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封狠居胥應該是封狼居胥，指西漢大將霍去病登狼居胥山築壇祭天以告成功之事。

從白登之圍到霍去病封封狼居胥，漢王朝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改變？就是問漢王朝對匈奴從處於軍事劣勢到處於軍事優勢，是如何演變發展的？

漢朝和匈奴之間的軍事問題，深入探究實際上是相當複雜的。

從漢朝處於劣勢的白登之圍來看，以往史家往往比較多地從漢朝的角度考慮問題，認為劉邦和他的先頭部隊，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7天7夜，斷糧並且完全和主力部隊斷絕了聯絡，是嚴重到幾乎危及存亡命運的重大挫折，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考慮，匈奴也並不好過，在已經形成合圍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順勢將劉邦部全殲？事實上，當時漢軍習慣採用的密集步兵戰術，透過陣地戰來對抗匈奴騎兵的激動優勢，仍然是有效的，對於匈奴來說，雖然憑藉機動優勢和戰鬥力能夠追得上圍得住漢軍，但是漢軍仍然是難啃的硬骨頭。

漢匈雙方實際上都遇到了與之前迥然不同的敵人，雙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破解之道。

站在漢朝方面看，從文帝到景帝再到武帝，針對匈奴一直在尋求新的戰略戰術，這一探索在衛青霍去病那裡開花結果。

元朔五年（BC124）、元狩二年（BC121）、元狩四年（BC119）等幾次戰例中，漢軍都與匈奴軍隊甚至是其主力形成了近戰肉搏，並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史書（主要是《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大量使用合短兵、殺、斬、誅、紛挐（相牽也；指混戰，互相扭扯）、捕斬等詞彙，反映出此時漢朝的騎兵已經在戰國以來的騎射戰術之外，發展出衝擊戰術，並使得自身具備了獨立作戰的兵種戰略職能。

換言之，漢軍騎兵不是以騎射對騎射，而是將原先中原的正面衝鋒形成肉搏近戰的步兵戰術借鑑過來，以此對抗匈奴。

上述介紹的是目標或曰結果，達到這一點是幾方面因素疊加發揮的作用：

第一、漢初長時間的各類資源和物質財富特別是戰馬資源的積累；

第二、文景武帝主持的對匈奴騎兵戰術的學習和模仿，逐漸確立用騎兵向匈奴主動進攻的戰略；

第三、外戚出身的衛青、霍去病不是軍事世家，缺少傳統包袱的羈絆，反而適逢其會成為創新的實施者。

一個有關的延伸是，李廣採用的依賴個人騎射天賦的戰術，和當時漢軍騎兵的主流做法不同，李廣難封除了運氣等因素，也有他本人和創新戰術比較格格不入的一面——他曾經採用過沖擊戰術，但只是作為安定軍心的手段，總體上還是堅持和匈奴對射，參加以下引文：

這段時間，漢王朝一直在做國力的積累。

1、文景之治，為漢武盛世打下了紮實的物質基礎；

自秦末以來，烽煙四起，中原混戰，此後又經歷長達四年之久的楚漢相爭。在這短短几年的時間裡，中原地區接連經歷了鉅鹿之戰、濉水之戰、京索之戰、井陘之戰、彭城之戰、汜水之戰、固陵之戰、垓下之戰等大戰數十場。因此，漢朝初年百姓凋敝，需要時間來進行恢復。

文景二帝在位期間，大力推崇黃老治術，內政上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外交上透過和親來解決與匈奴的軍事爭端。

經過數十年的恢復，到景帝后期，國庫充盈，百姓富足。據說當時國家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因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文景之治讓漢朝的國力得以快速恢復，為日後漢武帝的對匈戰爭奠定了紮實的物質基礎！

此外，漢景帝年間，派名將周亞夫出戰，僅三個月時間，就平定七國之亂。至此，西漢諸侯王勢力的威脅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這又為日後漢武帝的對外用兵掃除內部隱憂。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大一統思想；

及至漢武帝時期，漢朝的國力其實已經相當強大。但是長期推行的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已明顯不適合急需進去的漢王朝。於是，漢武帝開始推崇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從思想上改變漢帝國的發展方針和治國方略。透過思想的轉變，讓漢朝形成大一統的主體思想。

同時，漢武帝還頒佈《推恩令》，這項政令要求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分給自己的子弟，從而使各諸侯國被越分越小，漢武帝得以趁機削弱他們的勢力。

透過漢武帝這些政策的推動，漢朝的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動員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

國力上的積累和增長，加上思想上的統一和鞏固，讓漢朝有了充足的戰爭準備。當然，匈奴在漢武帝的對匈反擊戰前期還是有一定的軍事優勢的。但隨著漢軍作戰經驗的積累，和衛青、霍去病等軍事將官的崛起。漢朝逐漸在對匈反擊戰中取得優勢，並佔據了戰爭的主動權。

從白登之圍到漠南無王庭，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漢朝完成了對匈奴從被動防禦到主動反攻的全面戰略逆轉。但這並非漢武帝一人之功，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奮六世之餘烈的話，那麼漢武帝可以稱得上是“歷四世之累積”了。

西漢之初的漢匈形式

匈奴起源於先秦時期的北狄，戰國末年開始逐漸崛起。就在中原王朝秦末混戰、楚漢爭霸之際，匈奴人在冒頓單于的帶領下開始正式崛起，大敗東胡王，吞併樓煩、白羊河南王等，領土得到大幅度擴張，實力變得極為強橫。

就在劉邦擊敗項羽建立西漢帝國之時，冒頓單于也在積極準備南下，於是雙方的第一次衝突爆發了。漢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圍攻韓王信都城馬邑，韓王信逐投降匈奴叛漢，與匈奴合兵南下。

接到訊息的劉邦大怒，親率30萬大軍北上征討。前期戰事進展順利，於是劉邦犯了輕敵冒進的錯誤，脫離大軍的劉邦在到達平城後發現後路被斷，雖然意識到中計可是為時已晚，無奈之下選擇了在對方縮小包圍圈之前撤向白登山，固守待援。

白登之圍後，漢匈開始和親，進入了較為穩定和平的時期，這給漢朝崛起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可貴的穩定形勢。而這種穩定的前提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漢高祖劉邦認識到了匈奴的強大，明白短時間內無法擊敗對方；二是匈奴同樣認識到了漢軍的強硬，這點從匈奴圍困劉邦七天卻將其無可奈何便可看出來。

漢朝崛起採取的措施

正如我前文所說，漢武帝能戰勝匈奴，很大程度上源於“歷四世之累積”，這四世分別是：漢高祖劉邦、漢高後呂雉、漢文帝劉恆、漢宣帝劉啟，漢朝的崛起與這四位執政者密不可分。

剷除叛亂，穩定內部。這個主要發生在漢高祖劉邦統治時期，漢初分封的七大異姓王除了長沙王吳芮之外先後被消滅，而為了穩固統治，劉邦又先後分封了九位同姓王。之後雖然偶爾有同姓王出來鬧事，但很快便被平定，即使漢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也僅用了數月便被平定。穩定的內部對漢朝的崛起起到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高祖劉邦）

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由於經歷了秦末的常年戰亂，導致國力大損，於是漢初從劉邦開始變採取了“與民休息”的國策，這一國策得到了包括後來漢高後呂雉、漢文帝劉恆和漢景帝劉啟的良好貫徹。主要國策有：對秦法進行改革，實行寬法治國；對稅收進行改革，先是“十五稅一”，之後景帝更是改為“三十稅一”；文化方面廢除了“挾書令”，鼓勵民間藏書；外交方面，對匈奴以和親為主，對嶺南以安撫為主，維持外部穩定。

（高後呂雉）

入粟拜爵，充實邊屯。文帝二年（前178年），漢文帝在晁錯建議下采取入粟拜爵”政策，主要內容是：鼓勵商人向邊塞輸送糧食，並按照輸送糧食的數量賜予爵位。此政策的實行，使得邊境屯糧大幅增長，足以支撐五年之用。這個政策的實行，極大避免了民間負擔加重，而且削弱了商人囤積糧食行為，防止了商人對農民的持續剝削。

（文帝劉恆）

募民實邊，整頓邊防。同樣是漢文帝按照晁錯的建議實行的政策，主要針對西漢和匈奴雙方在軍事上的差別，在貶低建立城邑，招募內地百姓遷徙邊地，充實邊地人口，由官府發給農具、衣服、糧食，直至其能自給自足為止。遷往邊地的百姓按照什伍編制起來，平時種田，農閒時進行軍事訓練，以備隨時參戰。並實行獎勵政策，凡是在抵抗匈奴侵擾時奪回被匈奴掠奪的財務，由官府照價賞賜一半。這一政策使得漢朝邊防極為穩固，且為漢朝提供了大量兵源。

（景帝劉啟）

建立馬苑，養馬練兵。漢文帝針對匈奴以騎兵為主，而漢軍以步兵為主騎兵較少的問題，文帝分別在北部和西部邊地建立了36所馬苑，用官奴婢3萬多人，養馬30萬匹。除官方養馬之外，積極鼓勵民間百姓養馬，並對養馬百姓予以一定獎勵補貼。到景帝之時，漢朝軍馬存量已經超過了30萬匹。這一政策的實行，大大加強了朝廷對軍用馬匹的需求。

正是由於以上政策的實行，使得漢朝的國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且使得軍事力量極度增強，最終為漢武帝置辦下了殷實的家當，為漢武帝反攻匈奴提供了強大的財力、物力、武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