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人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這個你不能單獨拿來分析，必須把文官集團當成一個整體來看，此時的儒學發展在明末已經走進了死衚衕，急需一場思想上變革，但是這場混亂引發引發的震動太大，大到讓明朝付不起這個代價。

晚明時期出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小高峰，其劇烈程度甚至被有小百家爭鳴之稱，也被稱為晚明思潮。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和內閣制的成型，讓明朝文官集團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勢力最龐大的文官，各種勢力盤根錯節。而儒學也在這個時候走到了一個死衚衕。

儒學發展到頂峰是一種什麼情況呢？盛產兩種人，一種是不通時務的書呆子，一種奸詐狡猾的偽君子。因為儒學最注重的是規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禮。這就很容易產生形式主義，這樣有兩種人被推選了出來，一種善於利用規矩的人，一種被當成規矩典範的人。而明朝文官集團恰恰就是這兩種人的天下。

老子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老子的意思並不是禮是亂的根源，老子的意思是禮是一個社會的最低標準，如果禮都崩了，那就天下大亂了。那老子的高標準是啥呢，老子認為

而孔子把禮當成了一個最高標準，老子太理想，而孔子太現實。老子的思想太自由寬泛，不好管理。孔子的思想太刻板，孔子認為只要立好了規矩，大家都安安份份的遵守就好了。但是呢，規矩不但是死的，它不會隨著時代進步，而且它本身或許就未必是對的。當儒學發展到死衚衕，就盛產兩種人，一種是死守規矩的人，一種是看著死守規矩的人。

明朝的文官集團的特點就是這兩種人，可怕的是這兩種人還掌握了權力。例如死守規矩的劉宗周被稱為明朝最後一位大儒，實際上我認為劉宗周是中國最後一位大儒。他固然高風亮節，安貧樂道，在明朝滅亡之際，他絕食殉國。但是在崇禎登基，清除閹黨後，劉宗周因為聲望被推舉出來，他深負天下之望，卻給崇禎提的建議是“行堯舜之道”，崇禎差點沒氣死。在狼煙四起之時，他卻反對崇禎用湯若望製造火器。

有死守規矩的當然也有利用規矩為自己謀私利的，他們口裡喊著什麼忠臣孝子，實際上也就是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牌坊是博取權力的籌碼，而權力是搜刮財富的工具。但是你要說東林黨人提倡求真務實，反對浮誇風氣，這不得不說也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你以為他們這樣說就一定真的做實事嗎？未必。他們提到:“士農工商，生民之本”應該一視同仁，但是卻用這個口號反對對商人收稅，甚至連海關稅，鹽稅，茶稅，採礦稅都免了。

現在問題來了，商人地位提高了，他們本來就富，還不對他們收稅。那隻能盤剝農民。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怪到他們頭上，絕對不冤枉他們。他們口中喊著忠孝，但是清軍一到，他們先投降了一大堆，東林黨的魁首錢謙益就是一個代表。

但是你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既然儒學到了死衚衕，那就有不甘心走死的人，他們提出了很多思想，也非常具有進步性，例如黃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而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東林黨人提出:“務實，祛除繁文縟節，士農工商，一視同仁”，這些都是對儒家不合時宜的地方進行了批判。

而泰州學派則可以說是，人文思想的啟蒙。他們甚至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還對男尊女卑的思想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人分男女，見識也分男女嗎？把見識分為長短是可以的，男人見識都長，女人見識都短是不可以的？”他們講學招收女弟子，還提倡自由婚姻。他們提倡天下為公。

這個時代的思想是中國繼百家爭鳴後最活躍的一次，但是歷史並沒有給他們發展出新思想的機會，在清兵南下後，一切都化為了泡影。清朝大興文字獄，對思想的禁錮，為歷代之最。文學作品有，但是人文思想一點也無。除了清末時期被西方打醒睜開眼看世界的人，完全是腦袋埋進沙土裡扮鴕鳥。清代唯一發展的就是一頭鑽進古書堆裡的“乾嘉學派”。被魏源指責為“錮天下之智慧，盡無用之一途”。

因為這裡的有些人都是地攤文學愛好者，什麼東林是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人，你讓他具體說說到底是代言哪一個大地主大商人，基本沒一個能說點乾貨。什麼東林反對徵收商稅，你讓他拿出史料依據，沒一個能拿的出證據。除了喋喋不休重複再重複缺拿不出任何一點證據，你說這個有些人是不是弱智？實際上在明末反對徵收商稅的恰恰就是魏公公為代表的閹黨，《度支奏議》：該臣等看得，潼關一路為秦晉要途，龍車一寨當秦楚要害，商賈輻輳，貨物鱗集孔道，便於營息，榷稅易於取盈，稅課大使額設已久，歷數十年民不稱厲。天啟七年，偶緣崔魏擅權，市恩商賈，致令潼關、咸陽、大慶、慶陽、鳳翔、漢中、臨洮、西安、三原之間一切報罷，而商賈熙攘之餘，不用以佐國家之匱乏，亦大失算矣。看到嗎，這裡罷免商稅的崔魏就是指崔呈秀魏忠賢閹黨領袖。反而堅持徵收商稅的恰恰就是地攤們嘴裡的東林，天啟二年七月二十六

巡撫天津李邦華奏：今天下所最重最急最難措手者莫如遼事......臣所目擊鳳泗穎亳之間，彌望廣野，無不可耕，是藨是蔉必有豐年，臣常欲請以自效，謂宜專責，設道以董其役，徐觀厥成或疑荒地開墾，三歲始穫，軍餉脫巾，將安取給，則臣謂可濟然眉而代加派者，莫若復商稅。看到嗎，這裡要求徵收商稅的李邦華就是的的確確的東林黨。

所以說提問中的有些人完完全全就是群不學無術的地攤文學愛好者。

沒有底線的是魏忠賢，是閹黨！

清流東林一直潔身自好，他們或許傲嬌，或許清談，但他們一直為大明中興而努力。

天啟帝之所以能順利登上皇位，與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劉一燝、周嘉謨等正直官員的支援有很大關係。因此，天啟帝即位後，對東林黨人非常信任。在天啟帝在位前期，東林黨在朝野中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許多在萬曆朝被排斥出朝廷的正直官員都被陸續召回，如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王之寀、喬允升、葉向高等。這些東林黨人返回朝廷後，受到天啟帝的重用，很多人都被安排到重要崗位。比如內閣首輔是劉一燝，吏部尚書是周嘉謨，左都御史是趙南星等。

東林黨人掌握了朝廷大權後，開始對國家大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天啟朝前期的政治生態朝著清明的方向發展。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整頓整治，澄清銓政。

二、整飭邊防，犒賞士卒。

三、輕徭薄賦，與民休養。

雖然東林黨人採取了一系列正面、積極的措施，但由於國家弊政非短時期內能解決，因此，總體來講，當時的政治改良、收效甚微。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林黨人堅持的“正邪之爭”，導致他們把過多的精力都牽涉到無休止的黨爭之中，黨爭的核心就是圍繞萬曆和泰昌兩朝的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東林黨自視正直、清高，採取“非我異類，其心必異”的態度對牽扯到三大案中的官員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想達到除惡務盡，斬草除根的目的。這樣一來，明朝末年的黨爭更加激烈，雙方都沒有精力去顧及國計民生，把大把的時間都花在黨爭上面，致使國事更加不可為。當時的東林黨在朝廷內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假如他們能手下留情，對政敵採取緩和、寬容的態度，明末的黨爭或許會暫時趨於平和，畢竟東林黨掌握著朝廷中樞，他們不主動發難，誰也不可能會主動招惹他們。因此，我認為天啟朝的黨爭在經過萬曆帝后進入另一個高峰，東林黨人難辭其咎。

天啟朝東林黨人制造的黨爭給明朝政局造成的另一個惡果，就是以魏忠賢的閹黨興起。一般我們認為魏忠賢是在天啟帝即位後就形成了規模，其實是錯誤的。閹黨真正興起的時間是在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以後的事，天啟帝看到黨爭愈演愈烈，對以正直官員組成的東林黨人逐漸感到失望，開始轉而信任宦官集團組成的閹黨。嚴格來講，東林黨人無休止的黨爭，給了魏忠賢崛起的機會。

明朝滅亡後，南方勢力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權，黨爭的問題仍然繼續蔓延。而東林黨人的無底線在此時體現的更加淋漓盡致。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是個奇怪的存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出仕以來從來沒有什麼像樣的業績，而是以講學結社，高談闊論，犯顏直諫聞名天下，然後自封為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們掌權，即可天下太平，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東林黨人關注的焦點不是如何共赴國難，而是在殘存的半壁江山內利用爭黨爭奪最高權力，大大消耗了南明的國力。

明末清初著名抗清領袖夏允彝曾說對東林黨人批評道：“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東林黨領袖黃宗羲反駁道：“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這種提不出實際措施，但又不願承認自己無能的作法，只能以“親君子遠小人”為自己開脫。然而，這種泛泛空談當然是沒有一點實際作用的。