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1823—1885），字雪巖，安徽績溪人，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富可敵國的晚清著名徽商，政治家；幼名順官，字雪巖。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胡雪巖經商，可以說是大澤龍蛇，國之奇葩。可胡畢竟是商人，雖然戴紅頂子，穿黃馬褂，但哪裡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佔中國生絲出口，遂邀人“集資同買”，他拿出銀子2000萬兩啟動商戰，囤絲14000餘包，超出整個滬絲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絲價猛漲，囤積一年，滬絲價高於倫敦。
到了1883年，外商絲廠雖未被強行關閉，卻因蠶繭供應受限制而瀕死。英國駐滬領事曾哀嘆，中國當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絲廠都將關閉。禁令之緣起，並非出於對胡雪巖發起商戰的支援，而是美商華地瑪在滬投資辦紗廠，與上海織布局逐利，李鴻章因與美商的關係，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巖是利用此禁令而發起商戰的嗎？非也！商戰從1881年就已開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戰，自始至終，都是個人英雄主義。但胡之商戰，曾得益於此，則毋庸置疑。反過來也可以說，此禁令能貫徹實施，商戰之助，也是功不可沒的。相比之下，李鴻章就事論事，當華地瑪計劃中止，李便應美駐華公使之邀，觀摩美商絲廠，禁令也就適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見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對商事亦必以戰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巖堅持商戰，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國主義，置生死安危於度外。
觀其商戰，因自作主張，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機”談胡雪巖。世上有如此的投機者嗎？投機者，無不趨利避害，避重就輕，而胡則擁銀三千萬兩，以中華首富身家，不坐享榮華，卻不惜傾家蕩產，欲為國家爭利權，為民族伸正義，如此而言投機，真不知何為俠義。
自古以來，中國之利權，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絲，二曰茶。當年郭嵩燾使歐，在英輪上，聽說有英國商人竊取中國茶種，帶走茶農茶工，種茶於印度，憂心忡忡。他不懼英人船堅炮利，而懼中國利權之失。胡雪巖此時心情，一如當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機，就應該為朝廷“招商引資”，開發中國利權，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這原本也是朝廷國策，官商路線，然而胡雪巖不取。有人說，胡雪巖是“紅頂”商人，他助左西征，甘為朝廷驅使，可見他想為官場中人久矣，哪有什麼“獨立之精神”？話雖如此，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還有民族大義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國家正義在。
雪巖一生，義薄雲天。觀其贈王有齡五百金，知其俠義之天性，率性而為也。當他助左公二十萬石軍糧，談笑而定杭州，這哪裡是求官？是本其忠義之良心，盡心而為也。當其追隨左公西征，傾家擔保左公軍用，豈求為中國首富耶？是本其與生俱來之民族大義，盡力而為也！此次商戰，他一擲千萬，所為何來？是本其國家立場，捍衛國家利權，伸張國家正義，盡其國民之天理也！
胡雪巖雖戴紅頂，授江西候補道，但其本性猶在，還是江湖中人；本業猶在，還是“民企”中人。從本性到本業，一個“義”字貫徹。從江湖義氣到朝廷忠義，從朝廷忠義到民族大義，他與左宗棠一致。而從民族大義走向國家正義，左宗棠“廉頗老矣”，難於進取，畢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場中人，朝廷與國家還難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戰到了節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巖還在。中法戰事一起，朝廷召左進京，委以軍事，左從此不再過問商戰之事。李也回頭，繼續招商引資。外商絲廠也轉而尋求與中方合資，國家利權勉強得以維持，而不至於完全喪失。可胡還在狙擊，終於被朝廷當作肉中刺拔之。朝廷變臉，便在英雄頭上澆了一盆“投機”的髒水。狙擊外資入侵，也就隨之變成了妨礙“招商引資”。
商戰至1882年，胡雪巖還在收購生絲，囤積原材料。而李鴻章則開始收購外商絲廠，來摘商戰的桃子了，一心想擺脫外商控制的胡雪巖，沒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鴻章的手裡，被李主宰。商戰至此，性質已變，從一致對外，轉向胡與李的內戰，李與帝國主義合作，像當年滅太平軍一樣，來滅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機的苗頭，查《晚清經濟史編年》一書可知，該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記源號絲棧因虧折銀56萬兩而突然倒閉，累及錢莊40家。上海各錢莊鑑於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業放款，而各業因週轉不靈歇業者相繼而起，不過半月，歇業之商號達20餘家。按照中國傳統過陰曆年的風俗，可說是年關難過。上海錢莊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開市，南市錢莊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則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異象，胡雪巖似乎尚未注意到，據夏東元撰《盛宣懷年譜長編》，是年，胡握在自己手裡的生絲就有15000包，壓了資金125萬英鎊，以當時1英鎊兌庫平銀4兩左右換算，胡投了白銀約500萬兩，可他還不罷手，這年6月，誤傳義大利生絲歉收，他接著收購生絲，推動絲價節節高升，自家錢莊幾無頭寸可調了，便向外資銀行拆借，雖拆東補西，但屹立不倒，聲勢依然。可有兩個“沒想到”給予他致命一擊：一是沒想到義大利生絲非但沒歉收，反而大豐收；二是沒想到盛宣懷背後捅了他一刀。就在這節骨眼上，胡雪巖為西征所欠80萬兩，剛好到還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卻是他本人，銀行只管找他要錢。這筆還款，歷年都由他先墊上，協餉一到便還他，可這一回，盛宣懷先去找了上海道臺邵友濂，說李鴻章欲緩發協餉，將還款拖延20天，邵為李門下，自然照辦了。
盛立即串通外國銀行，向胡催款，胡將阜康銀號及各地錢莊的銀子調來先還上，而盛宣懷透過電報，對胡的調款活動了如指掌，趁胡調空了銀號，就派人去提款，擠兌阜康銀號。本來錢莊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開戰，有法國軍艦要來攻打上海的傳言，人人自危，形成擠兌風潮，擠垮了阜康銀號。
胡趕緊賣出生絲12000包，虧了銀子150萬兩，欲救阜康，可擠兌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場來救了。胡趕赴上海，找邵友濂，催發協餉，邵躲避了，給左宗棠發電報，左那邊沒有迴音，據說，是盛宣懷派人將電報扣壓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場朋友甚多，還有人幫忙。
擠兌，從上海總號開始。德馨，時任浙江藩司，與胡雪巖一向交好，聽說上海阜康遭擠兌，料定杭州阜康擠兌會接踵而至，馬上派人，去庫中提出20000兩銀子，送到阜康，維持杭州局勢。有官場維持一下，胡還不至於垮，可有人在官場也下手了。清廷據奏，問責官員在阜康銀號的公私存款，問到刑部尚書文煜頭上，追究一筆46萬兩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稱從道員升至督撫，積俸銀36萬兩，陸續交該號存放。於是，清廷責文煜捐銀10萬兩，由順天府從本地阜康銀號如數提出，以充公用。接著，清廷又以該號閉歇，虧欠甚巨，將胡雪巖先行革職，並飭令兩江總督左宗棠嚴行追究，趕緊清理虧欠，還說，胡有典當20餘處，分設各省，買絲萬餘包，值銀數百萬兩，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來，胡雪巖破產對誰都沒好處，因為“胡所倒約近千萬兩，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親王奕訢、協辦大學士文煜“皆折閱百餘萬”，各省開報胡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採辦經費總計達240多萬兩，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撫為什麼還要眼睜睜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樣去拉他一把？為什麼清廷不管損失有多大，不問緣由不講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為何扣壓協餉，而將矛頭對準他？知道什麼叫殺功臣嗎？這就是。一箭雙鵰，兩個功臣一起殺。李鴻章與慈禧聯手了。當年天京財寶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結果查出個“刺馬案”，有曾國藩在，她裝聾作啞。這一回，李鴻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剛好讓她出一口壓抑多年的鳥氣，“天京財寶”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還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巖發動商戰，其自身亦有明顯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買辦出身，對於國際貿易和國際市場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義，還是以農業為基礎，而非以工業為主導。這兩缺，使他在商戰中產生了兩大盲點：一是市場的盲點，當上海的絲價已經超過倫敦時，他還在盲目地收購絲的原材料；當意大利蠶絲大豐收時，他還自以為奇貨可居。二是實業的盲點，胡本人從未投資過近代工業，對於近代化的工廠格格不入，發動商戰，驅逐外商，還排擠了工業，當李鴻章見好就收，轉向外資工廠下手時，胡仍一味霸悍，堅持商戰，不肯與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難逃了。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巖，安徽績溪人，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富可敵國的晚清著名徽商，政治家；幼名順官，字雪巖。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胡雪巖經商，可以說是大澤龍蛇，國之奇葩。可胡畢竟是商人，雖然戴紅頂子，穿黃馬褂，但哪裡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佔中國生絲出口，遂邀人“集資同買”，他拿出銀子2000萬兩啟動商戰，囤絲14000餘包，超出整個滬絲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絲價猛漲，囤積一年，滬絲價高於倫敦。
到了1883年，外商絲廠雖未被強行關閉，卻因蠶繭供應受限制而瀕死。英國駐滬領事曾哀嘆，中國當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絲廠都將關閉。禁令之緣起，並非出於對胡雪巖發起商戰的支援，而是美商華地瑪在滬投資辦紗廠，與上海織布局逐利，李鴻章因與美商的關係，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巖是利用此禁令而發起商戰的嗎？非也！商戰從1881年就已開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戰，自始至終，都是個人英雄主義。但胡之商戰，曾得益於此，則毋庸置疑。反過來也可以說，此禁令能貫徹實施，商戰之助，也是功不可沒的。相比之下，李鴻章就事論事，當華地瑪計劃中止，李便應美駐華公使之邀，觀摩美商絲廠，禁令也就適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見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對商事亦必以戰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巖堅持商戰，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國主義，置生死安危於度外。
觀其商戰，因自作主張，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機”談胡雪巖。世上有如此的投機者嗎？投機者，無不趨利避害，避重就輕，而胡則擁銀三千萬兩，以中華首富身家，不坐享榮華，卻不惜傾家蕩產，欲為國家爭利權，為民族伸正義，如此而言投機，真不知何為俠義。
自古以來，中國之利權，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絲，二曰茶。當年郭嵩燾使歐，在英輪上，聽說有英國商人竊取中國茶種，帶走茶農茶工，種茶於印度，憂心忡忡。他不懼英人船堅炮利，而懼中國利權之失。胡雪巖此時心情，一如當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機，就應該為朝廷“招商引資”，開發中國利權，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這原本也是朝廷國策，官商路線，然而胡雪巖不取。有人說，胡雪巖是“紅頂”商人，他助左西征，甘為朝廷驅使，可見他想為官場中人久矣，哪有什麼“獨立之精神”？話雖如此，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還有民族大義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國家正義在。
雪巖一生，義薄雲天。觀其贈王有齡五百金，知其俠義之天性，率性而為也。當他助左公二十萬石軍糧，談笑而定杭州，這哪裡是求官？是本其忠義之良心，盡心而為也。當其追隨左公西征，傾家擔保左公軍用，豈求為中國首富耶？是本其與生俱來之民族大義，盡力而為也！此次商戰，他一擲千萬，所為何來？是本其國家立場，捍衛國家利權，伸張國家正義，盡其國民之天理也！
胡雪巖雖戴紅頂，授江西候補道，但其本性猶在，還是江湖中人；本業猶在，還是“民企”中人。從本性到本業，一個“義”字貫徹。從江湖義氣到朝廷忠義，從朝廷忠義到民族大義，他與左宗棠一致。而從民族大義走向國家正義，左宗棠“廉頗老矣”，難於進取，畢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場中人，朝廷與國家還難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戰到了節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巖還在。中法戰事一起，朝廷召左進京，委以軍事，左從此不再過問商戰之事。李也回頭，繼續招商引資。外商絲廠也轉而尋求與中方合資，國家利權勉強得以維持，而不至於完全喪失。可胡還在狙擊，終於被朝廷當作肉中刺拔之。朝廷變臉，便在英雄頭上澆了一盆“投機”的髒水。狙擊外資入侵，也就隨之變成了妨礙“招商引資”。
商戰至1882年，胡雪巖還在收購生絲，囤積原材料。而李鴻章則開始收購外商絲廠，來摘商戰的桃子了，一心想擺脫外商控制的胡雪巖，沒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鴻章的手裡，被李主宰。商戰至此，性質已變，從一致對外，轉向胡與李的內戰，李與帝國主義合作，像當年滅太平軍一樣，來滅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機的苗頭，查《晚清經濟史編年》一書可知，該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記源號絲棧因虧折銀56萬兩而突然倒閉，累及錢莊40家。上海各錢莊鑑於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業放款，而各業因週轉不靈歇業者相繼而起，不過半月，歇業之商號達20餘家。按照中國傳統過陰曆年的風俗，可說是年關難過。上海錢莊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開市，南市錢莊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則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異象，胡雪巖似乎尚未注意到，據夏東元撰《盛宣懷年譜長編》，是年，胡握在自己手裡的生絲就有15000包，壓了資金125萬英鎊，以當時1英鎊兌庫平銀4兩左右換算，胡投了白銀約500萬兩，可他還不罷手，這年6月，誤傳義大利生絲歉收，他接著收購生絲，推動絲價節節高升，自家錢莊幾無頭寸可調了，便向外資銀行拆借，雖拆東補西，但屹立不倒，聲勢依然。可有兩個“沒想到”給予他致命一擊：一是沒想到義大利生絲非但沒歉收，反而大豐收；二是沒想到盛宣懷背後捅了他一刀。就在這節骨眼上，胡雪巖為西征所欠80萬兩，剛好到還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卻是他本人，銀行只管找他要錢。這筆還款，歷年都由他先墊上，協餉一到便還他，可這一回，盛宣懷先去找了上海道臺邵友濂，說李鴻章欲緩發協餉，將還款拖延20天，邵為李門下，自然照辦了。
盛立即串通外國銀行，向胡催款，胡將阜康銀號及各地錢莊的銀子調來先還上，而盛宣懷透過電報，對胡的調款活動了如指掌，趁胡調空了銀號，就派人去提款，擠兌阜康銀號。本來錢莊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開戰，有法國軍艦要來攻打上海的傳言，人人自危，形成擠兌風潮，擠垮了阜康銀號。
胡趕緊賣出生絲12000包，虧了銀子150萬兩，欲救阜康，可擠兌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場來救了。胡趕赴上海，找邵友濂，催發協餉，邵躲避了，給左宗棠發電報，左那邊沒有迴音，據說，是盛宣懷派人將電報扣壓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場朋友甚多，還有人幫忙。
擠兌，從上海總號開始。德馨，時任浙江藩司，與胡雪巖一向交好，聽說上海阜康遭擠兌，料定杭州阜康擠兌會接踵而至，馬上派人，去庫中提出20000兩銀子，送到阜康，維持杭州局勢。有官場維持一下，胡還不至於垮，可有人在官場也下手了。清廷據奏，問責官員在阜康銀號的公私存款，問到刑部尚書文煜頭上，追究一筆46萬兩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稱從道員升至督撫，積俸銀36萬兩，陸續交該號存放。於是，清廷責文煜捐銀10萬兩，由順天府從本地阜康銀號如數提出，以充公用。接著，清廷又以該號閉歇，虧欠甚巨，將胡雪巖先行革職，並飭令兩江總督左宗棠嚴行追究，趕緊清理虧欠，還說，胡有典當20餘處，分設各省，買絲萬餘包，值銀數百萬兩，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來，胡雪巖破產對誰都沒好處，因為“胡所倒約近千萬兩，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親王奕訢、協辦大學士文煜“皆折閱百餘萬”，各省開報胡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採辦經費總計達240多萬兩，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撫為什麼還要眼睜睜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樣去拉他一把？為什麼清廷不管損失有多大，不問緣由不講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為何扣壓協餉，而將矛頭對準他？知道什麼叫殺功臣嗎？這就是。一箭雙鵰，兩個功臣一起殺。李鴻章與慈禧聯手了。當年天京財寶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結果查出個“刺馬案”，有曾國藩在，她裝聾作啞。這一回，李鴻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剛好讓她出一口壓抑多年的鳥氣，“天京財寶”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還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巖發動商戰，其自身亦有明顯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買辦出身，對於國際貿易和國際市場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義，還是以農業為基礎，而非以工業為主導。這兩缺，使他在商戰中產生了兩大盲點：一是市場的盲點，當上海的絲價已經超過倫敦時，他還在盲目地收購絲的原材料；當意大利蠶絲大豐收時，他還自以為奇貨可居。二是實業的盲點，胡本人從未投資過近代工業，對於近代化的工廠格格不入，發動商戰，驅逐外商，還排擠了工業，當李鴻章見好就收，轉向外資工廠下手時，胡仍一味霸悍，堅持商戰，不肯與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難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