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初大約70年的時間內，是國家力量的增強、行政的試驗和制度的確立時期。在這幾十年中，統治者集中力量強化中央集權在對外問題上一直保持無為的政策，希望儘快使國家從滿目瘡痍的廢墟中恢復過來。劉邦死後，西漢王朝在經歷了短暫的混亂後，迎來了一個相對較長的發展時期—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劉邦之子。高帝十一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呂氏家族謀劃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共同平定了這次叛亂，漢文帝被迎立為帝，在位23年。漢景帝劉啟，漢文帝太子，公元171前157年即位，在位17年。文、景在位期間的40年時間，是西漢王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史稱“文景之治”。

輕徭薄賦與獎勵農耕。文景時期，仍以黃老之說為治國思想提倡與民休息。在經歷秦末大動亂後，漢高祖和惠帝時期，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仍極為凋敝。漢文帝和景帝在位期間，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這一時期農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社會經濟也因此迅速發展。文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在鄉里按照單位戶數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對民間德高望重以及耕田成就突出的人頻繁獎賞，藉此以鼓勵發展生產。同時又採取了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許多措施。漢朝的農業稅採用收取分成租的方式，漢初至文帝前一直按照十五稅一的租率收取地租。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兩次下詔“除田租稅之半”，即將租率改為三十稅一，十三年甚至免除全額地租。從此以後三十稅一的租率遂成為漢代定製。在人頭稅方面，文帝時，算賦由每人120錢減為40錢，徭役則減為每3年服役1次，服役的時間並未因此延長。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國家所有的山川湖泊，允許平民進入樵採漁獵。這一方面便利了農民生活，推動了農副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關係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廢除了透過關隘使用文書的制度，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商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間接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自秦以來男子均為17歲為成年，即自17歲開始承擔國家賦稅徭役。漢景帝二年，這一制度被改為20歲，即推遲了3年，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且成丁年齡在此後仍被不斷推遲，著於漢律的附籍年齡被推遲到23歲。

輕刑慎罰。秦代法律的嚴酷直接引發了秦末農民起義，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的舉動正是為了減輕刑罰，然而在漢初很長時期內，由於政治的多變，完整的法律並未確立。到漢文帝時方才設立完整的漢律，其指導思想仍延續劉邦的舉措，以減輕刑罰為主。相對於秦代法律，漢律具有以下特點:（1）秦代罪人，一旦被判為劣等民如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即為終身制，一生服役而無解脫之日。漢文帝新律廢除這一條文，規定服刑期限依據犯罪情節輕重；罪人服刑期滿以後，免為庶人，即獲得平民待遇。（2）廢除了秦律中連坐這一極不合理的規定。（3）廢除秦律肉刑，而改用笞刑。秦代肉刑有黥、劓、刖、宮四種，漢文帝下詔廢除，肉刑為笞刑取代，減輕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到景帝時又進一步減輕了刑罰。後兩項的改革在此後雖然並未得到嚴格執行，但文帝時期官吏在執法斷獄過程中，均採取從輕發落的精神，執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漢代刑獄相對於秦朝頗為精簡拋棄了秦朝酷法的思想，使平民日常生活得到保障。

相對於漢高祖、惠帝、呂后時期，以及後來的漢武帝時代，文景兩代的軍事活動相對較少，與周邊少數民族的矛盾也極少訴諸武力，秉承黃老治國思想，以不妄興民力為出發點。呂后時，漢朝內亂，南越王趙佗乘機自立為帝，對周邊閩越、西甌、駱等民族展開攻勢，又僭越禮制，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西漢政治迴歸正軌，為了在不動用武力的情況下使南越臣服，其派陸賈再次出使，賜書趙佗，趙佗因此心悅誠服，撤去帝號，並廢除所有不符合禮制的體制，歸附漢王朝，使漢王朝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文帝后元二年，漢朝繼續堅持與匈奴的和親政策派遣宗室之女出嫁匈奴，此後匈奴雖有擾邊行為，卻一直沒有大規模侵犯漢朝邊境的行動，從總體上看基本保持了與匈奴的相安無事。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盛世，與文帝、景帝個人的勵精圖治息息相關。在經歷了秦末戰火，漢代國力尚處凋敝的情況下，他們從政治、經濟、法律、官制等諸多方面進行改革，這些都為漢朝國力的增強打下了堅實基礎。秦代以來一直設有“秘祝”之官，一旦出現災異，均歸罪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此官，並明確指出:皇帝要為百官的過錯負責，身體力行地貫徹了古代“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

躬行節儉的生活方式在這兩代皇帝期間得到貫徹。漢文帝私人生活極為節儉，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均在制度規定的範圍內不斷減省，而沒有絲毫新增，並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避免增添平民負擔。其後宮寵妃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這些固然是一些生活小節，但對社會風氣引領作用不可忽視。漢文帝曾試圖建造一座露臺，得知耗費大約相當於十戶中等家庭的財產時，遂打消了念頭。在文帝提倡儉約的引領下，國家的財政開支在維護正常運轉的前提下儘可能縮減，文武百官均在此風氣下貫徹節儉，不敢稍有僭越。這些生活小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及官僚群體的各個方面，由此引起對平民的臨時性徵發也降到了最低對社會的穩定，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文景兩代推行的上述一系列措施，使社會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國力不斷增強，政權的統治基礎也日趨穩固。農業的迅速發展促使糧食價格大幅度降低，史書上形容當時夜不閉戶、餘糧棲野固然是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的誇大，但人民生活相對此前和以後更為富足則是真實的。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間，由於社會穩定，在不遇災荒之年時，百姓富足，倉廩充盈，都城的太倉因年年糧食積壓，導致腐爛情況嚴重。

無可否認，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起到了很大的成效承漢初政治、社會動盪之餘，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復甦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因為文景之治的積累，漢朝國力迅速增強，到漢武帝即位以後，漢朝方能舉全國之力與在蓬勃發展的匈奴一較高低，最終將蒸蒸日上的匈奴國勢全面壓制下去，使其由盛轉衰解決了匈奴長期以來對漢王朝的威脅。可以沒有文景時期的文治即不存在漢武帝時期的軍事勝利。

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在歷史上被稱為“文景之治”，這段時期的歷史有兩個特點：一方面它是天下實現一統後第一次帶給了人民安定富足的穩定生活，使得萬眾一心，期間吏治清明，人們可以各司其職，邊境安穩，對外無戰事。在經過了暴秦十四年的壓迫和七年抗秦滅楚的戰亂後，全國的經濟文化首次得到了復興。另一方面在這個階段人們撫平了戰亂帶給的痛苦，家園得到了修繕，倉庫有了多餘的糧食，這是時代的進步，人們逐漸有了認同感和歸屬感，心裡堅定的認可了自己是一名漢朝的子民—漢人！

文帝可以說是一位相當勤勉敬業、有仁愛的君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了有連坐責任的刑法。對內在朝政上禮遇對待功勳老臣，善聽忠言，修改不合理的法律條文，把臣下的過錯歸咎於自己，他認為這是作為君主的德行修養還做的不夠好，並祭祀天地造福子民。對外與匈奴修好，用自己仁義寬厚的胸懷至信與南越王趙佗，嚴辭誠懇真切的勸慰使得放棄了稱帝的做法。對於人民他鼓勵耕種養殖，親自下地耕種為萬民做表率，實行獎勵免稅、朝廷資助的辦法吸引人們自願到邊垂生活戌守疆土以防匈奴。宮內上下勤儉樸素，一切用度自給自足，皇后種桑養蠶，文帝自己穿的是粗紗布衣。又立遺言囑咐霸陵的用品全以瓦器為主，不搞鋪張浪費，服喪期間廢除禁止民間飲酒宴請的規定。

景帝繼承了前朝的傳統，勵精圖治，在原來刑法的基礎上更改了笞刑的數量，使犯法的人既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又不至於喪命或變成傷殘，對於犯罪能有悔改之心的人能給予適當的變通。實行對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使各級官員做到執政為民，廉潔奉公。在吳楚之亂期間那些受到蠱惑和逃跑投降的人一律免責。吳楚之亂的平定消除了諸侯王對朝廷的潛在威脅，鞏固了皇帝的絕對權利。

文景之治的開創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力，攝服了四夷，收攏了人心，為即將到來的武帝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後世作出了榜樣。

文景之治，是一種歷史現象，剛建立一個王朝。前面經歷過戰爭，人民貧瘠，只需無為而治，老百姓為了生存會自己想辦法發展經濟，當官的也多為歷史見證者，比較務實。隨著財富與權力的矛盾矛出現。高熱量的東西吃多了。人慢慢在安逸中脫離現實。而出現矛盾，文景之治，包括後來的唐，宋，元，明，清，都這樣從第一個皇帝至三，四個皇帝，剛建立的前段很好，慢慢減弱至消亡，這裡有一個物質大量擁有後量變方向，如同跨一個坎，跨過去就對了。跨得不對，或自己不知有這麼一個坎就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