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偉大的史學家

正是基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則，孔子精心對古代文獻資料進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詩》《書》《禮》《樂》《易》等文化典籍——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資料之一就有《古文尚書》，孔氏家族使得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流傳。

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資料，仰賴於孔子悉心考據和整理。今天我們研究春秋歷史乃至更早一些的歷史，都可以從孔子所述的《春秋》和相關的《左傳》中找到線索。可以說，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焚書”和項羽的火燒咸陽，經過孔子整理而留存下來的史料應該會更豐富。

司馬遷對孔子在史學上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史記·年表第一：三代世表》序言是這樣說明的：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之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在《史記·年表第二：十二諸侯》中司馬遷對孔子的史學貢獻又一次予以稱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甚至司馬遷“譜十二諸侯”，都以孔子為界——“自共和訖孔子”。　

雖然《史記》這些內容不可全信，但孔子以個人之力大量蒐集整理歷史文獻資料的事是毋庸置疑的。

在通釋《論語》的前後，我通讀了《春秋左氏傳》。可以說《春秋左氏傳》的內容我看明白了，但對所謂的“春秋”概念所指卻一直搞不清。一般認為《春秋左氏傳》所列的“經”才是《春秋》。但實際上這“經”簡略得不能再簡略了，有的只標了諸如“夏四月”“秋七月”字樣，後面沒記錄任何事件。“經”的文字並不多，可整理的內容極少，無非是排排序，不可能耗費孔子很多精力，倒是《春秋左氏傳》的文字筆法值得稱道，對部分歷史事件解釋評論的內容極具特色。如果說孔子僅僅摳了諸如“天王狩於河陽”幾個字眼，就算修《春秋》了，實在讓人難以理解。而實際上，讀《春秋左氏傳》明顯可見孔子“加工”過的痕跡。試舉幾例：

《左傳·文公二年》在記載魯國“大事於大廟，躋僖公”的事後加了孔子的評論：“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姑且不論孔子對臧文仲的評價是否準確；就這個內容看，它顯然是後加入的內容。因為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二年，這個被“評論”的事件比孔子出生還早七十五年。

如果說這些都是左丘明記錄的，他是從哪裡獲得這些資料的呢！他為什麼要刻意加入這些內容呢！這些顯然都是孔子為之。 查《春秋左氏傳》中有二十八年三十一個歷史事件涉及孔子的記錄，分別以“孔丘 ”“仲尼”“孔子”來稱呼。其中以“孔丘”出現四處十次，孔子自稱“丘”三次，以“孔子”出現共兩次，以“仲尼”出現共二十七處三十四次，以“尼父”稱之一次。涉及孔子參與的歷史事件，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禮”轉述他人的話裡用的是“孔丘”，議論敘述用的是“仲尼”；哀公十四年孔子請伐齊的記載“孔丘”“孔子”都用了。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全用的“孔丘”，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用的是“孔丘”，定公十二年“墮三都”的記錄全用的是“仲尼”。用“仲尼”的口吻直接評論歷史事件二十一處，以“孔子”評價一處，在敘述歷史人物中刻意補敘的內容兩處，透過事件中人物轉述“孔丘”一處。孔子評論的歷史事件，有在孔子出生前發生的，有發生在孔子歷世之前的，也有發生於孔子當世的。關於孔子逝世的記錄，更非“左丘明”記錄，顯然是孔氏門人所為。

所謂《左傳》對諸如為什麼要記載為“天王狩於河陽”所做的解釋恰恰是孔子的意思。所以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子修“春秋”，不單單是修“經”，他還參與了所謂的《春秋左氏傳》的編集整理，或者說孔子修的“經”包括《春秋左氏傳》。孔子停止修《春秋》後，他的門人繼續了此後對《春秋左氏傳》的整理編集，否則《春秋左氏傳》不可能把孔子的逝世當作記錄的重點。

那麼，又怎樣理解《春秋左氏傳》出自魯國史官“左丘明”之手呢？《論語》確實提到了“左丘明”這個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第25章）從《論語》這段話的口氣推斷，孔子以左丘明的判斷標準來比較自己的態度，流露出對左丘明的敬重，左丘明不可能晚於孔子。從孔子這裡對左丘明認同的口氣判斷，極有可能孔子所修《春秋》依據的資料就是左丘明一脈傳承下來的，或者是左丘明提供的。孔子不但修了《春秋》，還續寫和補充了《左傳》。《史記·年表第二：十二諸侯》的序中司馬遷確實提到過左丘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如果從司馬遷這些話推斷，左丘明應該稍晚於孔子。但司馬遷的這些話與《論語》中孔子提到左丘明時的語言態度是有矛盾的，不知道司馬遷是從哪裡獲得這些關於左丘明的資訊的。總之，這個矛盾讓人無所適從。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學內容，其中的“文”就是歷史文獻。孔子一方面整理歷史文獻，一方面又在積極傳播歷史文化。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斷地豐富自己，成就了廣博的學識，《史記·孔子世家》記錄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關於“墳羊”的考辨，對吳國使者關於“骨節專車”的解釋，對“有隼集於陳廷而死”，關於“楛矢”的推測，對“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獲之麟的辨識，都顯示出了他豐富的歷史學識。

人們在概括孔子功績時，對他的稱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為史學家對後世的卓越貢獻。作為史學家，孔子的貢獻不亞於後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與司馬遷相媲美。試想，司馬遷是國家專職史官，有相應的資料來源渠道，而且可以透過“行政”手段獲取一些想得到的資料，孔子沒有“行政”上的支援，所有資料全靠“個人行為”收集，包括他刪重就簡整理《詩經》，也要從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來。

簡而言之孔子觀史記舊聞，整理編定了《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春秋》簡要記載禮制、王道、人事，因簡略孔子口傳弟子。魯君子左丘明怕弟子們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意增加刪改使其史實失真，於是按照孔子的史記及議論作《左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西周春秋時期是史學的發起時期，當時各國史籍統稱為《春秋》。

相傳孔子修史把各國史籍彙總，以魯史為主，兼及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史，編定了中國第一部編年史《春秋》。《春秋》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經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魯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間的歷史事件。

《春秋》是極簡史，記事格外簡練。王安石譏之為“斷爛朝報”。《春秋》所記之事，少則一事一字，多則不過一事四十多字，無法使讀者瞭解歷史事件的全貌。例如“鄭伯克段於鄢”，整個事件只有這六個字。《左傳》則為其作解“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有了這樣的解釋才明白這句話裡的深刻含意，及其遣辭用語的特殊之處。《春秋》正因為惜字如金，用詞格外講究，所以稱為“春秋筆法”、“大義微言”。

孔子削舊史作《春秋》，後來又口授給弟子。後者多有為《春秋》作注者。孔子以為《春秋》屬商。卜商，是子夏的名字。孔子門徒中傳經最得力的就是子夏。後世儒家以此為《公羊傳》源於子夏。

《春秋》諸傳中《公羊傳》最早流傳於世。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先秦時傳播《公羊傳》的都在公羊一門之內。到了漢景帝時，公羊壽和弟子胡毋生將其書於竹帛。先秦時的儒家孟子、荀子都善言《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