愛爾蘭。金融危機爆發前，愛爾蘭政府的債務問題並不嚴重，2007年政府債務餘額僅佔GDP的24.8%。金融危機爆發後，愛爾蘭房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壞賬大幅攀升，為避免銀行破產，愛爾蘭政府自2008年起被迫對其國內銀行進行注資，結果導致財政赤字大幅攀升。 2008年～2011年，愛爾蘭政府赤字佔比分別為7.4%、13.9%、30.9%，呈加速增長態勢。而在2008年之前，愛爾蘭政府在絕大多數年份為財政盈餘。 2008年～2010年，愛爾蘭政府累計向國內銀行注資376.6億歐元，並將四家銀行收歸國有。由此可以看出，愛爾蘭債務危機完全是由房地產價格泡沫破裂引起的，而非高福利引起。歐元集團之所以提出建立永久性危機救助機制（ESM），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應對在貨幣區制度下經常發生的因銀行壞賬激增而導致的政府債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